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记者:福原)题:聂荣臻发表刷新党风的文章
    北京各报五日都在第一版转载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九期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聂先生是军队的元老、原先的十元帅之一,历任副总理、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等职,被认为是中国的核武器、导弹之父,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以后重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的这篇文章,和党代会上叶剑英副主席的修改党章报告、邓小平副主席的闭幕词一样,号召恢复共产党的优良党风和作风,譬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等。
    在四人帮得势的时期里,党的元老认为党的优良传统被抛弃了,因而感到不满、焦急,甚至怀有一种危机感。可以说,这篇文章坦率地反映了党的元老的想法,并且反映了现领导正在一心要为重立党风而拿出榜样来的倾向。
    文章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文章谴责说,在四人帮的影响下,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流行,直到现在,有些同志的讲话,有些党委的决定、指示,往往没有对客观形势作充分的调查分析,不能解决问题。文章还批判说,为了实行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定要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想群众之所想,而有些同志想的却是为自己和少数人谋利益。
    文章谴责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党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象过去那样同心同德了,有时连党内起码的民主制度也弄得有名无实,许多地方确实存在着应该民主不民主,应该集中不集中的现象。
    文章还说,干部参加劳动,中央委员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蹲点作调查,将军下连队当兵,不允许干部搞特权等等优良的作风,今后应该认真执行,恢复起来。
    【路透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记者:戴维
    ·罗杰斯)中国最受尊敬的老军人之一聂荣臻元帅,今天命令共产党要把自己改造为一个比较诚实坦率的组织。
    这位七十八岁的元帅在理论杂志《红旗》上发表的文章中,强调了上个月在这里举行的党的十一大的整党基调。
    他的文章在今天北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党的干部(官员)讲话要说实话,实事求是,停止使用毫无意义的口号。
    这位元帅是决策的政治局的新当选的委员,他说,三千五百万党员应该承认错误,不要吹嘘,并且同一切说空话说假话的倾向作斗争。他坦率地承认,由于近几年来的政治动乱,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下降了。他把这个责任归诸于被清洗的“四人帮”激进派。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文章说,在激进派横行的日子里,有些人不得不说了些假话。他说,现在就不能允许再说假话了。党员不能悲观失望,有困难有错误要老实说出来。
    他强调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充分进行讨论,并抨击了那些有独裁倾向的傲慢的官员。
    聂元帅集中地批判了据说是激进派的一些罪行——引用意识形态的只言片语以及用责备性的口号不恰当地给批评者扣帽子。
    【美联社东京九月五日电】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今天说,一位中国共产党官员告诫大家,不要教条地遵循政治理论而掩饰困难、缺点和错误。
    新华社说,党的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写道,已故的党主席毛泽东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聂又说:“我们愈是经常认真分析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缺点和反面经验,我们就愈能够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的问题……”。
    他说,“毛主席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说成是‘顶峰’、‘绝对权威’。”
    这篇文章是在中国为开足马力建设经济,使中国到本世纪末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的当口发表的。在以现在已受贬辱的“四人帮”为首的激进派得势的时候,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政策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聂写道,“四人帮”“在群众头上屙屎屙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镇压群众,摧残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的罪恶,超过了我们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
