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九月十五日一期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取代失去了的一代》《在教育多年走错方向之后北京不得不派学生出国留学》，摘要如下：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百花运动播下了在政治上怀疑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种子。随后，从一九六六年起，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大学关闭了，研究活动停止了，大批学者被赶去参加体力劳动。结果，中国丧失了一代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要达到在本世纪末以前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目标，重新汇集技术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大致作出计划要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派两万人到国外的大学留学，要恢复现在只是在逐渐走上轨道的国内教育系统，要扩大同西方的科学交流和妥当地利用它的为数不多的技术人才。
不久前，香港《大公报》报道，广东省为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恢复了名誉。仅在广州一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就有一万多名技术人员脱离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受冷遇的处境，另一个可以说明公认需要技术的迹象是，官方的新华社七月份报道说青海省决定提高在那里行医的两千多名赤脚医生的训练水平。可是，即使这些做法取得成功，要填补中国的人才真空，所需的远不止是让赤脚医生穿上鞋子。北京为调动现有技术力量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能否使人相信目前的趋势是长期性的，而不仅仅是又一个周期，到头来又要把知识分子再次打入意识形态的冷宫。
即使中国能够卓有成效地利用现有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中国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来看，这些人的人数和专业的门类看来也不够用，差得远。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一九七七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编的统计数字，中国一九七六年有三十三万五千名科学工作者（不包括医学工作者）和七十二万五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总共为一百一十六万左右。
如果这些数字近乎准确，那么，中国的科学人才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左右，——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是低得惊人的数字。
据埃默森的一份中国行政和技术人才调查报告说，中国的教育系统大概要到一九八○年才能开始培养出近乎一九六三年从高等院校毕业出来的二十万名大学生的水平的学生。
此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对一九四九年到六三年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统计表明，教育重点是培养工程人员和师资，对医学、农业、物理和财经不大重视。
这个时期的毕业生中一大批人在毕业后“学非所用”，这个问题之造成是因为有技术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怀疑，所以被分配去担任其它工作，作为政治上的保险措施。
由于这种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因此，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改变态度。他说，“有些知识分子，今天分配他干这个工作，明天又分配他干另一个工作，可是总是学非所用。”这篇讲话引出了一些惊人的透露。官方的国家计委报告，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九万八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间，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真正从事技术工作。
文化革命的过火做法无疑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得多。虽然学非所用的现象后来纠正了很多，但是北京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已经培养出来的各种人才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目前在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潜在的妨碍作用。
虽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在经过十几年的混乱之后现在正在恢复，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顺利。
在这种背景下，华国锋主席提出的建成一百二十个重要工业项目的要求看来需要制订一个派留学生的计划，其规模至少要象不久前北京宣布的那样大。中国如果主要依靠外国专家来搞这些工程项目的话，既不可取，也不可能。
中国力图在技术人才尚在培养之中的时候实行庞大的现代化计划。
【法新社香港十月三日电】西德银行家霍伊斯根今天在这里说，当前中国的侧重点是同欧洲和日本做生意，接着便是同美国做生意。霍伊斯根在访问北京后在香港作了短暂的逗留，他说：“从全球的观点出发，中国人非常高兴同日本签署一项条约，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当作他们在西方的盟友的同时，他们在东方也是强大的。这样就把俄国夹在中间了。”
霍伊斯根是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长兼欧洲银行联合会会长，他是应邀访华的共同市场十五位重要银行家之一，在他应邀访华之前，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签署了一项贸易条约。
