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十一月三十日电】赵紫阳总理说，预计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八千七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赵说，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力争达到百分之五。
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说，预计到一九八五年，外贸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七，达到八百五十五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八。
赵在提交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五年计划时说，预计到一九八五年粮食年产量将达到三亿六千万吨，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
棉花产量计划达到三百六十万吨，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比今年的三百三十五万吨大约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他说，煤的年产量预计到一九八五年将达到七亿吨，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但是钢的产量在这五年期间将只增长百分之五点一，到一九八五年将达到三千九百万吨。
赵说，中国预计到一九八五年出口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一，达到四百零二亿元，进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二，到一九八五年达到四百五十三亿元。
政府发言人分发的赵讲话的摘要没有提供计划中的石油产量的数字。不过他说，到一九八五年采油能力将提高三千五百万吨，采气能力提高二十五亿立方米。
赵说，第六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标使得有可能超额完成。
他指出，计划规定的工业增长率比过去二十八年平均增长率要低得多。
他说，这是因为工业调整的任务是艰巨复杂的，能源产量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显著增长，而对运输的压力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缓和。
新华社引用他的话说，过去二十八年工业增长的经济效果很差，而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建立在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上的。
【本刊讯】曼谷消息：泰国《新中原报》、《中华日报》和《泰商日报》连日来就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发表社论或评论，摘要如下：《新中原报》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社论：会议将通过的中国新宪法是一部力求完备的宪法，宪法中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重视侨务工作。现在，国家最高宪法已纠正了四人帮时代的错误政策，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共同列为三大力量，使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过去倍受歧视和迫害的归侨知识分子，从此可以吐气扬眉。这可说是新宪法的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新宪法规定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一个“华侨委员会”，可见国家已恢复重视华侨政策。今后政府将更进一步落实正确的华侨政策，这对海外一千余万华侨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喜讯。《中华日报》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短评：从中国国家体制改革到新宪法规定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以至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是独立自主和强调经济建设，而领导干部也将规定任期，这显示三大国策将会积极推行。三大国策的推行，如果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对中国的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都是极为重要的。《泰商日报》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评论：中国新宪法草案最终能够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付诸表决，说明中共内部对这份宪法的意见已大致统一了，这也是一种相对“安定团结”已告出现的证明。新宪法无疑比过去的宪法开放，而极左分子是反对任何开放的。
一个国家，需要一位元首，对内统领全国，对外代表国家，那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如果这次人大能通过恢复国家主席，应该说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南华早报》说正在北京召开的人代会，是现领导人在努力把中国纳入长期稳定与繁荣的过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报》说许多人担心香港收回后，其繁荣将随风而逝，从宪法的规定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香港《南华早报》十一月二十九日社论】题：走向安定的又一步
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议，可以说是现领导人在努力把中国纳入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繁荣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使宪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状况下尽可能完善和理想，作出了细微和大量的工作，这表明一个要保证国家不再走回人们所熟悉的混乱和倒退的年代的决心。
第六个五年计划将是一个其影响和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宪法的文件。
【香港《中报》十一月二十八日社论】题：宪法保障港人利益
由于香港前途问题需要解决，香港人对这次修宪特别关心，希望能从中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线索。而事实上，新的宪法也含有这方面的内容。
