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七月一日发表题为《越南成为经互会正式会员》的社论，摘要如下：
越南经获得共产经济互助会的九个成员国批准入会，成为该会的第十个正式成员。
有关批准具有令人关注的下列意义：
一、证实河内在中苏长久争吵保持表面中立后，已因中越关系日益恶化，而进一步公开倾向于苏联。
二、越南于不能从美国获得战后复兴经济援助，和中国因华侨问题而切断其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后，经转而寄望通过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共产国家经济集团的行动，会得到弥补及单方面的援助。
虽其意义是双重的，但越南此项新动向的政治意义究比经济意义高。关注亚洲局势的观察家，都突出此项消息报道的同时，据以作出种种属于政治性的推论。
事实上，越南成为苏联集团国家，后纳入其势力范围，使亚洲出现分化后的共党明显对立势力，会为东南亚及整个亚洲带来安全稳定的新问题，亦是一种普遍政治常识，因它直接意味：苏联在亚洲已获得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以与中国抗衡，并影响亚洲的均势，且从而更易使竞争趋于公开化及激烈化。
这将是亚洲政治质的转变的分界线。尽管越南在此一转变中，可能须付出独立自主作代价。
而且越南将可从东欧经济机构获得有意义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仍受质疑。且越南亦需冒着变成只是东欧集团农产品及原料品供应国之险。
而且越南的选择，亦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正寻求巩固和西方国家贸易关系的做法不相调和。
从长期来说，越南所作出的似是一项冒险的选择。因一些东欧国家曾不惜牺牲力求挣脱冷酷及木偶主义的枷锁；但远在千里外的越南，却宁愿为较短暂的需求和利益，而跑相反的方向。
尽管任何一位政治预言家所能做到的，只是揣摩在东南亚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但这个趋势却确实包含着忧虑与危险的成份。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二日电】题：苏联领导人的贺电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越南领导人和越南人民祝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二周年。
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孙德胜、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黎笋、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的电报指出，苏联人深切地尊敬越南人民及其经过战斗锻炼的共产党，因为他们勇敢、有原则性、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谊是在你们英雄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艰难斗争年月里形成和巩固的。现在，这一友谊在统一自由越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深度。
苏联领导人强调指出，“今天，当越南人民不得不经受外来的粗暴而又毫不掩饰的压力，遭到攻击和恫吓的时候，我们再次向兄弟的越南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为保卫不可剥夺的主权和加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的国际地位而作出的努力。苏联过去支持、现在支持而且将来也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
【德新社新加坡七月一日电】越南在过去几周中从一个基本上是中立的共产党国家变成了苏联阵营的成员，使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制订政策方面陷于动乱状态。
河内在一九七五年资本主义西贡政府垮台之后采取的是向大家都开放的官方政策，现在越南无论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军事方面都紧跟莫斯科。
尤其使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感到震惊的是，苏联控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本周接纳越南加入。
人们认为，河内加入除古巴和蒙古外全都是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盟一事，驳斥了早些时候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把越南说成是这个地区所欢迎的角色，即称它是“亚洲的南斯拉夫”。
鉴于这种形势，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国家大概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比以前更向中国靠拢。据外交官说，这个地区今后的伙伴很可能是中国、美国和日本。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越南最近公开让华人从越南移居保守的台湾，这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中间引起了不安，担心台湾这个岛国同苏联缔约的日子可能就要来到了。
这是早在六十年代初北京同莫斯科关系破裂时就有的担心。该地区各国政府认为，现已被所有朋友抛弃的台湾可能很容易抑制其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同莫斯科配合以换取领土安全。