霍伊斯根于三年前到过中国，他说：“我这次又到中国看了一下，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西德商人到那里去，但是他们应该慎防过分乐观的情绪。确实有很多机会，但是对中国人不能操之过急。他们需要充分的时间来制定实现现代化的计划，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执行这些计划，我们会见的中国人首先承认了这一点。”
霍伊斯根说，中国希望出口纺织品、有色金属和原油。
【路透社伯尔尼十月二日电】瑞士贸易代表团团长在对中国进行了两星期的访问后今天回到这里时说，中国和瑞士之间的工业和经济合作的前景从没有象现在这么好。经济部贸易司司长若勒对记者说，中国人对获得工艺技术和在外国的帮助下修建工厂特别感兴趣。中国人说，他们对靠瑞士帮助修建大型发电站和生产农药及除莠剂感兴趣，在养牛和电信方面也有合作的前景。
【合众国际社东京九月二十八日电】工业界人士今天说，中国最近向日本纺织厂商询问购买合成纤维和纺纱厂的可能性。中国的购买项目包括有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大型聚脂制造厂，拟于上海设立，年产量七十六万吨，相当于日本聚脂的年产量。
上述人士说，中国并将向美国和欧洲厂商进行类似询问。
中国还向另一日本厂家询问设立另一日产九十吨的聚脂厂的情况。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三日刊登该报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为《香港人士对中国的高速度增长感到担心》，摘要如下：
进入建国三十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度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造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为此，中国将在再度复职的共产党副主席邓小平强有力的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但是，香港的观察家中间也有这样的看法：假如国内体制跟不上过于急剧的变化，那么，“左倾翻案”发生、现行政策被修正也是可能的。
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九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三十一个国家去访问，并且接待了十五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可以认为，以西欧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中国同外国的交流将越来越加深下去。
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正因为这样，今后象新日铁协助建设的上海宝山钢铁厂这样的现代化工厂将接连不断地在中国诞生，这些工厂同以前就有的工厂之间的差别将扩大。
今年六月，本记者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象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
靠这样子的老工厂是指望不了迅速地实现现代化的。——这种判断大概是使中国下决心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原因。但是，它给中国企业造成双重结构的危险性也是巨大的。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九月二十五日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统计透露，中华民国在一九七七年的出入口贸易价值超过一百七十八亿美元。这足以使中华民国跻身于贸易额最多国家的行列中。去年虽然只占第二十五位，据该会估计，在一九八一年，中华民国的贸易额续有增长，并可使之晋身前二十名之内，贸易总额达三百五十亿美元。
衡量台湾所具备的条件，贸易进展迅速，实是一项多年致力经济发展的后果。台湾五分之三是高山峻岭，可耕地面积甚少，天然资源亦相当缺乏，而人口却达一千六百多万，加上近年在外交上所遭遇的困难等。然而，这些难题并没有阻碍台湾的贸易发展和经济成长率。
台湾的经济复苏可以说是在七六年初开始，该年度的经济成长率达百分之十一点八，国民总生产量是一千七百一十亿美元，出口达八十亿八千万美元，入口则为七十五亿九千万美元。粗略来说，台湾经济是在一九五三年才开始作有计划的发展，中央政府迁台之初，经济一片萧条。怎样供应国民日常所需，乃当时经济的急务，经过数年的安定，政府自一九五三年便开始其第一个四年经济发展的计划。争取自给自足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推广工业是要输入很多原料，怎样平衡入超赤字，是十分困难，中央政府当时利用了美援来帮助贸易。而在一九六五年，台湾经济达到自给自足后，贸易便再无需美援的支持。。
第二个经济阶段是从一九六五至七六年间，台湾已能吸引外资在台投资，采用自由贸易而非关闭的关税保护政策，并致力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工业，而非入口工业为主。
有限的天然资源和狭窄的本地市场都限制了经济成长率。故此台湾需要依赖国际贸易和打开更多的海外市场，才能发展本土的经济。近年，工业制成品输出续有增加。一丸五三年，工业品输出仅占出口贸易百分之二点三，而在一九七六年，已跃为重要出口项目，达贸易额百分之八十七。与此刚好相反的是农产品，十五年前，农业是占主导地位，产品占百分之三十的总产量，但在一九七六年，则降至仅百分之十三点八。这正是台湾经济已踏入工业化的最好证明。
目前，台湾本土出口的工业，多属轻型工业制成品。工业界对重型机器需求深奥技工的应用仍不大。不过，政府是逐渐向这方面发展，例如发动机、船只、电视机和汽车等各项以内销为主的产品，已有相当发展。
经济若单靠外资，便是十分危险。幸好，经过二十年来长时间的安定，民间的储蓄日有累积。这点对辅助经济自立，的确起很大作用。不过，近年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出超带来另一隐忧，中央银行发现外汇储蓄过多，长期来说，这会影响国内的经济，特别容易引至恶性的通货膨胀。为了针对这问题，最近中央银行发表了一连串较放松的外汇措施，希望能平衡外汇。目前台湾的外汇储蓄估计是五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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