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五月三十日刊登罗贝尔·拉孔特尔的文章，题为《苏联：入侵非洲的计划》，摘要如下：
早在一九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情报人员就指出，“非洲之战开始了”，这位情报人员从苏联一个叛逃者那里获得了苏联入侵黑大陆计划的抄本。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意见发生了很大分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正者”不愿意同那些巫师们、封建者和土著反动派“泡在一起”。苏斯洛夫像他一贯的那样是犹予的。正是那个笑容满面的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后，使天秤倾斜了，他委托当时《真理报》的总编辑谢皮洛夫制定一个颠覆非洲的具体计划。谢皮洛夫为了作这件事，使用了克格勃的谢罗夫将军和领导非洲司的拉萨金（该司同苏联心理战学院有联系）的报告。这三个人建立专门培训非洲人的学校。最活跃的学校建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郊区德维采、在谢斯特卡的温泉城市和首都附近的博列斯维夫县里。
对于苏联来说，这是要紧跟聚会了近十亿非洲和亚洲人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万隆会议。
早在一九五六年初，入侵计划就规定：
——普遍地渗入整个黑大陆；
——打入为民族主义效劳的一切共产党和工会组织；
——积极支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暴力；
——有计划地在所有的左派分子、左倾人士以及宗教、传教士、耶稣会、和白人神父中活动。
大理论家苏斯洛夫被迫负责这些活动。
他搜罗了前苏联组织——西班牙自由战士联盟——的残存的人，这个组织由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大队的老成员、法国外籍军团的退役者以及欧洲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组成。
在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和最危险的传教士之一，是一位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苏联贾兹马奇医院里工作多年的、名叫瓦尔德里斯的神父。
随后，这个攻势对准了埃及。埃及交通部长和铁道负责人从一次布拉格之行中，给埃及带回了苏联愿建筑一个遍布这个国家的新铁路网的有利的建议。
在若干年中，莫斯科的非洲目标变得明确了，这特别是由于苏联外交在近东遭到了失败。今天，仍然由苏斯洛夫确定的共产主义在非洲入侵的优先事项是：（一）动摇守卫石油通道沿线的非洲南部的堡垒，（二）控制各个拥有原料、特别是未来的原料——铀——的国家。
根据这个观点，四万五千名古巴人（一万五千名苏联顾问）对非洲的入侵在安哥拉开始了。
这一入侵是由克里姆林宫决定的，因为卡斯特罗在古巴搞的共产主义彻底失败后，再也没有发言权了。派遣这支远征军的费用从哈瓦那欠苏联的巨大债务中扣除。近来，许多国家的秘密机关，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发现了苏联的瓦西里·彼得罗夫将军的行踪。
甚至在莫斯科，卢蒙巴大学由苏联纳税人出钱来教育非洲革命者。这个学校是一九六○年由赫鲁晓夫创建的。它经常拥有五千至六千名以上的有色人种的大学生。
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宫为达到它的目的，甚至不关心它押上宝的那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愿望。苏联武装阿明的乌干达便是证明。
非洲现在使莫斯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额费用。有人说，最近五年它在十一个国家中花了三十亿美元，自一九七七年四月以来，仅仅为埃塞俄比亚的战斗就付出了八亿美元。
在越南战争以后，苏联首要的事情似乎是使非洲动荡不定。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们趁他由于生病而有一半的时间不在的机会，开始试行一个新政策。这个政策将非常迅速地消除他缓和人物的形象，并可能导致一场新的冷战。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二十九日电】西方最近对苏联大量购买钻的报道深为不安，这再一次强调表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软弱的第三世界政府来获得主要矿物和其他基本资源。
国务院官员说，这种报道把苏联购买钴同入侵扎伊尔联系起来，这是错误的。结果是，西方的一些公司，包括美国的一些公司在内，因为预料价格要上涨，所以也去购买钴。
但是这件事情提醒了人们，经济问题和扎伊尔之类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动乱，已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工业界，因为美国进口的钴几乎有一半来自扎伊尔。
钴是用来制造高级合成金属的，以便制造磁体。美国所用的钴有百分之九十七是进口的，其中大约有一半是直接从扎伊尔进口的。
钴被列入美国必须进口的十八种主要矿物和其他基本原料的清单以内。
美国所依靠的外国资源包括铁和铁矿的需要量的百分之三十三，用于工业生产的金刚石和天然橡胶的需要量的百分之百等等。
当然，美国经济依赖外国资源最引人注目的项目还是石油。
美国所需要的石油现在有百分之四十二是进口的，其中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进口的石油占百分之八十二。
