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马修斯发自香港的报道,题为《专心致志的教授启发了中国人》,摘要如下:
    一九四九年冬天,受到间谍追踪的肩背微驼的地质学教授在瑞士巴塞尔的山里转来转去。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旅馆里急得要命,而他却在夜幕降临很久以后还在兴冲冲地敲打岩石,当时并未意识到,他是在向通向“中国人世纪”的道路指路。
    这个专心致志忘了时间的地质学家就是李四光。他在间谍追踪之下,经过欧洲和东南亚,终于到达了北京,在旅途中完成了他的名著《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为他后来成为把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合而为一的中国式圣人奠定了基础。以后不久李就要靠他那将大大改善中国的经济前景的真知灼见,冒着极大的反对,证明中国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同时,也将启发人们提出在预报破坏性地震方面从未提出过的最成功的理论。
    现在离李四光那次旅行已有三十年了,中国人已开始在社论、广播、电影和新闻里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他们的。
    中国国内外科学家们都说,如果他们能把众多的人转变为巨大的力量的话,那么这主要是由于李所开拓的那种研究科学的态度。他在他的学生中间提倡一种对迫切的问题一心一意寻求答案的态度。后来他又提出了中国那种谁也比不了的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办法,提出了在八亿人口中物色更多业余科学观察员的办法,人数之多就连最有钱的美国研究基金也是供不起的。
    中国新领导已经相信,要想进入科学、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新时代,李的思想和亲自作出的榜样是最合适的象征。
    在香港和在美国熟悉李本人及其工作情况的中国的和西方的科学家,在记者向他们采访时都说,他所提倡的态度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科学进展也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譬如,利用成千上万的业余观察员来预报地震这件事,就被现在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普雷斯称之为“我们或许也想仿效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做法”。一九六六年,李已经七十七岁时,河北省发生了大地震,和中国几世纪以来发生这种灾难一样,这次地震的伤亡也很大。中国人在他们的几个地震区内是绝对盖不起防震建筑物的。所以,他们需要预报地震的办法。
    李同中国其他科学家一起,一直在研究华北古老的地震资料。他发现了与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地层表面断裂和颤动的理论相适应的情况。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一位著名地质学家克拉伦斯·艾伦,把中国人资料编目的做法称为“对现代地震学的一大贡献……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这么完整的资料”。艾伦说,看来中国人掌握了一八四八年发生的相当于现代里氏震级表上五级的小地震的可靠资料,而在加利福尼亚南部要到一九三○年才有可靠性堪与此相比的资料。
    李发现北京周围的河北省有即将发生地震的迹象。他在生前最后的五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北省的山山水水之间作徒步旅行和作记录。
    邢台地震以及周围的地质结构使他相信,震情在朝东北方向移动。一九六七年三月,邢台东北的河间县果然发生了地震。一九七六年七月,在李四光去世五年以后,与邢台在同一地带上、河间东北的唐山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二次破坏性最大的地震。
    由于李对地震预报工作的重视以及他个人的威望,北京官员们在六十年代末组成了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地震预报队。成千上万名农民和工人都学会看仪表,记录井里的水位变化和观察动物的异常反应了。到一九七五年为止,他们至少预报过——通过向公众宣布,要大家离开屋子——十二次地震,其中有几次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象曾经访问过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普雷斯那样的美国科学家们指出,如果中国官员预报要发生地震而结果是假的话,他们不用向居民作解释。普雷斯在访问以后说,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意义重大的,值得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中国人实质上已把关于震前实际变化的地球资料基数翻了一番,他们根据对氡气的测量和井水水位的测量数字收集到的资料,比所有其它国家的人收集的资料的总和还要多。
    中国报纸近几个月里在重复李的一个著名论点时,又开始谈论马可孛罗时代的事情了。一名中国人在回忆他们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火箭的发明者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光辉灿烂。”
    看来,由于早就梦想通过科学改造世界,也由于对一九七六年地震的恐惧,已经激动了中国人要学李四光的榜样去干。有古老的历史资料,有无穷无尽的人力和高度的自豪感,李四光的学生可能再次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本刊讯】秘鲁《纪事报》三月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莎士比亚回到中国》,摘要如下:
    社会主义中国在十年禁止之后,刚刚为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恢复名誉”。文化革命反对这些文学珍品,认为它们不适合这个东方国家的教育和结构改革的发展进程。
