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五日晚刊刊登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岛绿写的文章，题目是《郭沫若的文学，对时代的诗人般的直观》，摘要如下：众人天才论郭沫若先生的文学的特征是感情至上的浪漫主义。先生喜欢写的主人公是英雄烈女。但是它和卑视凡庸的个人，只崇拜英雄的所谓英雄主义不同，它是以一切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天才，即也可以叫做众人天才论为基础的。众人天才论是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初就有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和当时把处于极衰时期的祖国的现状比喻成复苏前不可缺少的、一时的凤凰涅槃的乐观主义是同根并蒂的。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冷静的认识，莫如说象希求。但是在高唱这种希求上，毕竟表现了先生的才能。
不言而喻，当初，在以艺术派为目标的创造社前期的郭先生是一个沉醉于爱情，在选择医学和文学上犹予仿徨、在混乱的祖国中寻求摸索自己的出路的青年。这通过先生初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和爱情诗表现出来。但是，先生那种诗人般的直观的锐利目光准确地看到了时代的未来。作为激烈的左倾而盛传的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等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了当时有志气的知识分子早晚应该走的道路。先生总是时代的旗手、时代的先驱。两个屈原的形象郭先生的文学领域是广泛的，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既表现上述那种一贯特征，又表明它的变化的，是他的戏曲。而这又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历史剧。从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在历史上留名的人来看，虽然程度不同，都已具有英雄烈女的资格。至于他们在哪一个侧面上是英雄，是烈女，这却是由作者对历史的裁断方法所决定的。例如，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屈原就在前后两个剧本中出现，而这两个屈原的形象是很不相同的。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流——《楚辞》的主要作者。对于这位诗人，郭先生是崇拜的。但是，在初期的诗剧《湘累》中，屈原被描写成一位不与世俗妥协的孤傲清高的人，一位怀疑和思索的人。但是，在一九四二年日中战争时期发表的《屈原》中，主人公的风貌为之一变，他再已不是孤独的思索者，而成了一名有战斗性的爱国者。他把祖国楚国的命运和中华全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激烈地谴责虎狼之国秦国和与秦国相勾结灭亡中华的卖国贼。这个屈原的形象，正是郭先生其人的形象。在最后一幕，为卖国者所陷害的屈原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北方，以求再起。这一幕表明了郭先生本人等对北方延安解放区所抱的希望。
借历史批判现实的“借古讽今”这种历史文学的方法，是反抗当时当政者的镇压言论自由而锻炼出来的武器。戏剧不单是一种文学，它作为作者通过出场人物直接向观众发出呼吁的方法，是极为有效的。因此，先生根据担当文化工作的负责人的经验，有意识的运用了这种方法。古代史的业绩在文学领域附近，作为先生的工作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亡命过程中开始的对古代史的研究。我在这方面，完全的外行，对先生的业绩评价，要由其他人来作。但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光芒四射的想象力、大胆地提出问题和新颖的推断比文学更为能吸引我们。被称为是摩尔根理论的应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好，殷周甲骨文金文等的研究也好，在此之前，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外行。但是，在数年之间竟能做出那样的成绩，还应该说是由于先生的天才，是令人惊叹的。
自历史剧《屈原》以来，时隔三十年，郭先生在一九七一年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文学评论《李白与杜甫》，以其朝气蓬勃的批判精神，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惊讶。在最后一章出现的诗人苏涣，弃官职而与农民一起起义，作为一位叛逆者而死去。郭先生说，他是一个言必行，寡默实践的人，他留下来的诗有四首，本不是在正史上有独立传记的人物，但这位诗人才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这也许又是在书中寄托了把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无名战士表彰为胜过当代最高水平的文人和政治家的自己的心情吧！
【本刊讯】《斐济时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针灸治了总理的病》的报道，摘要如下：
一位女针灸医生治了马拉总理的病，使他能够“步履矫健地登上”中国的长城。
马拉总理是昨天在檀香山扶轮社讲话时透露这一点的。他说，他在中国请医生治疗长期折磨他的脚脖子的毛病。
人们把他送进了医院。在见了高级专家之后，他被带去见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接着，她为他作了三天的针灸治疗。
他说，经过治疗之后，他能够“步履矫健地登上”中国的长城了。这种治疗没有疼痛，只是在她用针刺时觉得有些麻木。
马拉总理说，中国表示愿意为斐济农民提供技术帮助的建议肯定会被接受。
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说，将派中国专家到斐济教农民种稻子、蔬菜和养猪。
他说，中国不久将派一个贸易代表团到斐济来。
