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月七日电】（记者：约瑟夫·盖洛韦）在克里姆林宫本周进行了私下和公开的政治活动之后，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成了一个牢牢掌握一切权力和一切选择的无可争辩的最高领导人。
西方外交专家的这个结论是根据下述事实得出的：库兹涅佐夫当选为苏联新的副主席；在为期四天的最高苏维埃宪法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处于舞台的中心地位；勃列日涅夫的门徒契尔年科本周被提升到掌握全权的共产党政治局里去。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挑选库兹涅佐夫为副主席以及提升契尔年科到政治局，这些清楚地表明，勃列日涅夫牢牢地掌握着克里姆林宫的大权。”
这位外交官说：“一切变动显然都合勃列日涅夫的意，证明并没有聚集一股恶势力要赶他走。”
克里姆林宫学家同意下述说法：挑选库兹涅佐夫——一位经受过磨练而年迈的外交上出头露面的人物——为副主席清楚地表明，这个新设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礼仪性的职位。
另一位外交官说，“库兹涅佐夫将做一些日常的礼仪上的杂事，如接见大使和来访的大人物，这些事情勃列日涅夫无暇亲自处理。”
库兹涅佐夫不受任何人的保护，人们认为，在政治上他不威胁任何人。
任命六十五岁的契尔年科——一位中央委员会书记，长期来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的人——最终表明，勃列日涅夫牢牢掌握着大权，能够给他自己的人一些好处。
西方观察家说，勃列日涅夫在经过了开会的这个星期之后又一次取得了个人胜利——盖有他私章的国家新宪法获得通过。
勃列日涅夫曾希望搞一个“勃列日涅夫宪法”，现在他实现了。
在这些任务都完成之后，他就想作为法律缔造者、缓和之父、苏联第一位通过自己选择而不是通过机会或其部下的行动下台的勃列日涅夫而载入苏联史册。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月六日刊登英外交大臣欧文写的文章，题为《为什么决不可让谩骂的竞赛妨碍人权》，摘要如下：
缓和已经失去了势头。这同七十年代最初的乐观的五年形成尖锐的对照。出了什么毛病呢？
当然，我们期望缓和保持七十年代初期的势头，但那是不现实的。现在，缓和的最初和易行的阶段已过去了。这丝毫不是想贬低早先的成就。缓和的进程已使东西方摆脱冷战的危险敌对状态。它已使双方认识到，如此处理它们的关系，以使它们能够避免军事对抗和核战争，是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的。
由于美国、欧洲和苏联领导人二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东西方的关系在今天较为稳定，世界也较为安全。
这是一种很大的
——而且我希望是——持久的成就。但我们必须采取现实的态度，承认缓和进程是从低的基线开始的，到现在为止只是在欧洲和在超级大国之间取得了有限的虽然是极为重要的和解。
苏联卷入安哥拉和苏联在军事开支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左右）说明目前缓和的局限性。
今天在东西方关系的议程上占主导地位的那些问题——同样有军备控制问题——日益复杂和难于对付了。例如，自从美苏关系上一次取得重大成就——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谅解——以来差不多已有三年了，这个谅解是为正式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铺平道路的，但是还没有这样做。
缓和问题今天也已开始冲击对社会和对人类行为的基本态度。这一点在人权方面最为明显。最近，人权问题已进入国际事务的最前列。卡特总统决心在对外政策中对于构成美国民主核心的一些重要原则给以更为优先的考虑，这与上述情况很有关系。因此，对于在世界各地不幸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宣传越来越多了。
世界舆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识到有必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提出人权问题。这一切都是由于人们认识到：我们永远不会有和平、稳定和繁荣是其规律而不是例外情况的这样一个世界，除非也对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加以尊重。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两年前签订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我们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伙伴们一起，力求把规定签字国要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允许自由交流人员和思想的条文包括进去而取得了成功。
星期二（四日）开幕的贝尔格莱德会议的目的将不只是要检查履行最后文件的进展情况，而且要帮助我们在这种关系的演变中再向前推进一步。
因此，我们不想在贝尔格莱德同苏联和它的盟友进行谩骂竞赛；这种竞赛将完全是自招失败的。但我们确实有义务同其它与会国一起彻底检查最后文件迄今为止履行的情况。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共产党国家认识到，我们对人权的关心不是一种牵制战术，也不是旨在使他们日子不好过的挑衅性活动。这是我们在整个世界奉行的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新社莫斯科十月七日电】今天，最高苏维埃的两院一致地迅速通过了苏联新宪法。
这部宪法起草了十五年以上，但是今天却被速射式地通过了，并且生了效。两院在联席会议上对这部宪法的序言、九个章节和宪法全文表决了十一次，刚好用了十三分钟时间。
