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十一月八日刊登卡洛·莫诺蒂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广阔市场可能是一个金矿》，摘译如下：
由于华国锋访问欧洲，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发生了一些真正革命的变化。这话是国际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迪诺·詹蒂利说的。他是最早（二十五年前）同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西方贸易界人士之一。
詹蒂利继续说，“以这种方式为我国的企业打开道路的最大可能性首先涉及到合作和共同生产的协定方面。值得回顾的是华所确定的四个目标：（一）农业工业化；（二）加强中型工业；（三）引进西方技术；（四）加强军事装备。意大利工业能够提供的所有东西
——至少是前三项”。
在华访问意大利期间，没有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双方所签订的唯一文件就是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意向声明”。这个声明重申了先前存在的协定的有效性。
但是就互利的经济项目正在进行或者即将开始进行的谈判很多。我们将其中主要的综述如下：
拖拉机——菲亚特公司早就在谈判一项通过建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制造拖拉机、推土机和柴油机的工厂来使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计划。
石油——华已经答应意国家碳化氢公司除了同其他西方公司合作已经在三处海域勘探石油外，另外还获得其它海域勘探专利权。
冶金——钢铁工业投资公司可能在中国建造一个新的阿巴斯港。目前，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但它对意大利的工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百年事业”。
能源——由意大利方面承担建立一些普通发电站的谈判正在进行，以后扩大到核电站方面也不是不可能的。
化学工业——在蒙特爱迪生公司已经完成几个重要项目之后，最近又有了新的希望。例如，石油工业技术公司将为开采天然气提供两套设备。
机床——国际贸易总公司已经签订了一项两国生产者之间合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中国的数控机床第一次商品化。
电子——奥利维蒂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这可能导致提供电子分配系统（终端设备、软件等）。
公共工程——由全国建筑家协会国外工程负责人皮奇尼尼率领的代表团已经为两国企业共同参与国际承包工程和竞争打下了基础。
说从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向四个现代化转变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中国想要在本世纪末找到建立高水平的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变质。
批驳夏尔·贝特兰攻击“中国新路线脱离毛泽东路线”，指出不能单靠一味突出政治意识来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任务。
【本刊讯】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十一月号刊登和光大学美术史专业教授宫川寅雄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近时杂感——关于“四个现代化”》，摘译如下：改变路线的背景这次路线的转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之后，在通过粉碎“四人帮”，克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发生和开始的。它被称之为“四个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华国锋在今年六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了“四个现代化”的最新内容。
它甚至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革命本身的价值转变。本来，华国锋报告的基本论点在一年零三个月前，即一九七八年三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得到了确认，报告又补充了有必要调整和加以推进的内容。但是在被通过的华国锋的报告中，对于中国革命现状的估价，对阶级斗争现状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的评价，对于当前政治的要领，即对民主和集中的基本态度等等，在这些见解上，措词比第一次会议更明确了。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除了排除教条和个人崇拜之外，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在许多课题中，突出并强调的是，当前“不是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没有“四个现代化”，就是说，如果不迅速地使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便没有保障。并且，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阶段，要彻底实施人民民主，通过法制来使它成为不可动摇的事物，以这种能量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针对着“四人帮”所代表的极左空谈和唯政治主义，在这里他号召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慎重安排各种物质条件。不能不承认，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在批判地吸收革命的经验的过程中提出的对冷酷的现实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采取的对策集中地发挥了作用。
如果一如既往，就是说即使排除了林彪及“四人帮”，只要中国仍然处于低生产率，低劳动效率和整个技术落后的状态，恐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是绝对不会有保障的。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出自对生产和技术发展的考虑，曾经对引进美国的工业产品、技术和管理制度提出过许多大胆的方案，即使在事隔数十年后的今天，唤起忘却了的记忆恐怕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同时也可以回想一下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以后，不断强调要认识下面的不可动摇的事实：中国的生产和技术的落后，革命所继承的是贫困和落后的生产力。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书。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崩溃的规律的同时，确立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更优越的理论。列宁和毛泽东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为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中国想要在本世纪末找到建立这种高水平的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变质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不是在低水平体制不加改革的情况下随便就可以体现出来的，而是必须遵循经济的各种规律性。中国主张一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要具体地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现实，我认为这个主张既不意味着复辟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陷入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
对于中国当前的转变，日本、世界和无产阶级各派别都在认真地注视着。不过，最急于站出来批判的，是那些认为中国革命由此已经变质，谴责说毛泽东思想已被抛弃了的集团，这也是事实。
还有许多人，他们并不是把“四个现代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错误、过头、调整和反应等各别现象同整体联系起来理解，而企图把这些现象诬指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变质。在继“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之后，把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确定为重点的政治形势下，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展开最激烈的攻击，可以说正是从那些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搞“急风暴雨般阶级斗争”的具有这种幻想的人们当中散发出来的，这也是事实。
中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宣布：的确，中国在革命道路上要经历的转变将是充满困难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除此道路之外别无他途可走。这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还有许多未知事物的社会，的确需要从新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尝试，这是事实。
从这个意义来说，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不仅仅对中国的革命，而且对当代世界史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课题。当然，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并不是什么都解决了。
从作那个报告至今已经过了三个月，实践又提出了更新的问题。这是当然的，恐怕正因为这样，为了依靠革命的主力军——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作为强有力地发挥和保障“人民民主”的“整备法制”的问题才成了这次的转变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贝特兰的批判“四个现代化”当前还只是勾画一个极其简单的草图，但是为了加以补充，我想谈谈夏尔·贝特兰（法中友协前执行主席
——本刊注）在相当早的时候发表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问题》这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中国最近的动向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
他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新路线结果是全面地否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脱离了毛泽东路线，转变为唯生产力论，甚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新的教育制度也只不过意味着文化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教育改革的崩溃。
贝特兰可以说是教条地顽固坚持文革的观念，立即断言中国实行了苏联的经济政策，也就是实行了靠着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提高生产率的制度和官僚式专家治厂的管理制度。中国选择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提高生产力和生产率方面，但是他并没有论述这种转变是如何同苏联修正主义的方式划等号的。
并且，他还有意地回避了谈及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所提出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他根本不想考虑如何从辩证法的观点看过渡期的政治日程的前景和后景。他们认为过渡时期克服三大差别的目标被忽视了，担心“过渡时期的概念减弱了”，然而，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过渡的任务并不能单靠一味突出政治意识来克服和完成。还需要一定水平的社会的、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
如果把追求这些条件看成是“四个现代化”放弃或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在何种阶段提出何种政治日程这个继续革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这是错误的。
那种认为正确理解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不仅是不正确的，毋宁说问题在于，四人帮所代表的势力，无视规律，为所欲为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造成经济停滞的这个事实。
要解决近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因素的各种能力显著降低的问题，对于革命本身来说，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肯定也是重要课题。
针对着恢复考试制度、尖子主义的抬头，偏重学历的苗头，估计在教育中会出现掉队学生等情况，现在恐怕仍然应该创造性地探讨实行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教育制度。并且，中国现在正从四人帮的统治下摆脱出来，为得到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能量而扩大“人民民主”，谋求安定，作为其保障，想要大胆地“整备法制”，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些侧面去评价教育的积极意义。
贝特兰等人恐怕是轻视了这些侧面了吧。
这篇文章由于篇幅短而无法摆脱抽象的论述，但是，中国在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现在的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是可以明晰而完整地作出展望的简单问题。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所说的同“母斑”进行斗争，经过现实的漫长的道路去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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