马拉总理说，在同李副总理举行的两次长时间的会谈和同华国锋主席的一小时会谈中，这两位中国领导人都强调他们的国家希望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作为对付两个“超级霸权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左右一切的力量的保证。
有人告诉他，中国认为它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他不同意中国自称它是穷国的说法。
【法新社加拿大温尼伯六月二十日电】加拿大宣布向中国出售三百万公吨小麦。
这些小麦将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八月之间付运。合约准许每船小麦先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首期，余额在十八个月内缴付。中国是加拿大主要的小麦买家。（转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六月十六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写的报道，题为《中国：大众文艺复苏》，摘要如下：
中国出现了文艺复兴季节。这就是要改变一味突出政治宣传，缺乏艺术性和娱乐性，最后被群众唾弃的现实。文学、戏剧、音乐、电影和舞蹈协会已重新建立起来，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倒的文豪老舍（已故）恢复了名誉，使人感到压在人们头上的不舒畅的东西已一个又一个地被清除了。
为老舍恢复名誉，包含着要对过去的那种突出漂亮口号、非得撒点“政治佐料”不可的文艺路线进行某种修正的意图。换言之，文艺复兴的内容是，重新估价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的好的传统习惯、发自内心的有生气的庶民哀感、文艺文化的娱乐性、求知欲和国外文化的灵活性等，尽量使之重现。
文艺复兴的先导，自然而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小说、电影、戏剧和外国作品。
电影《熊迹》在娱乐性方面，使《《００７》中的詹姆斯·邦德为之逊色。最近，小泽征尔在民族文化宫演奏了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乐》，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了西洋古典巴蕾舞，看看天桥剧场正上演京剧《杨门女将》，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不可想象的。
就这样，话题丰富了，从外表看也很热闹。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远在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活跃一时的作品。即使有新作，也不可否认具有以娱乐为中心的偏重于大众文艺之感。至于前途大有可为的后起作家和音乐家高水平的热情创作，使人深有不成熟之感。
北京摄影所的干部说：“刚刚打破各种‘清规戒律’。实际上正在探索今后怎么办。”中国文联预定在明年的适当时候召开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在此之前，创作活动踊跃起来就好了。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九日刊载一条消息，题为《郭沫若逃出日本，六十年朋友谈秘史》，摘要如下：
郭沫若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同日本的因缘尤其深。他的逝世使各界感到惋惜。他在日本流亡时期的秘史，由六十年来的知己，一位老华侨透露出来。他说“郭先生是非常热情的人”。他详细地谈了郭先生在芦沟桥事变后，难以抑制救国之心，设法逃出日本时的情况。
这位老华侨是台湾省人，名叫刘明电（七十七岁）。刘先生在家乡读完小学四年级就迁居日本，在东京外语学校德文科毕业，又到德国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的学位。
和郭沫若先生相会，是在刘先生上中学的时候。当时郭先生来日本留学，上旧制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
郭先生以后经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后，到九州帝大医科学习。
国民党政府当时想以三千日元邀请郭先生当医生，并寄来了请帖。郭先生看完信，非常激昂，当场把信撕碎抛弃了。他对刘先生说：“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民众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须创立新文学。”
刘先生留学德国后回到日本，再次会见郭先生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季。两人经常在东京相会。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军大举侵略中国。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向刘先生等最亲密的朋友表示了回国的决心，谈了逃出日本的日期和步骤。
郭先生的习惯是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穿着浴衣在家附近散步。
逃出日本是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三星期以后的事。他象每天一样，穿着浴衣出门，证实没有人跟踪后，就搭北上的头班电车走了。
按事前的约定，在东京车站等他的就是刘先生。刘先生把郭先生引到最近处的朋友家，急忙换上西装，把去神户的火车票和神户到上海的英国轮船票交给郭先生。
刘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他把珍藏在柜里的郭先生写的诗拿出来给我们看。内容如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愿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先生在神户开出的船上朗诵的诗，人人相传，后来传到了刘先生的耳朵里。
战后，郭先生于一九五五年来到日本。刘先生在下关的旅馆春帆楼会晤了郭先生。刘先生说：“我把那首诗当作抗战的行动指针”，恳请郭先生挥笔，郭先生欣然挥笔写下了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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