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十年前，苏联国际情报员里哈德·左尔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孙子）同他的合作者日本作家尾崎秀实一起在东京被处决。左尔格的女助手露特·维尔纳迄今健在，不久前她讲述了二次大战期间她在中国、波兰和瑞士的情报活动。现据苏联《红星报》刊登的文章编译如下：一、上海
里哈德·左尔格化名拉姆扎伊，露特化名索尼娅。她在中国、波兰和瑞士活动时一直使用这个化名。
早在二十年代，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露特还是一个年青的柏林姑娘时，就同情苏联，参加过柏林工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
她第一次会见左尔格是一九三○年夏季在上海，当时她跟她丈夫、建筑师罗尔夫·维尔纳从德国到上海谋生。
一天傍晚，维尔纳夫妇寓所的门开了，进来一位高个儿的男子，，一张开朗的脸上已经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浓密的卷发下有一对漂亮的蓝眼睛。这就是左尔格，他对露特讲了情报工作的责任和危险，并说现在回绝还来得及。露特考虑了一会儿，坚持要参加这项危险而光荣的工作。
左尔格跟露特详细地讨论如何在露特的房间里安排同左尔格需要见的人会面。她只要提供房间，无须参与谈话。
头一次会面顺利完成。当时维尔纳夫妇并无自己的寓所，而是住在同乡——一家德国康采恩的代表家里。虽说同乡对他们很友好，但地下工作需要绝对保密，无论丈夫、房东，还是仆人都不应知道来找她的人是谁，是什么事。稍一疏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上海的巡捕房是以残忍出名的。间谍嫌疑犯往往被毒打至死，枭首示众。
好在露特的点子层出不穷。楼下有时举行酒会，露特招待远行归来的朋
友，有时灯红酒绿，人群双双起舞，而左尔格却在二层会见同志。但是时间一长，露特觉得这样容易引起旁人怀疑。她在跟一位美国商人的妻子聊天时偶然得到了启发。后者说起：“一次我和丈夫到上海郊区玩，一个农民听说我丈夫在上海住了三十年只会讲三句中国话就说：‘十年学一句中国话！’中国话是难学。”
对，学中文！在丈夫和亲朋的鼓励下，露特就坐下来学中文了。左尔格需要的人以中文教员的身份到露特这儿来，有的公开露面，有的则看信号，在夜幕掩护下前来。在这些人中有苏联红军政委、通晓六国语言的保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与左尔格一起在东京被害的日本作家尾崎秀实，西班牙内战英雄克莱伯将军……露特还记得有一位年青漂亮的中国姑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因为她嫁给了工人而把她赶出家门……
一天，左尔格突然来电话：“再见，我要离开这儿了。记住，这仅仅是开始，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时刻警惕。”
后来，当露特被召到莫斯科时，中央告诉她，左尔格对她评价极高。两年来，左尔格在露特的房间里进行了无数次接头。
在维尔纳夫妇的衣柜里，他的备用电台装在小皮箱内藏了两年，许多中国爱国者和外国革命者在露特房间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露特还主动帮他了解和分析舆论。二、沈阳
露特乘了三星期火车，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回上海。今后的工作是报务员。
露特是跟一个老练的侦察员恩斯特一起从莫斯科回中国的，后者是这个二人小组的领导。她要跟留在上海的丈夫暂别，带了小儿子到沈阳，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满洲工作。
她和恩斯特住在沈阳的大和旅社，房费不贵。他们的身份是上海一家兼营打字机的小书店的商务代表，不可能住豪华旅馆。他们刚进旅社，就被便衣盯上了。在进城办事前，他们故意漫不经心地把名片、证件和商品说明书放在客房内显眼的地方：天很热，省得可怜的密探满头大汗地乱找。
露特在心里这样说：“你好啊，中国！喜的是又见到你了，悲的是你比过去更满目疮痍。”她原以为上海滩已是贫穷的极限，谁想到日本人占领下的沈阳更可怕。她不止一次地想起情报中心领导人对她的嘱托：“中国人处于苦难中，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当象兄弟那样帮助他们。”
对，要帮助那些在地下进行斗争的人，帮助缺乏经验、缺少武器的抗日游击队。
恩斯特和她带去的电台就是中国爱国者同苏联朋友的联络工具，是由点和线搭成的桥。
露特每局两次通过中继站往中心发报。如果不巧干扰严重，往往要重发好几次，这样就会冒更大的风险，日本人的探向仪时刻在“猎取”电台。
敌军团部被炸、军列出轨、火车站上敌军被歼……中国游击队越战越勇。
不久，中央电示恩斯特和露特：“速离沈阳去北京……”
新的征途，新的任务……
（上）
【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十六日文章】题：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一家公司搜集日本情报
经中央情报局批准用五万五千美元行贿，搞到世界上最快的单轨铁路系统——日本的地面高速运输工具所使用的秘密技术图纸。在过去五年里，日本人一直在试验这种技术。
这只不过是中央情报局暗中获取太平洋地区技术和贸易秘密的一项计划。这是罗纳德·里瓦尔德提出的，他负责夏威夷投资公司，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据里瓦尔德称他的公司从日本航空开发委员会秘书长的办公室里搞到了地面高速运输工具图。他还奉命搜集有关日本贸易顺差计划、工业出口限制和汽车出口指标的情报。根据这些文件，他还受命掌握重要官员的影响和谈判风格……。
