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月八日至十二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技巧锦标赛上，西方舆论认为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不够理想，仅获得一枚金牌、五枚银牌、六个铜牌，总成绩居于苏、保、波之后的第四位。
尽管如此，中国运动员的表演，特别是男四、男双、女双等项目仍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并认为具有相当水平。
这次成绩不够理想的主、客观原因何在？据西方记者和行家从各方了解以及从现场观察，感到有以下几点：
苏联在技巧运动方面至今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运动员基本功底厚实、水平比较整齐，且每个项目都有一定的高难度。此外，他们在艺术造型，动作的节奏感以及配乐等方面也适应当前西方的潮流。加之，苏运动员临场竞技状态较佳，很少因精神原因而失误。
去年，中国技巧队在瑞士第三届世界杯技巧赛上，夺得四个金牌，使苏、保等国大为震惊。一年来，苏、保等国运动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下了苦功。据一些教练和裁判说，今年苏联有好几套节目的难度、花样都超过去年。保加利亚也如此。
他们认为中国技巧队运动员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如女单、男单的动作常常是前空翻、直体旋、侧空翻等动作做得不错，但最后落地时不稳，大大影响了成绩。而苏联不论男单、女单最后的落地动作干净、利索而且稳健。其他项目也有程度不同的类似情况。一位教练对中国记者说，中国运动员还需要苦练。
中国运动员临场时容易紧张。因此，由于紧张而失误的情况不少。如这次男双，第一轮比赛时是最高分，夺得单项冠军是不成问题的。据说，苏、保等都准备中国拿冠军了。但在单项决赛中，由于过于紧张，负担太重，结果一个动作失误，由原第一降到第四，许多外国朋友惋惜不已。据一些外国教练说，这是中国运动员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除了通过更多国际比赛的实践使运动员的临场经验逐渐丰富起来以外，还应针对中国运动员的特点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像最后一天的表演赛，中国运动员的各项动作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平，竞技状态很好，技术发挥得也不错。
西方舆论还认为这次中国技巧队成绩上不去除中国运动员本身的因素外，裁判有欠公平也是一个因素。技巧运动一直为苏联所控制，这次的裁判委员会的主席是苏联人，裁判有七个国家：苏、保、波、英、美、西德和中国。按除掉两个最高分、两个最低分，以中间三个分数计分的规则，苏、保、波三家裁判总有一个有效分。而他们三家裁判这次很明显地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运动员有好几套动作，英、美、西德裁判都给九点九分或九点八分，而苏、波、保裁判只给九点六或九点五分，如果中国队稍有失误，分数就压得很低。相反，保、波运动员有失误则扣分很少。他们这种作法，西德的一位裁判也表示不满。以致中国运动员只有一套男双动作得了一个九点八分，其他的最高分就是九点七三分。
总之，外国舆论和技巧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技巧运动虽与苏联还有一定差距，保加利亚也有几套动作超过中国，但是，中国技巧运动的确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某几套动作也有独到之处。只要继续发挥中国队的长处，学习别国运动员的优点，进一步练好基本功，解决临场紧张等问题，中国的技巧运动是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的。（林海、陆浩明发自伦敦）
【苏联《消息报》八月三十一日报道】题：拜访普希金在英国的后代
（记者：斯科西列夫）
不久前，我和查利斯
·约翰斯顿有过一次交谈。几年前，出版了他翻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他多年从事外交工作，退休之后，才决定翻译我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因为他有一位“贤内助”
——他的妻子是俄国血统的人，对他从事翻译工作有很大帮助。在谈起自己工作的时候，查利斯提起过他的妻子同已故齐雅·沃尔内女士是远亲，而后者是普希金的曾外孙女。
我知道，沃尔内一家的庄园座落在离伦敦五十公里的卢顿。这座庄园实际上是一个博物馆，而且是别具一格的博物馆。我按了一下门铃以后，这座博物馆看护人接见了我。他证实这座庄园的主人尼考拉·菲利浦和他的四个姊妹的确是普希金的后代。我问：“可以拜访菲利浦吗？”看护人说：“您得先写信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约定见面时间。”两个月后，我又来到这座庄园，采访普希金的后代。
我参观了“俄罗斯厅”。我的眼光落在装在玻璃柜里的已经发黄了的手稿上。那是著名的《自由》颂歌。为什么它是手抄的稿件、而不是打印的呢？它究竟又是谁的手迹呢？
