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撒切尔夫人和中国领导人一致承认苏俄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扩张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这点至为重要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四月十五日发表社论,题为《撒切尔清新的看法》,全文如下:
    英国一位主要政治家对中国的访问,为双方探求在各自国家内而且很大程度上在世界上的看法和事态发展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机会。
    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的这次六天之行,以双方对一些根本的国际问题的坦率发言为其特色,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因为虽然撒切尔夫人仍只是国会的反对党领袖,但英国舆论的趋势看来正转向于赞成要不是在今年稍后就是明年更换政府。
    撒切尔夫人所表达的看法给她将奉行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同时也可由此观察已经很不错的中英关系可能怎样发展。
    北京领导层显然重视她在诸如大国间的缓和这些问题上的坦言与现实主义,不仅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看法,而且还因为在今后的国际政治中,撒切尔夫人可能是一位影响力愈来愈大的人物。
    还要强调一点:撒切尔夫人对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批评苏俄是兴趣不大的——即使她同勃列日涅夫在政治范围内是截然相反的,她更多的是因为她坚信缓和正如去年的赫尔辛基会议所表明的,是个骗局。如她在各种场合告诉她的中国东道主那样:“我们的分歧不应妨碍我们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而通过建立更好的谅解,我们均可得益。”不过,她表明
    她反对“那些鼓吹缓和以蒙蔽他人的扩张主义者”,并同样猛烈谴责“那些大讲缓和来自我欺骗的人”。
    她的议论无疑会惹来莫斯科的进一步指责她贩卖战争,但可怜的事实是,只是由于这去三十年美国和西欧采取了强硬的防卫姿势,才阻止了战争爆发。
    由于在西方领导人和人民中对苏联动机的误解,这种强硬姿势已被腐蚀,所达到的程度,是目前最危险的,而且在实际上给予可能的侵略者以最大的引诱。中国赞同撒切尔夫人的动机也许颇不相同,但双方的观点在承认苏俄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扩张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方面是一致的,这点至为重要。如果说这一共同的关切看来支配了他们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中国东道主还谈过许多其他问题,包括中国的发展及其贸易需要等,而这次访问对保守党新领袖能够同毛以后的中国新领导人建立直接的接触是特别有价值的。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十八日刊登该报驻香港记者石川康昭的述评,题目是《中国文化在香港重新受到欢迎》,《讽刺江青的影片时隔三年得见天日》,摘要如下:
    在香港,左派的故事片上映成功是好长时间未曾有过的事了,因而引起人们的议论: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活”吧。这部影片就是历史剧《屈原》。在一九七二年,当时的田中首相访华时,毛主席赠送了屈原的《楚辞》六卷。这件事成了拍摄这部影片的起因。
    亲华的“凤凰影业公司”用一年时间拍完了这部影片,但是,一九七四年摄制成功后,却不知为什么将其打入冷宫,三年后才得见天日。究其原因,假如能看一下这个历史故事的梗概,就会恍然大悟。
    这部影片以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为蓝本摄制,它突出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既是大诗人又是政治家的形象。影片是从奴隶叛乱开始的。
    奴隶出身的剑客是一些有才能的人物,他们在宫廷被用作打赌的工具,因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为了实现军队以及社会和生产的进步,屈原上书,主张解放奴隶等等。掌握实权的美貌的妃子南后及其周围的人,对屈原的谏言加以阻挠,于是,屈原怀着忧国的心绪而出走。
    而且,南后被秦国贿赠的宝石迷住了心窍,不顾屈原的反对,上了秦国的当,结成楚秦联盟。
    不久,正如屈原所料,楚国被秦国灭掉,屈原投江自尽,但是影片是以屈原离开楚国而结束的。
    在当时是受江青影响的文艺界,有人拍成这样的“批判江青的影片”,是有讽刺意义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特稿,题目是《<狂人日记>将上舞台》,摘要如下:
    协进剧团于本月二十八日开始演出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反封建白话小说。鲁迅在这篇作品中,以他锐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和为其服务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撕下了“仁义道德”的伪善画皮。
    协进剧团为什么要把鲁迅的这个作品搬上舞台呢?本报记者就此问题访问了该团的导演周勇平先生。
    周勇平说:“剧团的大多数团员都很喜欢鲁迅的作品。在鲁迅作品的字里行间,如《祝福》、《祥林嫂》、《阿Q正传》等,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是站在千千万万人们的面前,愤怒地控诉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透过每次的排练,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鲁迅的革命精神和对事物爱憎分明的感情。”
    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年青人;他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生活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都不十分了解,在排练过程中会有困难吗?