每次表决大约仅持续十秒钟。主持会议的官员问有多少人同意，一千五百一十七只右手举了起来。然后他再问有多少人反对和弃权。对于这两个问题，他几乎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没人”。然后大家鼓掌。
尽管这个场合庄严肃穆，与会者一道举起右手接着拍手的动作使人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好象这是一次在这个国家那样普及的早操集会。
唯一的一个没能完美无缺地进行表决的人是议会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本人。
此事发生在库兹涅佐夫当选为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当时显然是在思考别的事情或未听清楚。他举起右手，对库兹涅佐夫既表示赞成，又表示反对，还表示弃权。提名库兹涅佐夫的永远保持警惕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把身子斜过柯西金总理告诉勃列日涅夫放下手。
上至白宫，下至最小的市政厅，有关的官员们都在尽量设法解决下层阶级的问题。组成下层阶级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缺乏教育、技术和训练，以致无法上进，他们一筹莫展——感到灰心丧气。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之一是长期失业，下层阶级的许多成员属于那一百零六万一千名被列为“灰心丧气”的工人，因为他们甚至都不想寻找工作了。除了这批人以外还有长期拿救济金的母亲，至少有二百四十万名母亲已经领取了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福利金，再就是她们的许多孩子，几百万小家伙正在长大成人，但却没有学到劳动技术，也不具备有工作做的人们所尊崇的美德。此外，在十八到二十一岁这批经常失业的人中，有许多已经经历过——和将要——经历一段拼死拼活地寻找并保持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工作的时间。领取救济金的四百四十万残废者的一部分也属于下层阶级。在这几类人中，除去算重了的人数，下层阶级至少不下于七、八百万美国人——也许甚至有一千万。
虽然这个亚文化群主要是由黑人组成的，但是有许多拉丁美洲人和为数不少的贫困的白人也属于下层阶级。
在黑人居住区内，到处可以听到要求有更多就业机会的呼声。黑人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三点二，而白人则为百分之六点一。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十九，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则是百分之十四点三。一代年轻人正在向二十几岁迈进，但他们却不懂得如何工作，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从未有过就业机会。
对那些曾经有过就业机会的人说来，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的经济衰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有色人种被解雇的比率几乎是白人的两倍（黑人失业率从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点四增长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七）。而且在这以后，召黑人回工作岗位的速度又比较慢。结果，一些已经开始从下层阶级中挣脱出来的人又被突然扔回去了。
由于贫困，下层阶级的经济是福利经济。去年联邦政府和各州发放了一百一十四亿美元的福利金，有色人种领取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七。根据补助子女没有独立的家庭的计划，设立了一百零三亿美元的补助金，而在登记领取补助金的人中，黑人不下百分之四十四点三——领取福利金的母亲达一百五十万人。
对于下层阶级的许多妇女来说，福利金使得不合法怀孕实际上成为一种职业。布鲁克林一位领取福利金的四个孩子的母亲赖特说：“在黑人居住区有一大群姑娘们认为，她们要想从这个社会中得到某种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怀孕并从而领取福利金。”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在哈莱姆，在上个月的抢劫事件之后，成百的年轻人围在该市的职工介绍所那儿，要求登记当清洁工。
在芝加哥，上个月就有将近两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青少年）排队申请南区一家新开的无人售货商场提供的约三百个就业机会。
当然，下层阶级最需要的显然是较多的就业机会，不仅从经济上看是这样，而且从心理上和文化上看也是这样。在世界上这个最想要取得成就的社会中，工作不仅仅是收入的来源，而且也是取得地位和自尊心的源泉，是同这个制度相一致之点，是第二社会环境，有助于消除日常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紧张。
在黑人居住区实行更严格的法治并迅速而果断地制裁肇事者对下层阶级将是有好处的。
鉴于下层阶级承袭的痛苦遭遇，要它拯救自己是很困难的。
激起下层阶级的积极性并克服种族主义的障碍要花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很可能，这项任务需要一代人或一代以上的人去完成。整个社会——企业界、政府和普通公民们都必须努力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要是不能取得进步，下层阶级中就会出现更多的失望情绪、敌对情绪、暴力行为和不满情绪。而这个，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是经受不起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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