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二日刊登该报驻香港记者帕克斯的电讯,题目是《华凯旋回中国》,摘要如下:
    中国领袖华国锋主席在出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十六天以后昨天回国,北京认为此举是它实行新的外向的外交政策一大胜利。
    中国对这次三国之行的主调是遏制北京心目中的苏联对全球的威胁。这个主调在华主席飞过友好的巴基斯坦上空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又强调了一下。
    虽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都没有支持中国对北京称为苏联“霸权”的攻击(霸权的意思是莫斯科企图扩大和加强自己在全世界的影响,直到支配一切的程度),可是它们都给了华主席以申明中国政策的讲坛。
    华主席以现在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典型的辞藻谴责霸权,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隐晦的,但是总是惹得苏联暴跳如雷,惹得它对北京明明白白要在苏联边界上结交盟友的企图反唇相讥。
    全世界的注意力(如中国所希望的)主要集中在中国说苏联之所以争取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骨子里是要统治世界的论调上了。
    华主席在东欧的时候正是苏联带头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十周年,这件事情加强了他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表的论点。
    在德黑兰,这位中国领袖换了一个手法来弹这个主调。他提醒人家防备苏联想要控制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和它的航道,要在西亚建立卫星国作为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和非洲之角的走廊。
    【共同社北京九月三日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今天在这里说,从现在起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将把它同日本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
    邓是在会见包括以自民党议员滨野清吾为首的日中议员联盟代表团和以前外相藤山爱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在内的来访的三个日本代表团的大约五十名成员时讲这番话的。
    会见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邓赞扬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他说,除了“一些国家”之外,全世界人民都为条约的签订感到高兴
    、。
    邓说,条约的签署具有深远意义,它增强了日中两国反对霸权主义的能力。
    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这位领导人说,他认为,他的国家今后应首先把同日本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
    邓强调了中国有必要大规模从日本引进科学技术,在诸如技术、企业管理和降低成本方面向日本学习和扩大两国青年的互访。
    在会见中邓似乎是把日本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样板,要求被接见的日本人提出具体建议。
    当问到这位副总理拟议中的日本之行时,他说,他打算从十月中旬起访问东京,一直到月底。他还透露,中国打算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邓说,预计这个代表团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率领。
    邓说,访问计划的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同日本商定。
说中国外交攻势的每一努力都取得了成功,苏联对亚洲的政策已告失败
    【本刊讯】菲律宾《时代日报》九月二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北京领导人争取朋友》,作者是该报国际新闻主编阿科斯塔,摘要如下:
    如果人们从苏联发出的哀鸣的数量和大量极其尖刻的文章来判断华主席在巴尔干国家所做的事情的结果的话,那末,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访问肯定确实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自毛以后的中国怀着孤立苏联的毫不掩饰的目的在亚洲、非洲、东欧和其它地方发动外交攻势以来,它的每一个努力都取得了成功。
    今年年初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问了菲律宾和孟加拉国,而高级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
    中国还采取主运行动缓和同坚决反共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
    华还访问了北朝鲜。
    中日友好条约,虽然内容大大冲淡了,仍然是中国另一个政法上的胜利。在中东,北京领导人间卡扎菲上校的政府建交了。华现在在伊朗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至于苏联,它对亚洲的政策迄今已告失败,而且它露骨地表示赞成东盟的这种做法,被认为仅仅是一种花招,目的是把它所珍视的使亚洲国家建立一个集体安全集团的思想硬塞给人家,这是亚洲各国——或许越南除外
    ——已经拒绝了的。
    苏联在非洲也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八月号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外贸新政策》、署名为何羚的文章,转载如下:
    新华社最近说,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还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号召全国学佛山专区。据该社称,佛山专区一年出口所换回的外汇,就能为中国进口五个年产一百万吨标准氮肥的化肥厂,这些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一年可以增产三百亿斤粮食。又号召领导干部要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放手进行外贸。
    七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贸会议,是一个在政策上有突破性改变的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如何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筹集资金,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根据中国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的建设计划,中国准备进行一百二十项大型基本建设,包括十个大油田、十个钢铁联合企业,将钢产量增加到六千万吨。
    这项庞大的建设计划,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和外汇。但是,目前中国的外汇来源主要是靠外贸(其次是侨汇和旅游业)。众所周知,中国的外贸数字是很低的。据日本半官方的“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中国对三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一九七七年的进出口数字约为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其中出口数字为七十亿美元左右。过去从外贸收入的外汇看来是不足以应付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的。新的财贸政策
    为了筹集这项资金,中共制订了新的财贸政策——以本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外贸的物质基础。
