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八月十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亚洲的一个新时代》,摘要如下:
    内政方面的压力现在促使亚洲的弟兄们互相来往。威信扫地和经济衰退的日本内阁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同中国缔结条约将确保福田首相重新当选他的在十二月底任满的职务。由毛的后继者采取的重点是放在工业发展上的讲求实效的方针使北京意识到自己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缺点。在这方面,工业大国日本是可以给予帮助的。早在二月份,两国就已经签订了为期八年总额高达二百亿美元的“私人贸易协定”。
    因此,这个原料贫乏的岛国便可以指望为自己的工业得到可观数目的石油以及其他的能源。
    莫斯科在苏联—日本—中国的三角关系中现在很清楚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尽管可明显地进行威胁,但也不能阻止亚洲两个大国的接近,甚至不能引诱日本签署苏联人所谋求的友好条约。因为苏联不想付出日本人多年来顽固要求的代价:归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占领的千岛群岛。这对莫斯科当然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这些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也阻碍着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缔结,苏联党和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想用这个体系完善其缓和政策,日本把苏联看成是其主要敌人,东京的步骤现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和日本通过和平友好条约消除了近二千年的旧恨。这种敌意在中国不仅仅是由于回忆所受的屈辱、战争、占领和残酷的报复而产生的,而且是由于北京认为日本背叛了亚洲:当两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前都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时,意识到自己优越性的中国就反抗“野蛮人”。而日本人适应这种情况,接受西方的技术,并上升为西方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历史上一直认为中国比它优越,是“共同文明之母”——文化的支柱。
    北京和东京现在在亚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八日电】题:外相考虑签订日中技术合作协定,还说要联合开发尖阁列岛周围的石油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参众两院的外务委员会十八日进行了国会闭会期间的审议活动。各党向园田外相进行了质询。
    在一系列的质询中,园田外相表明了如下的想法:希望日中两国联合着手开发包括尖阁列岛(即钓鱼岛等岛屿——本刊注。下同)周围在内的大陆架的石油。同时表示说,为了全面协助中国不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将大量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加强科学技术合作,必要时也考虑签订日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等。
    外相的回答要点如下:
    同台湾的关系: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实际业务的关系将一如既往。
    日苏关系:我不认为由于日中条约而使日苏关系发生问题。因此,不立足于修复日苏关系这种想法上,而希望扩大迄今的关系,不断发展友好关系。如果苏联进行逼迫或威胁的话,就不能进行谈判;如果站在相互平等的立场上的话,就以解决了北方领土之后缔结和约为基本原则进行日苏之间的谈判。
    美中关系:在同黄华外长之间的会谈中,我说,如果签订了日中条约的话,美国政府会容易下决心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对邓副总理也说了“美中之间,请更好地谈谈吧!”的想法。
    尖阁列岛问题:邓副总理对于我关于日本立场的说明,清楚地说:“不再次发生尖阁事件。”
    联合开发尖阁列岛周围的(石油),在私下曾谈过这个问题,考虑到不是仅仅一国进行开发(石油),而是由日中合作来搞为好,如果(对方)正式提出商谈,将以向前看的姿势进行处理。
    留学生、科学技术的交流:留学生的交流对将来的日中关系是重要的,同文部大臣砂田协商的结果,准备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来接受留学生。
    中国竭尽全力进行四个现代化。(日本)虽然不能协助其军事的现代化,但要强有力地推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必要时,也考虑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合众国际社伊朗阿巴丹八月二十日电】官员们今天说,可能是穆斯林的一些狂热分子在一座电影院里灌上汽油,把门锁上,然后点火把它烧着,有三百七十七名观众尖声叫喊、用手抓封死的太平门的时候,被活活烧死。
    新闻部说:阿巴丹(伊朗南部波斯湾附近的一坐油城)的“雷克斯”电影院在十九日夜受到袭击时,里面至少有三百九十一人。
    新闻部说,已挖掘出三百七十七具尸体,有十四个严重烧伤的幸存者。一位目击者说:“地板上血肉成堆,大部份死者已无法辨认。”
    一些目击者说,纵火者(据信是反对伊朗现代化的穆斯林传统教派)在地板上浇了汽油,锁上门,然后放火烧着这个影院。
    这场火灾烧了四个小时,消防人员用了十个多小时才从烧毁的碎砖乱瓦中把已烧焦的死者残骸拖出来。
    一位目击者说:“当消防人员进去时,影院中到处是烧成焦炭的人的四肢和身体。”
    伊朗电台二十日停止播放音乐节目,而广播“全国哀悼”的消息。迄今为止,这是在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和企图要在伊朗推进西方式的民主的巴列维国王之间的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恐怖性袭击。
    这次焚烧影院的时间可能是有意安排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成功二十五周年的时候进行的。这次政变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伊朗国王在短时期的流亡之后就在政变后重新掌权。政府十九日在一些城市组织了亲国王的集会,来纪念这个日子。