特别行政区之设，是为了祖国的统一，排除人为的分裂和外国的干预，这也就是中国的原则。至于特区内享有高度自治、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则是灵活性，也即特殊性。在讨论香港前途问题的时候，许多人担心回归祖国后，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急剧改变，人民丧失私有财产，香港的繁荣随风而逝。现在，从宪法的规定来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施特殊制度，宪法已经作出规定，将来香港回归后必将循此而行，香港的繁荣与市民的利益是会有保障的。
【印度《印度时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章】题：印度急于想同中国讨论边界问题（作者：查克拉瓦蒂）
中印关系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明年一月在北京开始的下一轮正式会谈中对边界问题的立场。
前两轮会谈之所以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主要因为双方对边界争端态度比较含糊，现在中印都承认边界争端是两国间存在的一个中心问题。
看来，印度急于想在下一轮会谈中认真地着手处理边界问题。因为，印度认为，双方讨论一些外交上的枝节问题几乎不可能改善两国间相当正常而却很平淡的关系。
两国间哪怕是在认真谈判边界争端方面开个头，也完全可能有助于为两国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奠定基础。人们并不否认以下事实：尽管两国领导人不时发表一些用意良好的讲话，但是，对边界争端的担忧仍严重地影响着双边关系。只有在不损害自尊心以及印度的民族利益的情况下采取大胆的政治态度来处理边界问题，才能影响舆论。
印度不时非正式地表示：应如何对这个重大的问题抱有现实感。如果双方都怀着善意和尊重对方的民族利益，边界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然而，不幸的是，为进行认真谈判奠定基础的适当程度的政治进程尚未开始。任何进一步推迟这一进程的开始的做法，都可能使两国领导人已发表的有积极意义的讲话显得令人误解。现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即将开始的一轮会谈中如何行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月二十二日文章】题：如果俄国人和中国人和解……（作者：布热津斯基）
安德罗波夫想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这个三角关系中做些什么事情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他正在更加大胆地执行去年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形成的战略计划的主要方针。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从而减少苏联南部边界沿线的紧张状况；继续拉拢西欧，从而孤立美国。
在我看来，中国人有几分准备要使他们同苏联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尽管不准备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认真的和解。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人仍然可能会成功地使苏联人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以及阿富汗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此外也许还会使中苏边界上的苏联军队有所减少。
前两项变化当然并非对西方不利，因为使越南不那么富有侵略性对我们也有利，越南企图向南侵略我们的友邦；找到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某项办法也有利于我们。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美中关系的状况。我们必须认真地把中国人当作全球战略方面的伙伴。
我们也不必假装美中关系不受苏联威胁的严重影响。联盟通常是第三方威胁的产物。我们不应当不好意思向全世界，并向中国说，美国和中国在阻止苏联霸权主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在某种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向中国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我们向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售武器，但我们不赞成其国内行为。中国变得强大和安全对我们有利。
中国人一定深深感到美国的行为暖昧：反苏的言论强烈，但在同苏联打交道时基本上是消极的；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对于同中国人进行真正认真的战略磋商犹豫不决。卡特总统任职期间，我们经常同中国人进行战略磋商，这些磋商是由我自己进行的。我不知道这种对话是否在继续进行。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约六十五年之后，在过去所谓的中苏集团出现三十七年以后，现在是美国最高一级的政策把中国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波兰共产党人、尼加拉瓜共产党人和古巴共产党人区别开来的时候了。全球政策的要素是鉴别细微的差别的。不能把世界归纳为黑的和白的，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归纳为红的和白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积极的活动，我们应当也试探一下苏联人，看他们是否将对西方提出一些建设性倡议作出反应。使我们同苏联人发生分歧的争端问题正好和与中国人有关的问题相重迭：阿富汗、军备控制和波兰问题。就在我们力图使中国人感到我们认真地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全球政策中的一个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做这件事。
总之，应当在同中国人相互信任和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对莫斯科进行积极的试探。如果不同中国人商量，如果在我们的全球政策中继续采取基本上贬低中国人的做法的话，那么他们和苏联人之间即使是微小的正常化进程也可能会对我们在全球的处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日本《产经新闻》十一月二十日报道】题：驻日美军司令说，战时状态下需要修改宪法
美国驻日本部队司令唐纳利在前不久发行的财界杂志《公研》第十一期的答记者问中说：“一旦发生战事时，只保卫挂日本国旗的船不免有点太自私。”他接着说：“也许需要修改（日本国的）宪法和法律。”他作了敦促修改宪法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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