    周勇平说:“困难是有的,我们演出经验有限,话剧的理论水平不够,故此,在这次演出中,由舞台布景到演员服饰等都要下一番钻研功夫,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大的难题,最难的是每一位演员对鲁迅笔下每一个人物的理解,和对整篇文章内涵的理解。”
    他说:“为着使演员在感情上追得上剧情的要求,大家都参阅历史资料,学习近百年史,从中了解造成当时社会问题的焦点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人吃人的社会存在等问题。
    “其次,鲁迅笔下的‘狂人’因为被迫成狂,整天在发梦呓,故此演员在舞台上要运用每一个眼神、面部肌肉和面部表情,形象化地把‘狂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特别是表现‘狂人’对社会憎厌的感情。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在每一次排练前,都抽出时间要扮演‘狂人’者做眼神及面部表情等练习。例如,要模仿狂人自言自语,想问题想到眼睛发青光时,我们的演员就练习把自己的眼球一步步地努力往上拉,拉到整双眼差点看不见眼珠,无法再往上拉时,才把眼珠慢慢地向下移,然后,又把眼珠一左一右地慢慢移动,务求练到使自己的眼光给观众一个迟钝呆滞的感觉。”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四月十五日一期登载一篇文章,题为《欢呼共产党影片上映》,摘要如下:
    一家亲中国的影片公司为上映一部历史片而在这里搞的大规模宣传,十分可能标志着左翼电影业的复活。左翼电影业已偃旗息鼓多年,但是四人帮的垮台使它得到了新生。
    电影业人士说,在毛泽东主席向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送了一套据说是屈原所著的六卷《楚辞》以后不久,香港凤凰电影公司于一九七三年拍摄该片。
    影片于一九七四年拍成,但是没有公映。没有正式说明不上映的原因。
    然而,这些人士透露,不上映这部片子的原因是,可能有人会把这部影片看作是歌颂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推动“四个现代化”计划的努力。据说,四人帮是反对四个现代化的。影片把南后郑袖描写成一个恶毒的、搞阴谋的女人,也可能被理解为暗讽当时正掌大权的江青。
    去年十一月,香港重新上映《创业》,这是说明文艺创作中强调意识形态的政策放宽的第一个迹象。
    香港的亲中国电影业在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前的年头是非常兴旺的,后来宣布了影片内容必须有大量意识形态因素的政策。随着江青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生活中的女沙皇并干涉香港亲中国影片公司的拍片政策,影片的数量就开始越来越少。
    四人帮的垮台和撤消了关于影片内容的“被歪曲的”政策之后,毫无疑问使左翼影片业的士气受到了鼓舞。有关的三大公司正在拟订雄心勃勃的拍片和发行计划,以恢复他们在东南亚的老市场一度享有的盛誉,并向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发展。
    【本刊讯】波兰《华沙生活报》四月十九日刊登一篇反华文章,题目是《在长城的背后:右派朝圣》,摘要如下:
    外国的右派政客们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去朝圣。这些右派政客们的观点越是极端保守,他们所受到的来自中国主人方面的接待就越热情。在每一次的这种访问中,都发生过有反对缓和、反对进步的讲话的真正的狂饮纵乐现象,在反苏主义中搞自己特有的大拍卖。
    西德反对党副主席汉斯·菲尔宾格和英国保守党女领袖玛格丽特
    ·撒切尔最近访问时重演了这些仪式。
    中国领导人并非从今天开始同西德右派保持热情友好并支持其修改边界的欲望。大概谁也没有象施特劳斯那样在中国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其原因是很明显的:中国领导把西德反对党,特别是反对党的右翼看成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行动中的最好盟友。
    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自希思那时开始,英国保守党人就作为缓和的反对者和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施行强硬方针的拥护者在北京享有特好的声誉。
    中国的支持是否能使撒切尔夫人在该国工会的群众中更受欢迎呢,恐怕是值得怀疑的。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举行了反苏主义的、反缓和歇斯底里的真正音乐会。
    北京象接待执政的政府首脑那样接待了撒切尔夫人。中国主人表示希望能够多次在中国欢迎她。
    但是,在北京的世界观中不注意这种可能性,即如果玛格丽特·撒切尔将任首相的话,她将不允许自己象作为反对党领袖那样随便地信口开河。
    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依然本着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行事,没有看到严重的威胁,陷入反苏主义的死胡同,这是有害于世界共运和工运的,有害于民族解放斗争,而首先是有害于中国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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