    左拉的现实主义是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基础上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位法国作家是生活的观察家,他描写的是没有空想的现实。这种现实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找到了支持。
    中国撤销对莎士比亚和马克·吐温的禁令,意味着对这两位大文豪的影响的承认,他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人面前都是光采夺目的。象莎士比亚诗那样的哲学充满了如此深奥的诙谐的语言,因为,它们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一样来自一种珍贵的情感;要不是“唐吉呵德”中有桑乔·潘萨这个形象,我们就会说这两个作家是一个人。
    然而,一种经典思想只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莎士比亚即使不符合现实也不是破坏性的;他的作品指出了通过什么道路达到真正的文学使之成为普遍文化的楷模。不应忘记,如果我们不首先依靠和利用过去的文化成就,那么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就一步也迈不出。
    另外四个中等丫头,也是配成整齐的一套,即紫绡,茜雪,红玉,碧痕。每一名头一字是一种颜色,紫,红,碧当然很清楚。茜是绛色,是雪芹特别爱好的一种颜色,也就是“茜纱窗下,公子多情”一句的来源。
    有趣的是,这些整齐排列的丫头,后来竟然有些人失踪了,留下些空档,造成不配套,或由偶数变成单数的情形。依我们考据的观点来看,整齐配套是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说,当雪芹开始动意写此小说时,他一定是先排好了这些丫头的名字,一组一组,一套一套,相应对称,完整无缺,但是后来发展的结果,有人被丢掉了,变成了书中失踪的人物。因为丫环们是配角小人物,失踪了也无人追究,相沿迄今。但是有考据兴趣的人,就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一些线索,帮助吾人了解此书的创作及流传过程。单就怡红院的丫头而论,造成“失踪”的原因有三。
    第一种情形是雪芹在历次改写文稿的过程中,把有关某几个丫头的文字删掉了或是改过了。最好的例证是檀云。雪芹在诗词中不提别的丫头,单提及麝月及檀云,足证此人重要。然而叙事正文中檀云只出现过一次,前后有关文字不过十余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极可能是别处有关檀云的文字被删掉了。芙蓉女儿诔中的两句话,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其中第一句“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是实指第二十回的情节。宝玉与麝月留在房中无事,宝玉命麝月将镜匣搬来,给她篦头。晴雯跑了进来向二人冷笑道“交杯盏儿还没吃,就上了头了”。晴雯走出去后,宝玉与麝月两人在镜内相视而笑,说满屋里就只有晴雯最磨牙,结果又被晴雯在外听见,跑进屋来质
    问了两句。现在晴雯已死,回忆那段往事,再见麝月之镜匣不免触景伤情。按照骈体文对偶的规律,第二句“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也应该是实指一段往事。檀云折齿应是宝玉檀云晴雯三人之间的一段小纠纷或小插曲。梳与镜是对称的,也应是当场的实物。似乎也是梳头一类的儿女琐事,弄到最后竟碰断檀云一颗牙(或是木梳齿)。致于详情,如今已无法重建。想来这段文字是在某次改稿时被删掉了,但是雪芹却忘记把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中这两句同时删改,因而留下了这点蛛丝马迹。
    据我猜想,媚人也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形,此人地位与袭人不相上下,不会只出现一次。想来也是在改稿的过程中失了踪。
    第二种情形是,有几个丫头雪芹原意是要放在后三十回中派用场。因为后三十回的文稿未能流传下来,原来排列整齐的丫头群中便出现了几个空档。小红与茜雪属于这一类。小红(原名红玉)在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回中已有不少文字,但这也只是一个起头而已。小红的正文是在后三十回中。据脂批所提供的线索可以得知小红后来嫁给贾芸,在狱神庙那一回文字中,她帮助袭人蒋玉函夫妇把宝玉宝钗从困苦的生活中救出来。
    前八十回正文中有关茜雪者也只有两三处。第八回中宝玉要喝茶,问茜雪要早上留下来的枫露茶。茜雪回答说已被李嬤嬤喝了去了。宝玉一怒,把茶杯摔了,而且要撵茜雪出去。此事虽经袭人劝阻,但从第二十回李嬤嬤的话看来,茜雪后来还是被撵了出去。庚辰本第二十回此处有两条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
    “一段特为怡红袭人晴雯茜雪三环之性情见识身份而写,己卯冬夜。”
    可见茜雪的正文也是被安排在后三十回中。第二十六回又有一条批语:“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茜雪在这段情节中是担任何种角色,如今已难确定。可能是这个贾府当年的丫头在狱神庙中发现了落难的宝玉宝钗夫妇。然后通知红玉,才使二人得救。
    第三种怡红院丫头失踪的情形,是由于抄本时代的抄手误抄而造成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紫绡此人出现的次数不少,但是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书中没有任何一段有关此人的特写镜头。此名在晚出的抄本上被误抄成紫绢,紫绢便容易使人误会成黛王的丫头紫鹃。于是在这以后一个阶段中就被人改成紫鹃。到了程刻本时期,编辑人比较细心一点,觉得怡红院的人使唤潇湘馆的丫头,于理不合,于是又往往改成春燕等名。这个线索也很有意义,我们可以用它来帮助判断各抄本的成书年代之先后。按情理讲,紫绢—紫绡—紫鹃,这种顺序的改变是说不通的。而紫绡—紫绢—紫鹃才是合乎常情的演变过程。由紫绡变紫绢是因形近,由紫绢变紫鹃则是由音同。庚辰本及有正本都写作绡,甲戍本写作紫绢,全抄本则变成紫鹃。由此可证甲戍本确是晚于庚辰本及有正本,而全抄本又晚于甲戍本。
    总而言之,红楼梦中配角小人物的命名虽是小事一段,但仔细研究起来,也可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帮助红学家进一步了解此书当年的创作过程以及后来的版本流传过程。(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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