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三日刊登该报记者田所发自北京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在中国出现新文学抬头的动向》，全文如下：
在提倡文艺百花齐放的中国，已开始出现冲破文化革命以来千篇一律的框框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和该刊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这些作品的代表，已成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
《哥德巴赫猜想》是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当代数学家陈景润向十八世纪以来未获答案的全世界数学界的难题挑战并已取得成就的事迹。前些日子，《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或全文或有删节地转载了这篇文章。
从结构上说，这篇文章的特色首先在于多次地引用了陈氏创造的高等数学公式。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对陈氏个性的描绘，使他被人称之为“治学迷”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作为最近的中国文学作品是极为新奇的。
陈景润于一九三三年生于福建省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因孩子很多，他甚至得不到双亲的温暖。在学校造成他的极端内向的性格，在班里是个受人欺侮的角色。只有一点长处，就是他对数学有异常的兴趣。中学和大学的老师，特别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现了他的才能，使其进入北京数学研究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少言寡语不关心政治的陈景润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受到严厉的攻击。他在一间没有电灯没有桌子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继续从事研究。有良心的干部好不容易保护了他。他于一九六六年发表的论文在国外也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陈氏定理”，终于走上了获得成就的道路。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只有文化大革命才使他受到锻炼，写出了有很高价值的论文。”这一结论使人感到有点缺少说服力，但是，通过陈景润的遭遇也描写了文化革命的阴暗面。象陈景润这样的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的专家，被认为是模范人物，这在“四人邦时代”是绝不可能的。在三月三十一日闭幕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陈景润的业绩作为“先进典型”受到表彰。
另一篇文章《班主任》，是以北京市某中学为背景，描写了一位教师收留从公安机关释放出来的小流氓之后的心境以及在班里发生风波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七年春天。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语言简洁朴素，富有人情味。看了这篇作品，不禁令人想起在文化革命中死去的文豪老舍的作品。报纸上刊登了希望看到“续篇”的读者来信，也是合乎情理的。简言之，这篇小说的精采之处，就在于它生动地描写了在所说的“四人帮时代”，在学校和家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对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小说描写的小流氓，身上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嘴唇上留着斗殴时打裂的伤痕，眼神里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这一形象是学校长期混乱的产物。
二月十八日《光明日报》刊登刘蓓蓓写的评论说：“这些情况我们是熟悉的。”但是，担任班团支部书记的女学生，她也是打上了有偏见的时代烙印的青年。当她看到小流氓携带的外国小说时，就认为“文化革命前出版后没正式再版，所以是不能读的坏书”。还有，这位班主任的同事教师因过于热心恢复教育内容而想拒绝收留小流氓。这也都是人们熟悉的。
《班主任》这篇小说的结尾也得到好评。它只是站在如何教育这些少年的前景上结束了，比过去千篇一律皆大欢喜的小说令人感到自然。两篇作品的风格以及群众对它们表示欢迎的呼声，甚至使人感到，这暗示着今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方向。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四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英国出版界人士使中国对出版一部新词典发生兴趣》，全文如下：
据第一批正式访问中国的英国（实际上是西方）出版界人士说，中国正在对出版一部新的汉英、英汉词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据认为，一部权威性的大词典可能必须共同来搞，出版它可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但可以分成小一些的专册（例如医学专册）分期出版。
最近返回英国的出版界人士发现，四人帮因为十年来很少进口科技书笈而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受到谴责。不过中国人看来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这个代表团发现，他们会见的中国作者有十五年不接触欧洲的著作了。英国人很难同他们就哪些是有意义的东西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国，非法翻印西方的书刊杂志并不罕见。
中国人认真听了版权意义的解释以及不顾版权将会产生的后果。
乔纳森·凯普公司的总经理的侄子格雷厄姆·格林说：“如果达成谅解的话，那么我深信他们会信守的。”