里瓦尔德交出了中央情报局对“……它要了解的某个国家情况”的一些指示。
里瓦尔德说，中央情报局在香港的兴趣是鼓励外国投资商在这个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共产党人之前，把资金转移到美国。
克格勃在关于奥列格·比托夫的宣传战中打了胜仗，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苏联的叛逃者在西方呆了一年后，又返回莫斯科。
首开得分纪录的是英国人。去年九月，比托夫在威尼斯与英国人接触，表示要叛逃。
比托夫从未被视为重要的猎获物。因为有人认为，比托夫不可能接触到克格勃的机密材料。然而，作为一个重要出版物《文学报》的文学编辑，比托夫不仅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还能提供饶有趣味的低档情报。
一个提供消息的人士说：「他的价值在于他能帮助勾画图像。他在莫斯科与社会各界联系广泛。因此他知道谁要升迁，谁要被贬谪，谁与谁姘居，谁对工作不满。此类趣闻轶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价值。」
第二轮得分的仍然是英国人。他们盘问比托夫后，通过路透社发表了一个声明。比托夫在声明中陈述了叛逃理由——苏联新领导人的政治倾向，特别是苏联击落南朝鲜客机的行为。比托夫在英国的朋友们说，该声明与事实相去甚远。其中一位说：「他在决定叛逃的说法中有自我表现的成分。
俄国人终于反败为胜。今年八月十六日，他们把比托夫弄回了莫斯科。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比托夫的返回是由于受到哄骗还是被绑架，抑或是他得知自己身患癌症，为了与朝思暮想的妻女共度余生，而决定返回故土。
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又大占上风。比托夫抛出了六个男女的姓名，声称他们都受雇于英国情报机关，并且给他提供过帮助。比托夫还公布了伦敦的两处「安全住所」地址以及两个紧急时使用的电话号码。
克格勃的这种报复方式屡见不鲜。一九七一年十月，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人员从伦敦被驱逐后，《消息报》就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访问记。曾长期打入英国情报机关的苏联间谍菲尔比点了二十个英国情报人员的名。比托夫指认哈特兰上校是处理叛逃者事宜的部门负责人，这是不对的。
在英国，凡有关叛逃的问题，都是由Ｍ１５（军事情报五处）的「Ｋ」分局下属的两个处，会同Ｍ１６（军事情报六处）共同处理。其中「Ｋ３」负责策动苏联公民充当间谍或叛逃。「Ｋ５」则负责对付华约国及中国的公民。「Ｋ５」下属的「Ｋ５Ｃ」负责对叛逃者的使用和安置。在上述部门供职的并无哈特兰上校其人。
比托夫暴露两处「安全住所」之举，并未给Ｍ１５带来任何损失，因为一个地址通常不可能多次使用。比托夫住过的两个公寓现已出租。有人说：「他抛出的是陈货。」
比托夫的前途尚不明朗。《文学报》第一副总编说，比托夫正在写有关此事的书。比托夫的党籍是个问题，因为他在国外失踪后，党籍就失效了。但是他还会继续在《文学报》工作。
随着比托夫重返莫斯科，人们在关注英国情报部门如何作答。一位白厅人士说：「这好比莫斯科扔给伦敦一只酸果，我们定要回敬。」（晓杨译自英《观察家报》）
华沙最有经验的反间谍人员透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四百三十一名英国特务在波兰被捕。
维斯洛茨基上校在纪念波兰秘密警察机构成立四十周年时非常详细地谈到了北约组织在波兰的间谍活动。
他说，一些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波兰人在政府实行大赦时投案自首。
他对《青年旗帜报》说，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敌对分子采用的工作形式和方法的有意义的情况……北约谍报机构许多职业受雇者的姓名、住址、空降点和通讯手段”。
在波兰秘密警察开展工作的四十年中，当局定罪的间谍有二千一百四十名，其中为美国工作的间谍七百一十三名，为英国工作的有四百九十一名，为法国工作的有二百一十九名，为西德工作的有二百零六名。（译自《泰晤士报》）
奥尼尔在游乐场里弹无虚发，枪枪中靶，得了一只活乌龟作奖品。他拿了乌龟就上啤酒摊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又回来打靶，依然百发百中。这次奖品是绒布狗熊。
奥尼尔问：「能不能跟上次一样，给我一只脆皮肉馅饼当酒菜？」
「格林律师，您的咨询要收多少钱？」
「回答两个问题收一百美元，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一个姑娘走进一家大公司的人事科问：「你们要女秘书吗？」
「我们倒很愿意录用您，小姐，可是眼下经济危机，没活儿干。」
「有没有活儿我倒不计较，只要有工资就行。」
电视在转播奥运会男子体操决赛。邻居敲门：
「能不能上你这儿看电视？」
「怎么，你家电视机坏了？」
「不，没那么严重，我家着火了。」
（译自苏联《鳄鱼》杂志）
据塔斯社报道，日本一家珠宝公司的职员在扔空箱子时，无意中把一只装珠宝的纸箱当空箱子扔进了垃圾堆。当天，一名卡车司机捡几个空箱子作家用，无意中捡走了这只“百宝箱”。一个月后才发现内有大把珍宝，司机将它全部送警察局。这批珍宝共值二十一万三千美元。
昨日本报四版刊登的《参考消息》专辑之七《〈蒋经国传〉与江南遇害》征订启事撤销，该期专辑订购工作停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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