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黎虽然仍被分裂、被占领，但国内已经变化的情况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可能性，但也隐藏着危险性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十三日电】题：黎巴嫩一九八三年前景（格扎维埃
·巴隆发自贝鲁特）
黎巴嫩怀着稍微多一点的希望和不那么逆来顺受的姿态，走近了一九八三年，它仍然被分裂，被占领，生存受到威胁。然而，国内和地区业已变化的情况，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对国家的统一隐藏着新的危险。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战争连续不断，鲜血染红了国土，国力消耗殆尽。一九八二年夏天，以色列举兵入侵，战争遂趋激烈，从根本上造成了一种新局面：以色列驻军不撤，占领黎三分之一的国土；外国军队已撤离贝鲁特，而贝卡平原东部和国家北部仍由叙利亚军队和巴勒斯坦战士驻守。
关于黎巴嫩的前途，一九八二年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全新的政治事件：一个是危机已从阿拉伯阵营转到西方阵营；一个是贝鲁特街道上的外国士兵不再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士兵，而是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士兵。
目前，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华盛顿。
另外，以色列利用其军事上的既成事实，要求黎巴嫩同以色列签署一个政治安全协定，以换取以军撤出黎巴嫩。对所有黎巴嫩领导人来说，全部问题就是估计国家在政党林立、教派平衡十分微妙的情况下能够接受什么，而不致冒分裂的危险，不致得罪周围阿拉伯国家。黎巴嫩有史以来就属于阿拉伯世界，今天它要生存下去，要兴旺发达起来，没有阿拉伯世界是不行的。
然而，八年战争表明，在不能实现持续进步的时候，国家的安全便得不到保障。由于合法地选举一位新总统，由于外国军队撤出贝鲁特，由于首都的重新统一而产生的生机，如果新的地区被占领者占领而得不到绥靖，就有消失的危险。
在以色列占领后，“社会进步党”的德鲁兹民兵和“黎巴嫩力量”（统一基督教民兵）在贝鲁特东南部山上发生的冲突，特别令人担忧，因为这个地区虽然不大，但历来是黎巴嫩紧张的晴雨表。
在这种变化莫测的气氛下，任何时候“只要有意挑衅一下”，就能使火药桶突然燃烧起来。
如果以色列军队不迅速撤走，黎巴嫩就要面临一个危险，这个危险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它同样是严重的，这就是：八年中惊人地稳定，有时甚至繁荣的经济，特别是黎镑，目前正在遭到从以色列汹涌而来的走私进口的破坏。
对于以色列从其占领区发动的这种经济战，黎巴嫩国完全无法对付。以色列的“倾销”给黎巴嫩的财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黎巴嫩的主要财源是捐税和关税。
为了走出这个死胡同，黎巴嫩领导人希望不要把黎巴嫩危机同三十五年来未得解决的近东冲突扯在一起。然而，贝鲁特人士越来越认为以色列正在企图把它撤出黎巴嫩同近东危机，特别是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的问题扯在一起。
以色列已拒绝九月一日的“里根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在“约旦合作”下争取被占领土“完全自治”，作为交换，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本地区的和平。
因此，贝鲁特人士担心以色列会千方百计，包括让黎巴嫩危机继续下去，来阻挠讨论“里根计划”。
黎巴嫩将不可能在完全解放之前重新统一，但将来也可能不会因为外国军队撤走而自动地重新统一。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负责人还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至于恢复繁荣——还是遥远的事情，这大部分取决于以色列撤走后的情况，以色列产品还将与黎巴嫩产品竞争吗？黎巴嫩经济将能利用贝鲁特港重新从同阿拉伯世界的贸易中捞到大量利润吗？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就这个问题刚刚提出了警告，他强调只有在以色列军队撤走后，黎巴嫩才能从阿拉伯国家得到重建国家所需要的经济援助。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十八日电】在巴黎抄收到的利比亚通讯社十八日宣布卡扎菲上校敦促阿拉伯「坚定阵线」成员国的国家元首们「尽早地」到利比亚开会，以便就阿拉伯世界的局势「商定一个总战略」。
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在他的电报中强调说，「目前的形势比导致成立「坚定阵线」时的那种局势还要严重」，他还表示「相信，现在采取行动还来得及」。
【法新社新德里十二月十八日电】印度和越南今天根据两国签订的一项协定，成立了一个研究长期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的联合委员会。
这项为期十年的协定是印度外交部长拉奥和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签订的。他们两人将共同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鼓励两国有关机构在交通联络（主要是铁路运输）、工业、地质、矿藏勘探和开发、农业、科学技术、商业以及贸易等方面进行互利合作。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十七日电】据英国大使馆宣布，苏联今天命令英国海军武官布鲁斯·理查森海军上校在一星期之内离开苏联。驱逐英国海军武官一事是在英国政府以间谍活动的罪名下令把苏联海军武官从伦敦驱逐出境两星期之后宣布的。
【合众国际社维也纳十二月十五日电】移民局人士说，捷克斯洛伐克四名持不同政见者以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今天在布拉格受审。他们因这一罪状被判徒刑，刑期最长的为十年。
【法《世界报》十二月十九日 ——二十日（合刊）文章】题：切布里科夫接替费多尔丘克任克格勃首脑（米歇尔·塔蒂）
最近，苏联负责国内安全机构的领导人忙乱地更动，目前，尚难对此作出解释，因为我们对这些新领导人的职权和“形象”还不大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在现阶段谈一些看法。
首先，可以认为，“极端的勃列日涅夫分子”遭受到一次失败：谢洛科夫在任内务部长十六年之后，最近失去了这一职位。他是一个极端的勃列日涅夫分子，他既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又是“摩尔达维亚帮”的成员。
