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一日以《越南总理历访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不包括新加坡,华侨问题突出起来》为题,自新加坡报道:
    据透露,越南的范文同总理从下月六日起将历访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这是一次隐藏着多种目的战略行动。据新加坡政府人士十九日说,范(文同)总理的日程是从访问曼谷开始的,唯独没有包括新加坡。这位人士说,迄今,关于总理出访的事情,没有接到当地的越南贸易代表团的任何联络,政府方面也未做任何接触。
    据传,范总理在访问泰国之后,将访问马来西亚。接着,从十六日起访问菲律宾四天,从二十日起访问印度尼西亚三天。
    当地消息灵通人士谈及越南对新加坡的冷淡态度时说,在这个中国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国家中,对于中越之间围绕着旅居越南的华侨问题而日益紧张的争端,同情中国一方的气氛占居了优势。
    华侨人士说注意到了这一点:即范文同总理即将访问的四个国家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华侨问题,在国籍问题以及限制经济活动等问题上都经历过(同中国之间)许多争端。这位人士认为,范文同总理出访的意图在于寻求对于越南目前由于同样的问题而处于窘境的立场的理解和同情,并在这些国家中打进一个友好的楔子。
    再有,预定于十一月进行的邓小平副总理(也是最近重视华侨政策的总管)访泰,还有可能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当然可以想象出:范文同的出访的目的,也在于使中国领导人刚一出访就受挫。
    有人持有这样一种警惕的看法,认为将中国、或者可以称为中国的“尾巴”的华侨问题突出起来,并有意识地将华人国家新加坡排除在访问国家之外,是越南及其背后的苏联分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战术。作为新加坡,至今尽可能消除华侨国家的色彩,谋求和马来血统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友好共处,从这一立场出发,也希望回避直接受到越南、中国的华侨纠纷的影响。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一日就八月十九日伊朗发生的电影院纵火事件发表一篇述评,题为《对国王的现代化政策的反击》,摘要如下:
    在阿巴丹造成死者三百七十七人大惨案的电影院纵火事件的背景,是伊朗国内围绕着巴列维国王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尖锐对立。对国王的现代化政策一方面右派保守的回教徒要求“恢复到回教徒的原典上去”,而不断暴动和制造恐怖事件。另一方面,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过激派也乘机加强恐怖行为。曾经被称为“中东最稳定的国家”的伊朗的君主立宪制的基础正在动摇。
    伊朗一九六三年以来就在“通过皇帝和人民进行革命”的口号下,推行了以土地解放、妇女参加政权等为内容的现代化政策,即所谓“白色革命”。
    但是,这一现代化受到占国民百分之八十的回教徒中的保守派的反对。尤其是对地主阶级来说,由于土地解放将中断地租,这是死活的问题。对于回教寺院来说,他们认为“现代化否定回教的教义,消灭信仰,违反寺院的权益”。因此,以回教寺院为中心,纠集教徒,展开了反政府活动。
    右派回教徒在反对现代化的口号下,否定电影、电视、西餐馆等所谓西洋文明,因此多选择电影院、西餐馆作为攻击的目标。
    伊朗的苦恼,不只是右派的抵抗。由于急速的现代化,通货膨胀的发展,生活恶化,工人阶级不满加深,农民、工人、学生等左派反政府活动深化。本月中旬,布鲁塞尔的伊朗大使馆被伊朗学生占据,在海外的反巴列维活动也在表面化。政府方面对这些活动,一贯进行严厉镇压。这种姿态,使反政府方面认为“巴列维国王独裁”,进一步增加了反政府的感情。这次事件后,被害者家属两千人举行游行,要求逮捕犯人。对此,巴列维国王保证“予以严厉制裁”,其结果有很大的危险性,将使反政府运动升级。
    【美联社德黑兰八月十九日电】几百万伊朗人八月十八日庆祝八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这次革命曾使巴列维国王重新当政。
    在德黑兰,阿姆泽加尔首相率领了这个政权的数十万支持者举行游行。
    伊朗首相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说,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按人口计算,平均收入增加了七倍,外汇储备增加了一百三十九倍,学生数目增加了四倍,车辆数目增加了十倍,本地制造的汽车数目增加了一百四十九倍,水泥产量增加了十九倍,小麦产量增加了一倍,棉花产量增加了两倍,茶产量增加了一倍半。
    他说,这些都是伊朗在一个世代中取得的成绩的实例。尽管有一个外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没有点这个外国的名),但是伊朗政府经常指责苏联引起麻烦。
    【路透社德黑兰八月二十一日电】报纸今天报道,破坏分子制造的伊朗电影院大火案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加到四百三十人,好些嫌疑分子,其中包括电影院的三名雇员,已被拘留审讯。
    警察和政府其他的调查人员对造成这次大火的负责者发动了全国性的搜捕。
    官方的波斯通讯社昨天把这场大火归咎于破坏分子。
    当局、反对派政治家、报界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知名领袖都强烈谴责纵火者。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六月二十七日刊登莫顿·康德拉克发自德黑兰的一篇专文,题为《伊朗:一个“安危系于一人的王国”的变化》,摘要如下:
    “查多尔”是一种又长又厚的袍子,颜色通常是深黑色的。在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妇女们历来就穿这种服装。它遮住头发,包住身体。
    这种服装的式样不同于某些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穆斯林妇女所穿的披头盖脸的面纱,不过,它们在社交场合所起的作用则是一样的。它根据古兰经的指示保护妇女的贞节;它还有助于表明,妇女在历史上是依附和屈服于男人的。
    现在的国王的父亲礼萨·谢赫·巴列维二十年代就下令解放妇女。一九三四年,他试图规定,妇女穿“查多尔”是非法的。他使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对妇女开放一些医药和法律学校。现在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扩大了妇女解放的范围,给予妇女以选举和出任公职的权利。传统文化不过,假如你在德黑兰最豪华、最现代化的商业大街上走一走,你所见到的将近四分之一的妇女还全身包在“查多尔”里。在德黑兰的南部,传统的文化势力更强大,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妇女还穿着“查多尔”。在农村地区,只有少数勇敢的妇女才不穿它。据伊朗人和美国的观察家们说,穿“查多尔”的人正在增加,甚至在大学校园里也有人穿。妇女能进大学校门,这原是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就。
    “查多尔”再次时兴起来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复活的一个征兆。这个情况对国王构成一个挑战,如果不说是一个威胁的话。右翼穆斯林长年举行示威反对国王。这些示威游行在一月份和二月份在库姆和大不里士引起骚动,死了一百多人。对骚动者的同情据认为,有些妇女穿“查多尔”是为了对骚动者表示同情。有些人显然是被迫才穿的,而另一些人则是卷进了似乎正在席卷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复兴的浪潮。
    有时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得到国外——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或伊拉克——的鼓励和资助的。
    现在还很难说这种复活是否会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生任何影响。
    据外国专家说,原教旨主义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式的现代化所表示的失望和幻灭,又是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社会恢复熟悉的价值准则的一种尝试。
    在伊朗,金钱吸引着成批的农村无技术的人涌入城市。在城市里,他们能找到工作,而所得的工资比他们在农村的收入要高得多。不过这点工资仍然付不起大城市飞涨的租金,也过不起他们所看到城市中产阶级所过的奢侈生活。同时,这些国内的移民在文化上也被搞得晕头转向,瞠目结舌:他们看到女人穿着他们认为不正派的袒露的衣服,以及其他一些“散漫放荡”的现象——到处是酒、赌场和宣传意大利色情电影的画着半露体女人的海报。
    据外国专家说,这些年轻人皈依清真寺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活保持某种稳定。他们成为保守的伊斯兰教僧侣毛拉的走卒。从历史上看,毛拉既是伊朗国王政治上的盟友,又是其政策的死敌。他们(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五三年帮助国王保住了王位。因为当时,以穆罕默德·摩萨台为首的、受到共产党人民党强烈影响的左翼全国阵线迫使国王流亡国外。
    然而在六十年代,毛拉及其盟友拥有土地的富有家族则坚决反对国王发布的把耕地重新分配给农民的法令。苦恼的根由保守的穆斯林只是使国王苦恼的原因之一。政府官员宣称,共产党特务已秘密地渗透到穆斯林团体中来,而且形成一个奇怪的同盟。政府官员把他们叫做“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分子”或“非神圣的红黑反动联盟”。
    与此同时,国王对苏联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已经取得和可能取得的进展也感到不安。国王认为,波斯湾的油田才是苏联“钳形”攻势的目标。他还认为,苏联人眼下追求的仍然是昔日沙俄帝国的目的,即在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或上述地区附近建立不冻港海军基地。
    某些政府官员甚至说,苏联特务正在伊朗境内制造麻烦,以阻止国王采取在国外打击苏联人的行动。
    自一九○九年以来,俄军入侵伊朗不少于六次。一九四○年签订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规定,“巴统和巴库以南以至波斯湾这个总的方向的地区被承认是苏联愿望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占领了伊朗的两个省。一直到美国和联合国施加压力后,这些军队才被迫撤走。
    然而,国王眼下担心,美国被越南和水门事件的创伤搞怕了,不会起来顶住苏联的扩张的。据说,他曾想把他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武器提供给索马里去打亲苏的埃塞俄比亚,然而美国政府不允许这种武器转让。美国记者只要一见国王或他的任何外交政策顾问,几乎没有一次不听对方关于苏联的野心和美国未能支持朋友起来抵抗的尖锐评论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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