    二十日,在设拉子(位于阿巴丹和德黑兰之间)和伊朗西部的雷扎耶城,又有人纵火烧了两家影院。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九日以《著名的巴勒斯坦文学家卡拿范尼和他的作品》为题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有些人总爱这样说,在乱世中才会有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面世。或者,在大时代,在动荡的岁月中,历史更需要文学家们为它增添光彩或不光彩的一页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战争和动乱。不少民族都不能安宁地过日子,但是,又有那个民族像巴勒斯坦人一样,被别人驱离自己的家园,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呢?如果说亡国是被外国人统治的话,那么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就比亡国更悲惨。他们连在自己国土上生活的自由也被剥夺了。
    压迫的另一面是反抗。不少巴勒斯坦人拿起了枪。同时,也有人拿起了笔杆子,用文字作武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其中,加山·卡拿范尼就是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
    一九三六年四月,卡拿范尼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律师,由于从事反抗活动,曾多次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下狱。
    一九四八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接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被驱离家园,逃亡国外。这时候,年仅十二岁的加山也和他的家人逃到黎巴嫩,其后再移居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五十年代初,年青的加山认识了乔治·哈巴什。那时,乔治早已从事解放运动,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的领导人。在乔治的影响下,加山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并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在该运动出版的周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故事。
    五六年至六○年,加山在科威特住了四年,从事教学工作。在这几年,他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六○年,他接受乔治的建议,前往贝鲁特当新闻从业员,希望把更多时间放在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上。在贝鲁特,他创作了不少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作品。
    六十年代初期,埃及纳赛尔总统由于在五六年战胜了英、法及以色列的入侵,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而“纳赛尔主义”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思想。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一样,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也把纳赛尔作为领袖,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纳赛尔为首的大阿拉伯联邦,而巴勒斯坦也将成为联邦的一部分。
    可是,六七年中东战争的失败使不少阿拉伯人对纳赛尔失去信心。六七年七月,乔治和加山脱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创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运动”(以下简称“解放运动”),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加山成了新组织的主要发言人,主编机关报《目标》周刊。
    六九年后,解放运动在思想上日趋“激进”,在行动上也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城市游击活动。七二年五月,解放运动和日本赤军合作,进袭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同年七月八日,以色列在贝鲁特的特务在加山的车上放置炸弹,终于把正当壮年的加山杀害,他死时才只有三十六岁。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加山的丧礼,成为自纳赛尔死后,贝鲁特最大的一次政治示威。
    作为一位政治家,加山是继阿拉法特(巴解组织主席)和哈巴什之后最受巴勒斯坦人民注意的人物。
    作为一位作家,加山创作了一个戏,多部小说,数本短篇小说集和数不尽的文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尽管题材是多方面的,但巴勒斯坦这个命题则总是贯串于作者的笔触上。他很喜欢用提示和象征的方法去引导读者们思考巴勒斯坦问题。
    《在太阳下的人》这部矩篇小说是加山的代表作。
    故事说,有三个属于老、中、青三代的巴勒斯坦人,在边境地区偶然地相遇。原来他们都打算离开巴勒斯坦(犹太人统治的以色列国),偷渡去科威特。在别无他法下,他们最后同意付出一大笔钱给一位驾驶运水车到科威特的司机,好让他们能暗中躲藏在车上的空水桶内。在车上,他们都幻想着到达科威特后的美好生活。在边界,司机却被一个贪污的犹太官员所阻拦。在炎热的天气下,三人终于窒息而死。由于恐惧和懦弱,他们在死亡边沿时也不敢敲击水桶,让别人能知道他们的处境。终于,三人的尸首都被扔进科威特境外的废物堆中。他们还是要死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国土上。
    这部小说在六三年发表后,立刻便在阿拉伯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人都说,小说是加山对本民族的一种鞭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敌人的淫威下,不敢反抗,就连集中营(小说中的空水桶)的帷幕也不敢摇动。这不知是不是加山的原意,但无论怎样,小说倒说出了一个事实——逃避斗争就只会带来更大的悲剧。巴勒斯坦人的出路就只有反抗。六五年,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终于开始了。
    加山悲剧性的死亡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打击。在文学上,加山的死也是阿拉伯文坛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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