    财贸会议规定,中国可以用贸易抵偿的办法,用产品交换外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即先引进外国的设备,然后用这些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偿还。众所周知,中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十个油田已经作好勘探工作,证明有工业价值,行将开采。此外,沿海大陆架油藏的勘探工作已经加快进行。在这方面,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极高的。五月二十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在告别宴会上说:“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布氏的这句话,被美国记者解释为美国可能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协助中国。
    这项猜测在随后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些证实。布氏访华后不到二十天,美国政府就改变了商业部不准向中国出售红外线扫描地质勘探设备的决定。此外,中国派出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海上石油开采设备。美国人估计,到一九八五年,中国石油产量会达到四亿吨。究竟中国会不会拿石油来交换美国的石油开采设备呢?在财贸会议举行之前,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财贸会议已肯定了用产品偿还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政策,这无疑增加了中美石油合作的可能性。
    布热津斯基访华时,还安排了由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同中国商议包括太空技术、石油、农林等领域的技术交流,两国有关官员和专家出席了会谈。由此观之,中国用石油换取美国开采设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中国已向美国出口一些稀有金属矿砂(如钨砂)。将来,中国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稀有金属的出口。
    中国还把她充足的人力资源作为扩大外贸的雄厚本钱。过去,中国出口商品的原料和配件。全部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做得呆板,商品竞争力差,赶不上市场需要。今天,中国已经愿意承担来样加工、来料加工,可以在商品上写上卖家的商标和名字,而不写“中国制造”。此外,中国还准备考虑经营装配加工业务,即是说,由外国的大公司提供技术、设备、材料,由中国管理工厂,中国工人装配汽车、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即电子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等。同台湾吸引外资不同的是,台湾是允许外资设厂,再订立优待外资条件,保证外资的高利润。中国这类工厂外国人不能占有股份。外国人只提供设备和材料,由中国以产品偿还。换言之,中国人与外国人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而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中国外贸政策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并不是某个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中共最高层的决策。从今年开始,中共就开始了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的深入考察。
    今年四月,中共副总理、财经专家陈慕华访问罗马尼亚时说:这次访问“也是向罗马尼亚人民学习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机会”。
    学习罗马尼亚的什么经验呢?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非常重视外贸,他亲自抓外贸工作,努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购买外国的工业原料。罗马尼亚原是一个资源比较缺乏、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它重视外贸,以外贸促进国内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在一九五一年至七六年间,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近十几年来,钢铁、机器制造、电力、化学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去年,罗马尼亚全年产钢一千一百多万吨,平均每人有半吨钢。(罗马尼亚只有三千万人口。按人口比例,中国应生产四亿五千万吨钢。)平均每人每年用电二千七百多度。罗马尼亚的工业产值居世界第十位;去年平均每人有一吨粮食(即二千斤,为中面的四倍)。罗马尼亚一个年产六百万吨的联合钢厂(相当于鞍钢的规模),仅使用二万二千工人,车间用电子控制,只有少数几个工人操作。
    这一切一切,都使长期以来同外界隔绝、自以为正宗马列的中国人大为惊奇。
    与此同时,中国又派出以李一氓为首的党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这个团除加强两党关系之外,还担负着考察南斯拉夫的建设和处理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的经验,这个团的副团长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专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
    可以说,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是中共高层放弃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转向虚心学习他人的结果。外贸落后的一些原因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世界上第三个面积最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民勤劳,然而,外贸总额竟然落在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台湾之后。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笔者认为,中国在外贸问题上,过去曾错误地理解自力更生的意思。贸易部门不敢引进外国设备,不敢搞来料加工业务,不敢进口原料,不敢努力把出口商品提到适应海外市场的高度去。海外有些做国货生意的朋友,过去曾自愿送出先进的包装设备给中国出口公司,但是遭到婉拒,理由是中国准备“自力更生”。
    中国还有一个很落后的贸易思想,叫做把立足点放在本国市场上,就是说,生产的商品,要符合本国需要,假使东西销不出去,也可以在本国内销。所以,中国的缝纫机、电风扇、电冰箱、脚踏车、玩具、文具,没有花式变化,结构也没有改进,年年依样画胡芦,没有有效地扩展市场。有一个经销中国玩具的职工说,二十年前,我当小孩时,中国出产那几种玩具,今天,我给我的孩子买来的仍然是那几种中国玩具。在中国,上述产品是供不应求的,即使质量和花式没有改进,产品一样大受欢迎。这样的情况,阻碍了中国产品的进步。
    另一个错误想法,叫做“计划经济”。本来,“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外贸部门面对着瞬息万变的海外市场,为什么不能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增加灵活性?中国出口的服装,必须在六个月至一年前由买家订货。海外买家预先指定了料子、图案、色泽、款式之后,先由中国备料部门备料,纺织厂织布,印染之后,再由制衣厂裁剪做衣服。工作流程长达六个月至一年,所以款式比较古老,尤以女装为然。而香港,最快的订单,一个月内马上起货。为什么香港这个小地方,却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第一位的成衣?原因是香港服装花式换得快,交货速度快。中国的出口工厂为什么跟不上呢?为什么生产部门不肯缩短订货周期,机动地适应顾客需要修改款式呢?
