由李翰样执导的电视影片《火龙》，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开镜，轻松到拍了两个镜头之后，女主角潘虹叫副导演周七月去问李翰祥：「摄影机里究竟装没装胶片？」
早晨，李翰祥来到溥仪故居的拍摄现场，已在场等候的梁家辉便走上前去说道：「我的头套今天还没做好！」李导演说：「溥仪没有白头发！昨天晚上李淑贤特别叮嘱过我，你现在的黑发就很好嘛！」
潘虹慢步走到李翰祥跟前，告诉他现有的几套服装都不合适。李导演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的穿着，道：「你自己这件上衣就蛮好。」接着扯下自己脖子上的丝围巾儿，递给她说：「戴上这个，准保挺精神！」
由于是开拍之初，不免缺这少那。李翰祥即刻派车从他在北京的新居里拉来了地毯、窗纱、茶几、甚至一匹唐三彩马。但见他左呼右唤，奔前跑后，等到一声「开拍」令下，拍摄现场已基本秩序井然了。
开拍的第一场戏，是婚后的李淑贤下班回家，在大门口即发现厨房中烟雾弥漫。她冲进去一看，原来是溥仪正在「生火」做饭，由于笨手笨脚，炉子不冒火苗只冒烟。
正式拍摄时，摄制组七八个人，在一间小厨房里，「造烟器」是一只真火炉，生着火后在炉口塞一块破布。片刻之间，房子里烟已浓得连人都看不清。潘虹从房外跑来推开门，刚一伸头，就被呛得直咳嗽。这个镜头拍了三四次，待屋里的人走出来后，副导演周七月笑着边揉眼睛边说：「我们都快成烤鸭了！」
李翰祥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擦擦眼角，便向记者讲起《火龙》的故事：在一间医院的病房里，溥仪病危卧床，待李淑贤奔去叫大夫时，他已与世长辞。一条白被单蒙在他身上，在火葬场里，他被火化了。就在那熊熊的烈焰里推出片头字幕《火龙》……
「我准备拍一部格调轻松的片子，把溥仪塑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的后半生活中，摘取一串欢乐的浪花，让观众在欢笑中喜爱这个人物。待他有了一个悲剧的结局，人们便会回味、深省，会说：噢，原来如此！」李翰祥谈起《火龙》，总是神彩飞扬。由于忙于工作，他一直到下午四点还没顾上吃午饭，依旧兴致勃勃地跑进跑出，定机位、找角度、给演员们说戏。「你要这样笑。」李翰祥告诉潘虹：「进门看见溥仪生炉子没有生着自己却抹了个花脸，原以为失火的紧张心情放松了，随即嘘了一口气。突然觉得刚才跑得太狼狈，看他那样子也实在逗人，于是——哈，哈哈——，哈哈哈哈。」李翰祥笑得弯了腰，双手还拍了一下大腿。潘虹笑了，却是被李导演的姿势逗笑的。她道：「我笑得不好看，还从来没这样大笑过。」话虽如此，她静静体味后，在正式拍摄时，只见她在推开的门口静立了一刹那，整个身子像绷紧的弦突然变松了，顺势靠在门框上轻轻摇了摇头，随即笑了，浅笑、无奈的笑、轻笑，接着爆出一阵大笑。（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李翰祥又叫李黑。他在一篇文章中借姜南的口形容自己说：“李翰祥，你黑咕隆咚的，拍黑白片正好。”
那是三十年前他头一回拍电影，担任大配角，在化妆的时候得到的评语。
当年演大配角的李翰祥，今日却是一位拍了一百多部电影，得过无数次奖的名导演。
李翰祥初从上海到香港时前途茫茫，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夜里，连饭也没得吃。于是他借了纸、笔、画夹子去当“街头画家”。这“街头画家”的工作使他得了“阻街”的罪名。在香港“阻街”一律罚二十大元，李翰祥没钱交罚款，坐监七天。
李翰祥拍电影到底是主张慢工出细货呢，还是拍得又快又好？
他说：“大陆过去有个口头禅叫‘多快好省’。我认为这是对的。一部电影如果拍得太慢，一定坏得多。作为一个导演，这么多年我没有墨守成规，我有我个人的风格。我拍《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没有人拍过。而且我拍得不慢，拍得不费钱。”
上述的两部大片李翰祥在十个月之内完成。他说：“这样大的两部戏，这样多人，每一个镜头，每一天我要用九百多人以上，差不多用足了一百天，我就把它控制好，当然事先要有周密的计划。”
那么，李翰祥是怎样选演员的呢？他说：“我着重演员的气质、外型和他个人的修养。选演员的时候我凭剧中人的角色去选，我不去看他的眼他的嘴，有很多人眼睛不大但很会演戏。我凭感觉把演员分类，像《三国演义》的张飞、《水浒传》的李逵，都是一类型的。”
