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是在世界政治处于一片阴暗的情调下结束的。
如果说多少年来近东一直是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的头号地方，那么现在这个炸药桶已经变得更大了，已经扩大到整个中东，已经扩展到包括亚洲大陆广大地区在内的整个地区了。要想为这个地区找到一种能经受得住考验的、而且又是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也还是象以往一样渺茫，尽管在这个地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至少发出使人可以抱有希望的第一批信号。然而这种令人充满积极希望的信号，由于在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所发生的消极事件完全给抵销了。在伊斯兰教国家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其根源还搞不清楚，更不能看清楚它所产生的影响），不再排除导致在政治和军事上燃起大面积战火的可能性。它预示着混乱、内战，而且还可能发生一场战争。还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冲击美国大使馆的作法，最后还始终未能搞清楚的对麦加的袭击所发生的流血事件
——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最严重的警告信号而已。带有威胁性、并且是充满危机的现象，不光是在中近东地区有，就是在这个地区附近的非洲地区也有要发生风暴的迹象。莫斯科怀着明确的目标，用它的古巴军团和德国军团正把共产党人的夺取世界的战略向前推进，就是共产党人的这样一种战略正在撩拨这种危险。
从非洲向亚洲看，那里一个为战争和人类痛苦的灾难所震撼的印度支那，它将把它的问题一个不少地带到新的一年当中去，带到新的十年当中去。靠人道主义的手段只能解决一些最表面的问题。只有根本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然而这种解决办法现在甚至连个轮廓都还没有。
从亚洲向美洲看，在南北之间的中心地段去年形成了一个新的危机策源地。只要提一提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对这里的发展形势也就可以略见一斑了，莫斯科在美国海岸前面的代理人——共产党古巴——利用这一形势插足南美去施加影响。
世界政治图景表明，自由世界国家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由于另一个大的政治集团即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出于自己世界革命的目标，对消除危机和消除危机温床——只要不涉及到它自己的利益的话——根本就不感兴趣；由于世界政治的第三极——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忙于处理自己的巨大问题，所以现在就对自由世界提出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提过的重大要求。
在明年和下一个十年里，西方的政策将面临着极严酷的政治现实的无情考验。（摘自西德《巴伐利亚信使报》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期，原题为《寄希望于秋季》）
一九七九年，恐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激烈动荡的一年，冲击性事件接连不断发生。而且，从一九七九年激烈动荡的情况来看，人们不能不担心八十年代会继续成为捉摸不定的时代，并可能要比七十年代更加动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政治格局——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的稳定结构，一直是由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和美国的世界政策所维持的。
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美国力量的衰退，旨在阻止苏联向世界扩张以及确保不发达国家的稳定的美国力量也都削弱了，结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发生了很大动摇。这是很多人所公认的事实。因此，八十年代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对稳定世界局势作出的贡献是否会继续下降。
可以说，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可能重新恢复过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在世界上所保持的那种力量。不仅如此，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的力量将更加下降。
美国力量的这种下降，将对日本八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严重威胁。最大的问题是，在利用美国力量确保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稳定更加困难的情况下，日本可以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预料，美国力量的衰退，会使日美两国在伊斯兰世界围绕着确保原料和燃料资源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出现对日本外交的基础——日美关系形成重压的事态。而且，日美关系因美国力量的衰退而加强更直接的对立。比如，近几年来，反复出现的日美经济上的对立，今后也会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对于日本在不发达国家地区开展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外交，美国和西欧国家可能会在经济上一致采取报复措施。
有些人说，苏联石油不足的情况到八十年代中期将变得更加严重，如果这样，能源资源的争夺战将变得更加激烈。还有，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给世界市场带来的影响也将成为一个很大的捉摸不定的因素。