根据国务院刚刚公布的关于“贸易问题辩论”的一篇报告表明，美国进口石油的金额已从一九七二年的四十亿美元，上升到一九七七年的四百二十亿美元。
这样，光是进口石油几乎就占了美国一九七七年外贸赤字二百六十六亿美元的大部分，当时美国——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出口货物的金额为一千二百零二亿美元，而进口为一千四百六十八亿美元。
在这同一个报告中表明，一九七七年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是加拿大、日本、西德、联合王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后两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是美国取得石油的主要来源。
【法新社柏林六月七日电】据东柏林出版的最近一期外事杂志《地平线》周刊，援引东德科学家施滕贝克的话说，苏联能够在四个月以内造出中子弹。
但是施滕贝克教授说，苏联反对中子弹，是因为它“没有用处，而不是因为苏联人造不出来”。
这位教授是东德欧洲安全合作委员会主席，也是东德政府管辖的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他说，如果说苏联要花若干年才能造出中子弹，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想法”。他回顾说，苏联人只花了四年时间，就造出了投在广岛的那种原子弹。
这位东德科学家还说，为了和平利用核裂变，苏联已经在利用制造中子弹所必需的氘核和氚。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也就是国会正式复会的前一天，众议院的民主党干部会议以一五四票对七十五票决议，一俟美军安全撤出越南与遣回美俘之事获得安排，即应将越战军费全部削减。两天之后，爱德华·肯尼迪向参议院的民主党干部会议提出相似的议案，并以三十六票对十二票获得通过。
我对于民主党自由分子的行径，并不诧异。自从大选以来，我几已不再期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我看得出来，自从麦戈文（与尼克松竞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按）竞选惨败后，民主党干部就企图利用越南问题来团结内部。他们的策略似乎至为明显：假若我们达成越南协议，他们就说是因为他们逼我停炸复谈的结果，假若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他们就要坚持军事撤退。军事撤退是他们大部分人士的一致主张。
一月八日，星期一，基辛格同黎德寿谈了四小时半。谈不出一点成果，但当晚基辛格送了一份报告给我，说明要想在复炸后的第一天期望共党作出让步或放弃立场，未免不切实际。我当然感到失望，但除了等候和期望外，没有别的办法。一月九日，大约是中午时刻，霍尔德曼进入椭元形的总统办公室，手里拿着基辛格打来的一封电报。
“什么事？”我问。
“总统先生，我看最好你自己看这封电报吧！”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接过电文，戴上眼镜，开始读：“我们在谈判中有了重大的突破，这是我们祝贺总统华诞的表示。总之，我们已经在协定的草文内解决了全部悬案。”
十一日，基辛格电称：“我们已完成协议全文，包括待签的条款在内。”算一算我自踏进白宫承接结束越战的任务以来，现在还差九天就是整整四年了。
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所有在北越的轰炸与布雷行动均无限期停止。轰炸已经达成任务，轰炸是成功的，现在可以停止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好消息。
我们已与北越达成协定，但我们还须劝告阮文绍跟我们一起在协定上签字。
一月十四日，基辛格返抵华府不久，黑格将军即飞往西贡。
十六日上午，黑格与阮文绍晤谈，又将我的一封信面交阮文绍。我在信里说，我已决定在一月二十三日草签此协定，并在二十七日正式签署，绝不改变主意。
日记
阮文绍的选择，不外是自杀或跟着接纳一项可以救国兼自救的解决方案。我对基辛格说过，阮如果拒绝协定，恐怕也不会成为英雄，因为每周阵亡的南越官兵达二五○至三百人，我想官兵俱已厌战而盼望停火。
看起来阮文绍本性难移，准备坚持到底了。黑格与阮文绍于一月十七日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激动之余，一度恶言相加，阮文绍当场以一封密封的函件交给黑格。这信是写给我的，内多忿语，不肯妥协。我立刻回信，把阮文绍所提各点，逐一驳斥，并写下几句，让他非作一决定不可：“吾人今日唯一事待决，此即吾人在承平之时，是否仍应如作战之时，密切合作。”
一月十八日，华盛顿与河内联合公告巴黎谈判定一月二十三日重开，“以完成协定条文”。和平的希望，一时弥漫全球。
阮文绍终于决定接纳协议。他坐在办公桌边，望着对面的美国驻越大使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我已为国家竭尽所能。”他从中阻梗的行为虽然几乎令人难忍，我仍须承认自己确实佩服他的精神。
国会之冥顽不灵，早在基辛格数周前准备离国与黎德寿谈判停火协定被破坏一事时，就已经露出令人注目的征象。当时我们曾向国会恳求，说我们没有谈判的实力，不应派基辛格到巴黎去。但参议院内的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却作出典型的反应：他除了“同情”外，毫无所予。参院的两个委员会而且立即决议削减作战行动所需的经费。削减战费一案于六月二十五日通过。我当予否决，并发表如下声明：“经过十余艰辛岁月的痛苦与牺牲……并以无数亚洲与美国军民鲜血换得这项重大成就，倘一旦毁于国会之所为，则除悲惨之外，将毫无所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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