看护人告诉我：“这不是普希金的真迹，但确实是那个时代传抄的一份手稿。那个时代，这一类诗作是不可能出版的，它只能以手抄的形式，在民间秘密流传。究竟是普希金的哪个后代把这份手稿带到英国来的，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弄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普希金时代留传下来的一份材料。”
“现在请您看另一件东西。”看护人说着指了指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是一位身材匀称的女士，旁边是一位长着络鬓胡子的老人。后排是两位年轻妇女和一位留平头的男人。这位女士就是普希金的次女娜达莉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旁边是她的丈夫、德国王子尼古拉·维尔格尔姆·纳萨乌斯基。后排是他们的两个女儿和女婿。
许多人都知道娜达莉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一生经历。但是，我还得重述一下某些大家了解的事实。不然，为什么普希金会在英国遗下一支后裔，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不清楚。
娜达莉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第一个丈夫是米哈伊尔·杜别尔特上校。但是，婚后两人情趣不合。一八六○年，她离开俄国，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终于解除了婚约。后来，她嫁给了皇家的一位成员，取得了梅伦别尔格伯爵夫人的封号。娜达莉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有六个孩子，三个是续婚后生的。她的长女是在国外生的，名叫索菲亚，嫁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大公。
这桩婚事是皇族与平民的结婚，破了皇家的规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之大怒。这件婚事被宣布为非法，普希金的外孙女从此永远也不准回俄国。后来，索菲亚与她的丈夫一起迁居英国，一直住到一九二七年去世为止。
索菲亚的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米哈伊洛夫娜嫁给了卢顿博物馆奠基人的一个儿子。这样，俄罗斯伟大诗人的一支苗裔就传到了尼考拉·菲利浦身上，按家谱推算，他应该是普希金六世外孙。
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祖先的面貌隔代相传的现象。因此，读者不难想像，我是以多么大的兴趣等待着与菲利浦的见面、以一睹普希金后代的风貌！可是，一见之下，我就发现尼考拉·菲利浦与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毫无相似之处。他是一位身材匀称的高个子。
菲利浦说：“我的职业方面的兴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同诗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与我家里所有成员一样，为我们的家谱可以追溯到普希金而感到自豪。可惜，我没有学会俄语。我的祖母齐雅（安娜斯塔西娅）从她父母那儿学会了俄语。但是，我家在本世纪初就同俄罗斯断了直接联系。我的祖母曾经去过苏联，看到了那里加加林从宇宙返回地面后举国欢腾的盛况。当然，她也访问问过普希金住过的地方。回来后，她常常谈起回国的见闻。我也去过列宁格勒，拜访过普希金的故居和博物馆。”
“您最喜欢普希金的哪一部作品呢？”
“我想举出《叶甫根尼·奥涅金》这部作品，读了它，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俄罗斯的情况。可惜的是，翻译过来的英文本与原作相比，逊色不少。我最喜欢的还是《上尉的女儿》。”
最后，我提了一个任何崇拜普希金的人都感到兴趣的问题：菲利浦家里是否保留有普希金的信件、手迹或他的遗物，或者是否从亲戚那里听到过有关普希金的传说？
与我谈话的这位三十五岁的普希金后代摇了摇头。
“那么，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的手迹呢？”
“据我所知，我的曾祖父米哈伊尔大公有许多普希金的信件。那是他的妻子、也就是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的外孙女去世后留下的。那是二十年代的时候，我的曾祖父需要钱用，就把普希金的信件原本卖给了一个这方面的行家、专门收集名人真迹的法国芭蕾舞教师里法尔。这些文物现在还保存在那个法国人手中。”
这些信的内容是什么？是写给谁的？它们全是写给娜塔莉娅·尼古拉也夫娜·冈察洛娃的，也就是普希金未来的妻子的。从普希金全集中可以读到这些信件。它们的内容，无论对于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还是对于崇拜普希金的人来说，都不是保密的。但是，它的原件却流落在国外，这不能不使人对它们的命运感到关切。