李翰祥离开台湾到大陆拍戏。他说：“对政治来讲，我爱国，但是我不左不右，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们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选择。”（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台湾《经济日报》文章】题：阿拉伯的虔诚信徒（作者：刘威驿、陈启明）笔者这次赴沙特阿拉伯，恰巧碰上了朝圣期，看到了回教世界最虔诚、狂热的场面。
今年为回历一四○五年，而朝圣期则为公历的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九日。
全球各地回教徒于此期间拥到麦加朝圣（总人数在百万人以上），以完成其一生至少到麦加朝圣一次的愿望。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接待这批临时增加的一百多万朝圣客，特别在吉达及麦加两地郊区搭了大量帐篷。一眼看上去，都是密密麻麻的帐篷和身披白长袍、种族和肤色各异的朝圣客，他们来自中东、北非各回教国家，东南亚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甚至连苏俄及我国新疆也有回教徒设法来此朝圣。
朝圣客在朝圣期间，斋戒沐浴，以清心寡欲。不分贫富和身份高低，男性一律身披简朴的白布袍，女性则披黑色纱布，以示在真神安拉面前众生一律平等。沙国各电视台，每天现场转播几十万人在古兰经声浪中跪拜、触摸及亲吻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盛大场面。每一名朝圣客的面孔都流露出无比的虔诚、庄肃的表情。圣地麦加距吉达约六十公里，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通麦地那、利雅得和塔伊夫等大城市。另一圣地麦地那则距吉达约七百公里。
回教徒不管身处何地，每天都要朝圣地麦加的方向祷拜五次。
由于要朝同一方向祷拜，所以每天每一地方的祷拜时间都不一样。
在跪拜时刻，沙国所有街道、商店、机关，一律掩上大门，停止工作，直到祷拜完毕才开门工作。假如有人敢例外，不但警察干涉，邻居及行人都会交相指责。此时，守候在门外的外国人或非回教徒，只有袖手旁观，静候他们祷拜完毕。
每次祷拜时间约三十分钟，有三个人以上则由其中一人充当祭司，诵念古兰经及指挥大家跪拜动作。礼拜堂中，则更是满地挤满人，列队跪拜。公车在郊外行驶途中，也按计算好的时间，由司机领队下车跪拜。
【以色列《晚报》刊登对达赖访问记】题：山村佛地（作者：罗恩·阿尔卡莱）
达兰萨拉和西藏首府拉萨无法相比。这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僻陋的小山村，座落在喜玛拉雅山麓下的一条峡谷中。这里与拉萨隔着崇山峻岭，多少年来，这些天然屏障象城墙一样把外国人阻隔在外。有几千名西藏人流落到这个偏远的小村庄，象这样的流亡群体在印度还有很多，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向往世界屋脊的那块故土。
鳞次栉比的茅舍建在山坡上。三条平行的街道穿过村中心，寺庙和达赖的宫殿就建在这里。自从西方游客发现达兰萨拉以来，这里的许多商店和客栈就应运而生。有几家商店专售纪念品，当地西藏人手工制作的各种毯子和银器，还有从西藏走私出来的各种工艺品在这里最受欢迎。
虽说达兰萨拉是一个穷山僻壤，但有一种魅力吸引着不游少客。他们迢迢千里来到这里，花钱订下房间或者整幢房子，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游客中有热衷冒险的青年人、浪迹世界的流浪汉、“嬉皮士”，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也有一些西方人是正正经经来求佛的，他们想逃避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到这里探求人的本性，借助佛教的精神和神秘的东方教义来发现自我。开始他们要端庄地坐在那里沉思冥想，忏悔以往，净化灵魂，最后披上袈裟，剃度受戒，或者在寺庙供职，或者走街串巷，手里摆弄着念珠法轮之类的东西，据说这样可以摆脱世俗的欲念。
达赖喇嘛致力于维护他的流亡社团。许多西藏人居住的地区逐步发展成了农业定居点，建立了工业和手工业作坊。
达兰萨拉的这座寺庙很简陋，只能供养为数不多的喇嘛。
世俗的节日规模很小，几乎是象征性的。一些习俗已经消失，例如很难找到多妻或多夫的家庭。
人死后按印度的习惯实行火葬，而不是按西藏的风俗把尸体肢解后喂兀鹰。
