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印度《印度时报》八月十七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同过去一样的需要和考虑》，全文如下：
前政府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对瓦杰帕伊说明人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则的许多讲话表示丝毫的异议。说实在的，他同尼赫鲁的方针如此一致，因此有时叫人难以回想他自己不久以前还是对故总理所做的和所主张的一切批评极苛的人民同盟的一个成员。瓦杰帕伊目前内阁的同事中也有同样的看法。
不过，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种变化并不是罕见的事。恰好相反，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反对党领袖在成为执政党以后还是执行前政府政策的例子，简直要多少有多少。举例来说，艾德礼政府甚至比保守党政府更加亲阿拉伯，而后者在同意拆散中非联邦而给马拉维和赞比亚以独立这一点上又同工党政府一样坚决。就苏联而论，人们常常不无道理地说，不但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也都是过去的政策的延续。
历史这些例子的含意是承认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由它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意识形态——就其表面的意义来说——是不能大大改变其政策的。虽然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执政集团对国际现实和国家利益的看法，它正如南斯拉夫和中国同苏联的争执所表明的那样，并不具有决定性。
就表面的意义来说，可以举出联邦德国同西欧和美国的关系来证明认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论点，但是这个例子并不恰当，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如果统一了起来的话，即使它选择民主制度，也是西方联盟所包容不了的。说实在的，尽管德国被分裂，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对波恩成了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拉力。
根据这种情况来解释，看起来同苏联友好还必须继续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莫斯科自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印度碰到任何政治危机的时候，一贯支持新德里也并非出于偶然。
这一事实从一开头起就完全弄混乱了，因为支持和反对尼赫鲁对苏友好的政策的人都是一面以东西斗争、一面以在五十年代初期还不明显，以后就明显了的中苏争夺来解释这一政策的。但是应当能做到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把俄印友谊放到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去看。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苏联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外交政策必然是要受想减少（如果不说是消除的话）西方的支配地位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所驱使。举例来说，克里姆林宫只是在一九五三年美国决定同巴基斯坦缔结共同安全条约，以求在巴基斯坦取得可以用来反对苏联的并且加强名为巴格达条约的地区性反苏联盟的基地以后，才对尼赫鲁的主动拉拢有所反应。而从尼赫鲁来说，这样做也是因为迫于客观上要求遏制当时企图在全亚洲代替趋于衰落的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但是，即使冷战并没有扩大到亚洲，苏联和印度也可能，而且也会更加靠拢一些。
宗教说到这里就同中国有关系了。一个统一的，复兴的，而且自信甚强、咄咄逼人的中国必然要进入西藏，以实现它的主权要求，而且，不论其意图如何，都要在新德里引起担心，与西藏接界的大片地区在五十年代并没有安全保障的这一事实使得新德里倾向于苏联。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巴基斯坦由于宗教不同而分裂出去单独建立国家，客观上使得印度处于更强烈的要同苏联友好的要求下。
这个问题也一直被搞乱了。因为西方的学者和报界一直在宣扬，如果尼赫鲁不是毫无必要地采取反西方的姿态的话，西方世界本来是会看中印度而不会看中巴基斯坦的。这种宣传是很成功的，但是尽管有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九五四年同巴基斯坦签订安全条约以后向印度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这样一些事实足以证明上述论点，西方的这种论点是经不起检查的。英国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决心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联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而据奥拉夫·卡罗一九四八年在《圆桌》季刊上发表的匿名文章中说，巴基斯坦被认为是波斯湾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地区，美国一般是以英国的观点为观点的。为了说明事实真相，还得另外加上两点。
第一，多年以来，赞美和批评尼赫鲁的人都认为他在亚洲执行的反西方的计划是他的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思想，是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偏爱的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但是其实这话只有一部分合乎事实。因为，无可怀疑的是，尼赫鲁对一九四八年西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坚决支持巴基斯坦这件事极为恼火，他后来的反西方言论，即使不是由这种事决定的，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尼赫鲁之所以弄到与西方作对，与其说是由于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其次，虽然人们普遍承认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对西方在西亚和巴基斯坦的行动有理由感到惊慌，也有理由一把抓住因为纳赛尔总统藐视西方而给它提供的机会。但是人们却没有同样地认识到，如果西方的计划将归于失败的话，印度所冒的风险也几乎一样的大。大多数评论家，包括印度人在内，都没有能认识到，在西亚组成一个大的军事联盟，也同样会伤害印度。说实在的，不能排除印度吃的亏要比苏联大这种可能性，因为印度同苏联不一样，它在军事上不能不怕由此而大大得到鼓励的巴基斯坦的侵犯。