    当然,经常改款式,生产部门的工作是增加了,一些生产模具、操作流程会随之变动,甚至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工人要重新熟习新的生产技艺,所以生产部门老是不肯随便转换款式,怕换了款式会影响计划的生产指标。结果,影响所及,出口公司的订单就无法增加。羊毛衫就是一个例,中国的男女装羊毛衫年年都是老样子,以致同市场需求脱节太远,生意大受影响。
    其实,如果款式换得快,不仅外国市场打得开,而且出口价格也可相应提高,可争取更多的外汇。但是,生产部门老不考虑外汇,原因是没有合理的奖惩制度,多捞了外汇也归了国家口袋,何必如此费神?中国似乎有必要为生产单位订出较为合理的奖励制度了。
    出口轻工业产品是一门赚钱快、收效大的生意。中国许多干部都好象觉得赚钱是一件不十分光采的事。香港一个轻工业工厂,除了地皮不算,一般两年或三年内就可以把设备统统赚回来了。香港没有什么原料生产,出口商品的原料都是进口的,但香港大搞加工,赚了许多钱。中国经济不应该主要放在加工方面,但是,中国沿海人口密集,每个城市都有多余的劳动力,为什么不可以投资建设一些出口生产基地,进口一些原料、元件加工呢?有些中国出口公司人员参观香港的工业之后,批评“香港的工业是依赖性的工业,原料、市场都靠人家,脆弱得很”,颇有不以为然之感。他们没有看到经济骨干有许多方面,而只是孤立地批评进口原料和元件搞出口商品的虚弱性。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相当多的原料都靠进口,为什么又能生存呢?
    中国有一些口岸的皮箱、皮衣做得好极了,但是,锁、铁较、拉练则很不耐用,款式也很蹩脚,结果,“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这么好的皮箱和皮衣只能卖外国货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价钱。假如配上外国名牌的锁和拉练,成本增加不多,价钱就可以高得多了。原来,这些口岸根本没有购买外国配件的外汇。这就要国家进行全盘统筹,给予贷款和补助了。
    不少轻工业生产部门,统筹指挥得不好,分工不细致,管理不严格,成本核算不严密,不讲科学,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和成本,影响了积累资金的速度,甚至使国家赔钱。例如,上海生产出口商品经验好,专业齐全,易开展协作,所以,上海每个工人平均一年可以生产脚踏车二百五十四辆,但江苏省每个工人每年只能生产十五辆。这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例子,类似情况在各省市都存在。不少出口商品,不能就地协作,可能整件产品已装配好,独独缺了包装纸盒,或其它包装材料,要外地供应,结果得推迟一年半载才能交货。从布局来说,每生产一种轻工业产品,牵涉到电镀、喷漆,五金、塑胶、电器、电子、印刷、制纸、模具……一大串不同工种的行业,假如专门行业工厂不齐全,没有香港或上海那么齐全的条件,产品成本必高,生产效率必低。笔者建议中国各省市在搞轻工业品出口时,必须注意专门行业的配套和协作问题,不要打无计划之仗,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许多问题不是一个工厂能解决得了的,外贸部门似乎要当好参谋,投入必要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好商品的出口生产,配备好各种专业,就地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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