达赖喇嘛遵循古老的传统，但对西方世界是开放的。他建立了一个图书馆，里边收藏的全是有关西藏和佛教的英文书籍，专供那些对西藏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研究之用。
达赖喇嘛说：“我们的确希望有朝一日流落异乡的西藏难民能够全部返回故土。但是他们已在异乡扎下了根，而且有了第二代、第三代。这些后代更了解的是印度而不是西藏。如果再拖很长时间，那么这种联系或许只是文化上的而不再是民族上的了。这些问题只有时间能作出回答。”
【香港《快报》文章】题：访北京宋庆龄故居（作者：曾慧燕）“宋庆龄故居”座落在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是一个颇佳的风景点。
我作为赴京采访中英会谈的香港记者，先后两次瞻仰了“宋庆龄故居”。除了得以缅怀国父国母的丰功伟绩外，更可游览“故居”内的秀丽景色。
“宋庆龄故居”附近的环境十分幽静。它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庭院，门前垂柳青青万千条，朱漆大门上，悬着一幅黑底金字大匾，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
入门右侧，葡萄架下的一块大理石上刻着故居简介。
这里原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父亲醇亲王载澧的府邸，即摄政王府花园。
我沿着小径到达故居的主楼，也就是宋庆龄生前起居之处，即“生平展览第一室”。这里原为宋庆龄的大客厅，题额为“濠梁乐趣”。跟着是“第二室”，原为大餐厅，题额为“畅襟斋”。宋庆龄生前曾在这里会见及宴请来自世界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在这两个大厅内，展出了她生平的历史照片三百四十六幅和三百六十八件实物，不但再现了这位“人中之杰，女中之杰”光辉灿烂的一生，也真实地纪录了她自本世纪初开始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的历程。
参观完展览厅部分，继而步入中院，来到宋庆龄的起居室部分，这里的摆设据说仍保持着她生前居住时的原状。这里有小客厅、小餐厅、理疗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像前供奉着鲜花。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走进卧室，迎面的一张普通办公桌上放着她日用的书籍、文件、钢笔和老花眼镜。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她与工作人员合绣的象征吉祥和幸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床的两边柜上，一边嵌着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墨宝，一边摆着她一九二七年访苏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简朴的卧室、不成套的家具、普通的写字台、陈旧的打字机、巨大的书架，给人的印象是“伟大山自平凡”。
穿过卧室的东门，便是宋庆龄的书房。这里陈列着她珍爱的极为丰富的藏书，不愧出身于书香之家，望族之门。据说，宋庆龄虽然荣居高位，但作风朴素，平易近人。饮食从不拣择，一般是二菜一汤，早餐则吃些点心。她喜欢穿的一件背心，是阿姨用二十六块碎布拼缝而成的。一位叫李燕娥的妇女在她身边工作几十年，两人结下深厚感情，亲如姐妹。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一再嘱咐要把她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走出主楼，可看到秀丽的南湖，该湖畔的鸽子房也是参观的一个内容。那里饲养着近百只鸽子，是宋庆龄生前的宠物。因为孙中山生前甚喜鸽子，而且洁白的飞鸽是和平的象征。所以她在孙中山逝世后，仍坚持养鸽。隔着南湖，有一组古老的建筑与主楼相对。那是原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和东边假山上的扇亭。故居的纪念品部就设在南楼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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