总之，八十年代的日本，上边将受到美欧的压抑；下边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侧面将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牵制——就是说将暂时被迫在全面包围的状况下进行生存斗争。（摘自八○年一月一日日本《经济学人》）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政府为了谋求在可以预料到的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当中增进与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准备八○年也积极开展邀请总统、总理等各国首脑访日的“接待外交”。
在来访的国宾和政府贵宾中，已经确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荷兰首相范阿赫特四月访日，中国总理华国锋五月下旬访日。另外，关于法国总统德斯坦和智利总统皮诺切特访日问题，也正按在秋季实现进行准备。政府打算“至少接待七、八名领导人，如果可能，打算实现十名领导人访日”。
华国锋总理访日是对去年大平首相访华的回访，是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的新阶段的日中首脑交流。中国建国以来，总理访日是第一次，表明日中关系的新发展，在亚洲和世界形势中也将具有巨大意义。华国锋总理访日时，日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将进入签字阶段。
七十年代是忘掉一场失败的战争的十年，是为失败的信念而伤心的十年。美国正在学会如何在有着种种限制的令人失望的时代生活。水门事件带来的长期痛苦、慢慢折磨人的通货膨胀、石油卡特尔带着笑脸的榨取和阿亚图拉的怒目而视，每天都在给我们以痛苦的教训。随着七十年代的消逝，全能的美元垮下来了。能摧毁半个世界的威力似乎是不起作用的。曾经称王称霸的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几乎成为依靠别人养活的情绪焦躁的许多贵族中的第一个。
在整个六十年代，我们的主要大街和校园由于抗议示威而动乱不安——在七十年代初由于入侵柬埔寨又引起了抗议示威——然后，大部分抗议示威又平静下来了。
越南战争创伤不仅仅是对我国心理上的创伤。这场战争反映出美国历届总统的估计错误“越来越多”，从而破坏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并且把美国经济中的第一批通货膨胀恶魔放出了笼子。所造成的破坏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已经成为往事。实际上，美国的力量已被蚕食了一个时候了。俄国和美国的盟国都不再相信美国会为了保卫欧洲而对苏联的进攻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而使自己的城市处于危险之中。
自从那次最后溃败以来，害怕越南战争重演的心理使得美国不敢进行干涉以反击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采取的行动。
美国人在抱怨，但是他们似乎欢迎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新的讲求实际的态度。例如，尼克松引人注目地开始同中国会谈的做法使苏联处于守势，并把两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变成比较灵活的三边关系。
如果说美国在七十年代遇到困难的话，苏联也同样遇到了困难。
苏联农业和工业长期困难重重，它的统治者们在自己的零乱的帝国里面临种族动乱，他们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则令人狼狈不堪地纷纷叛逃。在中东，俄国人发现自己与重新活跃起来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发生了对抗。他们象痛恨西方的资本家那样痛恨不信上帝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智利的志同道合者阿连德在一次右翼政变中被杀害了。
他们同印度的美好关系岌岌可危，他们在阿富汗陷入了艰难的游击战。
美国在应付七十年代的经济新限度方面不那么成功。通货膨胀的势头在七十年代一直没有减弱。美国保证每一个人每年至少可以多收入一点的保票有告吹的危险。大多数经济学家得出的一个不幸的结论是，只有深刻的、惩罚性的经济衰退才能使经济情况恢复正常。
在接近八十年代的时候，整个国家看来是受了一些外伤，不知道是要求前进还是后退，主要的动向看来是在寻找简单一些的真理。
（摘自十一月十九日该刊文章《力量受到限制》）
七十年代的事件是太多了，但是，看来主要之点首先在于，七十年代没有爆发大战。相反，这是和平得到明显巩固的时期。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主张和平的其他力量，在七十年代未能实现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未能使缓和毫无例外地扩大到世界各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未能消灭早已被历史谴责的一切反动政权。
谁是阻挠解决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呢？
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和平与民主力量并不总是足够积极的。而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北京领导及其各种盟友的破坏活动从中作梗。但是，实现这些目的的主要障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是所谓西方世界。
帝国主义世界是用什么，用什么样的未来计划来迎接八十年代的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约理事会通过的布鲁塞尔决定可算是这些计划的综合与精髓。
我们的和平纲领现在有效，今后仍将有效。
在欧洲以军事缓和来补充政治缓和；在近东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防止对我们的朋友
——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各国人民的任何侵略行动；同各国和各国人民发展平等关系，为争取整个国际生活进一步民主化而斗争。所有这些工作方针对于我们来说在八十年代都是仍然不变的。
由此可见，八十年代将成为两种完全对立的纲领竞赛的舞台。（摘自苏联《新时代》八○年第一期《考虑到过去的教训并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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