关于这个问题，尼考拉·菲利浦说道：“里法尔曾建议我们高价收买这些信件。可是我们手头缺乏资金。我们请求他把这些信件赠送给我们博物馆。他不干。后来，里法尔又找了美国主顾，打算把这些信件真本高价出售给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他们的谈判进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所有从事古代艺术珍品交易的人，都在密切注意普希金的这些文物。”
同菲利浦的相识，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这个有着普希金血统的人，生长在一个对社会主义新俄罗斯不抱好感的环境中。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民族诗人的这位英国后裔，也不能不对他的伟大祖先在国内受到的热爱和尊敬给以应有的评价。此外，问题还不仅在于血统联系方面。看护人给我看了一张年轻军官的照片，那是亚历山大·沃尔内。他是尼考拉的叔叔、普希金的玄外孙。一九四二年，在北非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了，当时年仅二十二岁。
【路透社索非亚八月三十一日电】在保加利亚主席的有权势的女儿、文化部长（即文化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娃死去一年后，有迹象表明，她所鼓励的比较自由化的年代已经结束，官方现在加紧了控制。
虽然官员们否认政策有变化，西方的外交官却说，他们已从官方发言和报纸文章中看到官方态度强硬起来的明显迹象。这些发言和文章攻击文化方面的“消极现象”，抱怨某些存在思想错误的作品将共产党社会中的个别缺点描写成普遍的不良现象。
官员们说定于十二月召开第四届保加利亚文化代表大会，大会将选出国家文化委员会新的领导机构。
委员会官员们极力强调，日夫科娃夫人虽已逝世，现行政策不会有重大变化。
她死后的六个月才任命了四十八岁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约尔丹诺夫接任文化委员会主席。
在今年二月举行的，批准对约尔丹诺夫先生任命的文化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政治局委员利洛夫提出了未来文艺政策的问题，但他说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他还承认存在着某些缺点、困难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但他没有详谈，他警告说既要反对过份自由化的倾向，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偏见的态度。
大约四个月后，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在一次对青年代表大会的演讲中用更严厉的措词谈到，在文艺创作中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缺陷的情况是不少的。
他说，有必要同那些既无思想水平又无艺术价值，背离党的立场、丑化保加利亚现实的文艺作品进行斗争。
日夫科夫先生的批评是紧接着共产党的官方日报对一部保加利亚新影片展开猛烈攻击的几周后发出的。
据说这部影片给人一种错误印象，即保加利亚的当今社会是弱肉强食的社会。
这部影片名叫《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描写一位离了婚的年青妇女的问题，她在一家研究所作打字秘书，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工人事业报》的一位文艺评论家说，这部影片把妇女描绘成每日都面临着道德败坏，强制压迫，追逐名利，愤世嫉俗和其它种种邪恶。
评论家指出，这部由获奖的导演所创作的影片并不是孤立的越轨行为，而是反映了保加利亚文学、戏剧和电影界中某种消极的风气和倾向。
这位作者警告说，有那么一些人，紧抱着“那些根本背离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崇高原则的思想和美学偏见不放”。
西方外交人士相信，这种责难表明了党对文艺领域的控制正在谨慎地加强。
在十二月召开的文代会的讨论和决议中可能会有所反映。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三十一日电】题：苏联：四千四百万名中小学生
以苏联小学生为对象的一套初级课本几乎用一百种语言出版。在苏联居住着这么多民族，各民族的孩子们都用其本民族的语言读书、写字。
这些初级课本已经发到了苏联所有学校的课桌上。九月一日，所有一年级的小学生便可以得到。
初级课本是中小学校许多种教科书中的头一种。这些教科书有一千五百多种名称：少年儿童在学习要研究多门科学原理，了解世界历史与文学，进行美学教育，掌握外语并熟知我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
现在苏联有十三万多所中小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室及试验室装备了现代化的设备和直观教具。电视与教学技术工具广泛地应用于课堂上。目前将有三百万名教师在教室里授课。苏联现在有四千四百万名中小学生，我国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接受中等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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