    他说,这四人“从来不搞调查研究,也不允许别人作调查研究”。
    【本刊讯】西德《波恩评论报》九月三日刊登拉特发自莫斯科的评论,题为《莫斯科在朦胧中摸索前进》,摘要如下:
    当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从黑海度假回来时,他就会看到一个捉摸不透的外交阵势。在他休假期间事情变得对莫斯科更加不利了。
    中国这个问题又变得十分尖锐了。在莫斯科谁要是怀有那种小心的希望,即希望通过中苏谈判的老手邓小平的恢复名誉而可能使关系不久更加正常化,那么最近的事件就会使他感到失望。克里姆林宫所看到的是一种反对莫斯科的政策。
    苏联担心的另一点是,中国方面确认,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尽管有各种问题,仍会友好地继续发展下去。在美国国务卿访问之后,在北京的这种信念的背后有着这样一种企图,即象迄今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北京在同美国实际上进行合作的情况下,在那些苏联影响正在蓬勃发展的地方,抵制这种影响。因此对于莫斯科来说,绝没有什么光明来驱散它东方的阴影。
    面临着卡特总统的路线,苏联领导人仍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卡特对外政策的轮廓,对莫斯科来说,仍象以前一样,是模糊不清的。与国务卿万斯就限制战略武器的下一次接触被推迟到联合国会议期间去进行,这一点只不过证明对这次接触也毫无把握罢了。要推动一下在新政府首脑贝京领导下的以色列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了,这个事实也助长了上述看法。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阿拉法特至少能把一只脚踏入近东大门,以便为新的一轮近东会谈建立一种比较强大的地位。
    总的来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好象是受到了阻碍,变得没有把握了。因此对于莫斯科来说,目前在对外政策方面相对稳定的地方主要是在西欧。随着勃列日涅夫又回到莫斯科的领导岗位,拟议中访问波恩的准备工作将会得到加强。
    【本刊讯】意大利《日报》九月四日刊登巴比埃里写的社论,题为《异端获胜》,摘要如下:
    如果一年前有谁敢打赌说第一个前往毛的纪念堂送花圈的将是铁托的话,这一预言一定会被说成是一篇纯粹的政治幻想小说。现在,政治幻想小说成了现实,人们发现,南斯拉夫首脑的北京之行也并不是不合逻辑的:这根本不是偶然的,或者礼仪性的,也不是共产主义世界中两个最重要的“反中心”在政治上暂时联合的结果。
    共产主义的这两个大“异端”虽然相互也有分歧,但事实上它们成了世界上的两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和不可取代的因素。莫斯科可以顽固地不接受它们,或者企图贬低它们,但是,现实已无法抹杀了。今天,正是在承认多样化和自主方面的一致把会晤之后的华和铁托联系在一起了,这种团结比莫斯科同它的追随者们的团结更为坚固真诚。
    从会谈的进展情况——两位首脑紧张的会谈有十小时之多,而铁托同勃列日涅夫会谈只化了三小时——来看,可以说,对抗莫斯科并不是使贝尔格莱德和北京相互靠拢的唯一一个因素。苏联人和中国人在比赛看谁能向南斯拉夫总统组织更热烈的欢迎当中,无意中也揭露了各自在制度和他们同这位有争议的客人的关系上的特点。我们通过电视直接看了一切礼仪:莫斯科搞了强大的军事组织和极僵硬的礼仪,显出了一个大帝国的奢华。在北京,一切是在群众的没有组织的热烈气氛中进行的,这样,主席和总统淹没在人群之中。自发的群众场面比苏联那种严格的编队无疑更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的口味。
    无论如何,对于苏联的制度中群众所遭到的阴森森的强求一致,双方都是对之保持距离的。一个是欧洲的情况,一个是亚洲的情况,相互之间是有距离的,但铁托式的自治和毛的公社化相互承认是两个有着相同指导思想
    ——如果不说是同一的指导思想的话——的革新潮流。
    在国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的不结盟和中国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有着相当密切的亲缘关系。
    说到勃列日涅夫,他很难搞清,接受铁托的从莫斯科转向北京的道路是会减缓即将遭到的、绝对不可避免的打击呢,还是会使这种打击来得更厉害。对这位自主的首创者的欢迎,还有助于部分地改变莫斯科因对卡里略的审判性攻击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极坏的印象,有助于恢复苏联外交的回到最近受到怀疑的“赫尔辛基精神”上来的愿望。这是苏联首脑同意南斯拉夫人在联合公报中提出的所有要求的原因所在。但是,铁托同毛的继任人的会谈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使得莫斯科希望能得到的好处大部分成了泡影。这就是《真理报》对华发起一次最猛烈的攻击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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