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当前这场越中争端纯粹是两国间的事情。有些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东南亚国家与世隔绝的、中立的日子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有三万零八百七十个沙特阿拉伯大学生，其中二万在国外上学（其中一半在美国）。当一个沙特阿拉伯青年从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学院回来时，他重新进入本国后往往要在外表上加以改变：他必须脱去他的运动衫和兰布裤，而穿上传统的袍子。人们期望他顺从于传统的家庭习俗。他的长辈们将检查他的每一行动和思想，他还必须服从那些长辈，而不管是否应该服从。他必须放弃与女性为伴而只能和他血统关系最近或最终要娶的那些人在一起。还不准他去电影院、夜总会和脱衣舞场。也不准他参加政治活动。
尽管加以种种限制，年轻的沙特阿拉伯人闹事的情况看来一点都不激烈。
在公开场合，受过西方教育的沙特阿拉伯人谨慎尊从着这个国家僵硬的风俗习惯。而在他们家里的私人生活中，却过得十分随便。他们公开与朋友一起喝酒。妇女们往往喜欢西方服装。他们看录相影片或故事片。
在这个半明半暗的世界中，有钱人的太太可以在利雅得和吉达的高级商店购买法国有名的克里斯蒂昂·迪奥尔公司的长外衣。周末，在海边的住宅中，年轻的女子会穿起游泳衣。此举，如果不是字面上也是精神上违反了伊斯兰关于女性美德的戒律。
虽然有钱人关起门来尝试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但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的一些组织如发扬善德委员会和整顿恶习委员会仍然在外面的大街小巷巡视。在祷告时间里，这些委员会便在各市镇巡游，命令店铺关门。就在不久前，这些委员会还发起运动，制裁按照异教徒习惯蓄起长发的青年。这一运动在推行中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这些委员会只要发现任何人在公开场合喝烈性酒，就用鞭子抽打。但是，在沙特阿拉伯极为尊重私人生活，以致甚至最狂热地保护公众美德的人，从来也不敢梦想冲进一个人的家中。
在这种不公开的文化生活中，在需要改革的项目上，占第一位的就是妇女的权利问题。现在仍然禁止妇女开汽车、单独旅行或是取得出国签证，除非有一个“合法保护人”陪同，此人必须是男性亲属。一夫多妻制仍然是一项方兴未艾的制度。但是在私下里，许多沙特阿拉伯妇女却一心想争出个结果。一位年青的妇女在谈到宗教方面的保守派时说：“我们将同他们斗，我们会胜利的。”
沙特阿拉伯妇女已取得的有限进展中，有许多要归因于伊法特王后的努力。她是费萨尔国王的有进步思想的遗孀。通过她的丈夫，伊法特王后在一九六○年说服政府为女孩子们先后开办了小学和中学。沙特阿拉伯今天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女学生约有二十五万。另外还有一万一千名在男女同校的大学里念书。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国外学习。受过教育的妇女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先后走向社会生活。今天，她们有的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有的是医生和心理学家，有的是报纸专栏作家和教师。
但是公开争论远没有结束。每周星期五在清真寺里，阿訇对参加工作的妇女的伤风败俗的行为表示不满。几个月以前，学者们压政府让私人公司传阅一封信，要他们不要雇佣妇女。另一方面，两名内阁大臣数周以前接见一家电视台记者时说，应让妇女参加工作，以解决这个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关于国王和王储
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无人郑重其事地谈过取消君主制问题。沙特阿拉伯的体制是，哈立德国王是统治者，但是实际由法赫德王储治理这个国家。态度严厉、彬彬有礼，但身体虚弱的哈立德国王一九七二年在克利夫兰大学附属医院作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去年又在伦敦的惠灵顿医院作了髋关节外科手术。现在他的公职仅限于接见外国元首，虽然一切重大的决定都还要向他请示。
王储的风格将有助于这个国家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循序渐进，允许在不过于冒犯伊斯兰保守派的情况下取得某些进步。他反对引入西方式的民主，认为自由选举不能使最有资格的人，也就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进入领导地位。法赫德说，“我们为了培养教育这些年轻人下了不少本钱。现在我们要从我们的投资中回收红利了。但是要是我们举行选举，这些年轻人是不会当选的。当选者将是那些有钱买得起选票的富商。而我们的真正有才干的人却得不到重用。”
六十年代任教育大臣的法赫德第一个为这个国引进延长公立学校学制的。自那以后，他还默许扩大妇女教育。但他常对老朋友说，他反对“凯末尔的作法”。他这里是指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面纱和传统服装，试图从最高层强行实行社会改革的作法。法赫德赞成看来今天已在他的国家发生的某种根本上的演变。关于对外政策
同样内部强硬表面温和的作法是他处理外交事务的特点。在阿拉伯世界，这些沙特阿拉伯人的某些伊斯兰兄弟对他们不满，称他们是沙漠野人暴发户。但是，法赫德几乎同各国的领导人关系都很好（但有个突出的例外：利比亚的卡扎菲拒绝同他打交道）。根据沙特阿拉伯的第一道防线是外交这一理论，他甚至避免同阿拉伯激进派发生争吵，宁愿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系。为了维护阿拉伯的团结，他在撒哈拉发生争执的左翼阿尔及利亚和保皇的摩洛哥之间进行调解。他同埃及的萨达特和叙利亚的阿萨德，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和黎巴嫩基督教派领导人夏蒙都保持着联系。沙特阿拉伯同激进的伊拉克和马克思主义的南也门有些矛盾，但他尽力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联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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