尼赫鲁转向苏联寻求支持，首先是为了反对西方和西方支持的巴基斯坦，后来是为了反对中国，自从那时到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某些基本事实并没有变，而且它仍然说明印度要重视苏联的友谊。苏联领导人近来一直是出奇地幼稚，消息不灵通，思路不开展，印苏经济关系看来已到了顶。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两国已经不再互相需要。近年来苏联在西亚的地位恶化，再加上索马里的情况对它的威胁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一论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又回到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在印度周围地区属于支配地位的那种情况了。
军火对印度来说，这种看法特别真切，因为它需要军火，也因为它同中国的关系有问题。前政府中有些有势力的人物曾打算以使来源多角化为名转而再向西方购买军火，现在又有人提出这一论点来了。但是要这样做还得拿出理由来。鉴于西方专家自己都承认在制造先进的常规武器方面，苏联已赶上了西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西方，是不是拿得出理由来是很可怀疑的。说实在的，就在现在，就有人提出有力的理由，认为印度不应该再搞比现在已经有的武器更新式的武器了，它应当利用巴基斯坦目前国内混乱给它的这段时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解决使武装部队现代化的问题。不论怎么说，应当象在民主国家里一样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不应当再象过去那样秘密地加以处理。
至于说到同中国的关系，无论是认为印度为了使北京放心就应当同苏联“分手”，或者是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印关系取得很大的力量和达到很大的深度，这种想法都太天真了。相反，新德里如果要说服北京不要利用它在边境地区的困难的话，就需要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手段只有依赖同苏联的关系，别的东西是代替不了的。
【本刊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莫汉
·拉姆的新德里专电，题为《印度政策小有变动德赛决心谋求“真正的不结盟”》，摘要如下：
预定在十月份要去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德赛宣称，这两次访问不是搞平衡。但是这里研究印度对外政策的分析家倾向于另外的看法。
德赛先生已保证他那上任五个月的政府要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政策。他一登场就公开宣布要纠正偏向苏联的方针。苏联是印度与之订有二十年友好条约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对外政策方面的变化还是很微妙的：
——表示愿意同巨大的亚洲邻国中国改善关系。但是，原因至少部分的是由于北京对新德里政权的更迭表示热忱欢迎的缘故。
——试图在印度洋的军事基地问题上对苏联和美国同等看待，印度希望把印度洋划为“和平区”。前总理英
·甘地政府光谴责美国而不顾苏联在那里海军力量不断扩大的事实。
——在核政策方面，印度向美国让步，保证不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
但是，分析家们还认为，印度对外政策大体上保持了连续性。
例如，同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受到新德里政府更迭的影响，友好条约并没有废除。依靠苏联和东欧的武器的状况不会很快结束。除德赛访苏外，印度国防部长拉姆将另外率领一个由陆海空三军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去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印度的对苏贸易有盈余，但是贸易和援助的方式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为了突出印苏特殊关系的连续性，苏联将派一位副外长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前夕到新德里来讨论。这是多年来的惯例。
在对外政策的另一个方面，虽然执政的人民党内有一部分人是反对过去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亲阿拉伯倾向的，但是对以色列的态度没有改变。使阿拉伯国家感到放心的是，印度没有答应把以色列总领事馆从孟买迁到新德里来。
【法新社加德满都九月十二日电】尼泊尔电台今天上午正式宣布，比兰德拉国王已任命五十岁的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为尼泊尔首相。
比斯塔先生以前也担任过首相，是在一九七三年夏季辞职的。
电台广播宫廷的公报说，比兰德拉国王根据尼泊尔全国评议会和另外两个重要的法定机构的推荐，已在昨晚任命比斯塔先生为首相。
预计比斯塔先生将在今天上午组织内阁。
电台说，比斯塔的任命是“暂时的”。
观察家们认为这一行动可能导致对宪法中的一些条款作适当的修改，特别是有关选举的方式。
他们指出，虽然这是比斯塔第四次被任命为首相，但是这次选择他当首相是符合民主程序的。
比斯塔以前曾担任过记者。政界人士认为他是一个“强硬路线派”。他于一九五○
——五一年间由于对拉纳政权的强硬立场而在政治上一举成名。拉纳统治集团倒台后，他立即被任命为谘询委员会的成员。一九六四年，他在吉里的第一任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和大臣会议副主席。三年后，他在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的内阁中任副首相。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取代塔帕任首相。
一九七一年比斯塔曾两次奉命担任首相职务，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九七三年七月，由于政府大厦秘书处被烧以及柯伊拉腊分子劫持了尼泊尔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比斯塔离开了政府。当时把这两次事件归罪于比斯塔，他的政敌激烈批评他不能维护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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