这个英国代表团是由出版机构的九位领导人组成的，由格林和克莱夫·布雷德利率领，格林是出版协会的主席，克莱夫·布雷德利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四月四日电】美国伊利诺农业主任约翰·布洛克说，最近送到中国的一头名为“大吉姆”的公猪正在“猪的天堂”中。这头猪三百五十磅。
布洛克星期一在记者招待会说，这头公猪是最近一个伊利诺贸易代表团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中国人将会用它来配种。他说：虽然在中国猪是主要的肉食来源，但与美国种的猪比较，中国猪个子较小，因为它们饲料的旦白质较少，配种也没有那么小心。“中国人希望以他们的数量来配合我们的质量。”
布洛克最近和十七名共和党官员到中国进行两周访问，以研究猪只、种子和化肥的市场潜力。（转载香港《大公报》）
【法新社法兰克福四月十五日电】一个以卫生部长瓦尔特斯率领的西德政府代表团今天离开这里前往中国作为期十一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们将和中国进行有关双边卫生合作的会谈，以及对中国医学特别是中草药的应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转载香港《新晚报》）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晚报》四月九日刊登布拉约维奇发自北京的一篇述评，题目是《记者的报纸》，摘要如下：
打倒“四人帮”以后，遍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在新闻机构中也特别表现出来。中国的日报和定期刊物已经并正在以全国变化的速度发生变化。向前迈出的步子是如此之远，以致于除了中国复杂的象形文字外，再也不能说中国报纸和欧洲报纸截然不同了。
新闻工具，特别是在新闻表达形式上，正在有组织地、谨慎地、适度地和逐步地进行改革。然而，这里的外国观察家们注意到，在报纸上出现的这种变化不久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并被认为是“毒素”。
变化是多方面的，从改进文风、使用丰富的语言、越来越经常地抛弃会议公式和运动术语，一直到增加新报栏、文艺批评、社会及其它时事、批评性的评论，和来自“基层”和日常实践的许多文章。不久前的一项决定作为一条特殊新闻也在这里引起了反响，继十一年来每天的作法以后，党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的框框里再也不只刊登毛泽东的语录，而同样还刊登华国锋的，有时邓小平的以及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语录，并且，刊登语录的这个最显要的位置让位于譬如新闻照片或者“普通”栏的情况也不少见。
根据我们在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发行六百万份）社和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五千职工，一百一十多个国内外分社）的谈话，得出一种印象，即“第七力量”（指记者——本刊注）的人们决心改革自己的新闻宣传工具，按他们自己的话说，要使这一工具变得比较现代化和比较有效。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象在所有其它方面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新闻领域里的比较现代化和比较有效要通过进一步揭露“四人帮”来达到，但还要建立新制度和采用反党集团影响时期所恰恰不能得以实施的那些政策。
如同所有的会晤一样，我们的对方谈论最多的是“四人帮”，但他们又非常坦率地谈论国内社会一政治局势的发展，谈论自己的政治和专业的任务，谈论一切。
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仍可以说，打倒
“四人帮”以后，记者们又重新开始搞新闻了。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四月十二日登载该报驻北京记者的一则报道，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广泛改革》，全文如下：
中国学者在本月份简直要面临考验时刻了。自从文化革命中一个名叫张铁生的学生因交白卷而被吹捧成英雄之后，将首次再采用严厉的入学考试制度。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将不再吸收其资格仅仅是在工厂或公社呆过一个时期和受到共产党推荐的那种学生了。
本月晚些时候，对要报考大学的学生将进行初步入学考试，他们入学后，将学四年，时间从六月份开始。这些人是高中毕业生，大学当局预计在工厂或公社中劳动过的人将很少。
这项改变是上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决定的，五届人大开始贯彻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华国锋所提出的改革。北京大学的教师对这一改变感到宽慰，他们说：在前几年中，当“四人帮”发出指示抛弃了固有的传统时，感到十分痛苦。作为新安排的一部分，还将进行两项改革。北京大学将招收研究生，这又是在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没有必要而取消之后首次采取的行动。收研究生的准备工作开始于去年，但真正入学是在今年夏天，他们所学的是自然科学、生物、数学和哲学。
研究生现在人数很少，将逐步增加，他们选的学科也将慢慢增多。由于在文化革命中许多教科书被毁弃，或者需要重新编印，以及要寻找教员，因而，现在遇到的问题非常之多。大学当局希望在今后三年入学的一万名大学生中，最终至少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成为研究生。第二大改变是北京大学将第一次收走读生。从今年夏天开始，将有走读生二百名，这样就贯彻了五届人大关于迅速扩大大学生人数的指令。现在要求各大学培训出各种科学家，北京的侧重点是实用学科。然而，远远没有忘记思想因素。大学当局说，新改革的原则是：第一，迅速培训更多的学生；第二，严格按统一的入学考试招收学生；第三，根据学生的优劣情况录取而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工厂中至少已干了两年，在过去多年中这一点则是录取的根据。大学当局在造就人才方面十分注意，高中学生如成绩特别优异，不等高中毕业就可进入大学。新生中有的人将是十到十六岁，这个班笼统地称为杰出青少年特别班。当局说即使要恢复科技教学，所有的学生还必须“政治好，有社会主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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