人们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接替内务部长职务的并非是部长的第一副手尤·丘尔巴诺夫。他在七十年代飞黄腾达，这肯定同他娶了总书记的女儿加琳娜·勃列日涅娃这一事实不无关系。莫斯科的观察家们预料他也将失去他的职位，如果他还没有失去这一职位的话。
其次，应当看到，这次改组对费多尔丘克来说并非是一次晋升。今年五月，他崭露头角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首脑，曾使大家感到吃惊。尽管费多尔丘克已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现在却占据着一个相对不大重要的岗位。
费多尔丘克担任克格勃领导职务还不足七个月就被很快调职，这不禁使人感到，五月份对他的任命并未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当时的任命也许是（安德罗波夫）与在接班问题上明显得到勃列日涅夫偏爱的竞争对手契尔年科达成妥协的一个结果，而另一个结果（即主要结果）就是安德罗波夫升入党的书记处。
克格勃今年夏天所采取的更为粗暴的行动（逮捕不大知名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严厉地减少同外国的电话联系，几乎完全停止犹太人向国外的移居）曾使人感到，管理这一部分的大权已掌握在其他人手里。
人们尚不能作结论说，克格勃的新首脑切布里科夫是安德罗波夫“自己的人”。他已是“第聂伯帮分子”。尽管比勃列日涅夫一代更为年青也罢。虽然他是同安德罗波夫同一年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但晋升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即仅仅是今年五月才决定的，而且可能是在苏斯洛夫逝世以及他的同行茨维贡自杀以后进行大改组的决定的一部分。总之，切布里科夫比另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齐涅夫更为受欢迎，此人也是第聂伯帮分子，而且是老一代的第聂伯帮分子，他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期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三年。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十日电】题：报界的泄密损害了法国的政策
最近，新闻界公布了“防务机密”信件，披露了法国—沙特财政协定和一位部长的辞职问题。有组织地泄密已成了法国政治生活的习惯。
在这以前，耸人听闻地“披露内部情况”在法国一直是讽刺性周刊《鸭鸣报》的特有的嗜好。这家周刊在一九七二年披露了雅克·沙邦—戴尔马的税单，从而使他失去了总理宝座。后来，它又揭露了博卡萨向吉斯卡尔·德斯坦赠送钻石的事件。这样，该周刊在法国具有很大影响。
现在，其他一些报刊也仿效《鸭鸣报》周刊的作法。在这个星期中，法国有几家日报三次在头版刊登了有组织地透露出来的文件。
星期一（十二月六日），《晨报》（亲社会党的报纸）发表大块文章，公布了印有“防务机密”字样的三位参谋长的信件。这三位参谋长在信中激烈批评政府将在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限制防务拨款的计划。
第二天（星期二），《巴黎日报》（亲反对派的报纸）披露了同沙特阿拉伯谈判的“秘密情况”。这主要是指关于法国借款的谈判。据这家日报说法国要借二十亿到八十亿美元，据经济部说，只借二十亿美元。
同一天中午，一家非官方电台在《即将发生的事》节目里宣布让皮埃尔·科特辞职。好几家报纸用了这一消息，从而在政界引起了不安。官方第二天才证实这一消息。
这一泄密和报界紧接着发表的一些评论，谈到政府内部“理想派同务实派”之间在法国的非洲政策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实际上促成了合作部长的离职。
另一方面，前两项泄密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事态的发展，尽管三位将军的信件事件使军队上层关于防务问题的辩论公开化了。
人们正在考虑谁是泄密策划者的问题。而且，应国防部长的要求，人们已开始对此问题进行调查。
但是，最重要的时刻是我同戴高乐将军进行会谈的十个小时。它的成就——我使用这个词是很有分寸的——是惊人的。能言善辩并有着务实主义冷静头脑的戴高乐将军像麦克阿瑟一样，并不总是正确的，但他经常是信心十足的。
我们首先谈到了西方的对苏政策。某些诽谤他的人给他打上了一个右翼人士的标记。
其实，他的实用主义使得他非常希望同苏联缓和紧张关系。他意识到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他确信苏联人是希望改善这种关系的。他解释说，因为苏联人传统上对德国的害怕心理被同中国问题的烦恼代替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他们感到惴惴不安。他们懂得不能再同时和西方开仗。所以，我确信他们最终将选择一项同西方接近的政策。”
他接着说，“至于西方，我们会作出什么选择？除非是准备好了为拆除柏林墙而打仗，否则我们没有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为缓和而努力是符合理智的：如果你们不准备打仗，那就该实现和平。”
因为我就中国问题向他进行了提问，他对我说，“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敦促美国不要“让它在愤怒中离群索居”。一九六三年，他表明了同样的意见，他的看法同我的看法相同。我对他说，在我们继续同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也希望“为我保留着转向中国的可能性”。我还说，“十年后，当中国在核领域里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作选择的余地了。发展我们的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他同意这一意见，并且走得更远：“你们应该在它的发展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
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的这次会见之后一个多月，我又一次会见了戴高乐。他渡过大西洋是来吊唁他的朋友和战友、三月二十八日逝世的艾森豪威尔的。我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会谈了一个小时。当我送他上汽车的时候，他请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转达他的敬言和同情。他没有流露出伤感，但是，我从他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友谊和尊敬是牢固的，艾森豪威尔的逝世给他带来的痛苦是深重的。
此后我没有再见到过戴高乐。在他引退的时候，我亲自给他写过一封短信，邀请他到华盛顿来，并对他说，“很多的城市和州都将因为你能把它们列入你的访问日程而感到荣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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