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瑞士记者拉迪斯劳斯·陶宾格尔最近撰写一篇文章，题为《尽管苏联严加控制，但在保加利亚也出现了反对派活动》，摘要如下：
一月底，在索非亚就延长保—苏友好条约签字的同时，在这里也收到了有关保加利亚人民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的消息。这种不满的原因是到处都可明显感到是苏联的霸权以及与此相连的当局的高压政策。
几个月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国家和党的首脑日夫科夫为使保加利亚在加强一体化过程中实际上变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所作的努力，在许多地方——不只是在知识界——遭到了抵制。最近在工厂里破坏活动也越来越多。例如，在索非亚北面的克雷米科夫采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里，由于破坏，十月份整个工厂都陷于瘫痪。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有三千多万列佛。接着莫斯科便派出若干克格勃代表团去调查情况。尽管如此，工厂里的破坏情况仍没有停止。
但是，看来政府在实现它的一体化政策方面并没有受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不满情绪的影响。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为官方的党报《工人事业报》提出了一条新原则，按照这条原则该报以后应该优先刊登所有有关苏联的消息，在消息报道中，应该尤其突出“保加利亚—苏联之间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之前——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保加利亚和苏联的一些高等院校达成了一些协议，这些协议规定共同训练高等学校教师和教学方法的基本上标准化。此外还有数千名年青的保加利亚人被调到苏联去劳动，因此而同他们的家庭长期分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大北方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社会条件下当原始森林里的伐木工。
人民几乎无法抵抗政府的这一政策。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也开始形成一种反对派。例如，几个月来在知识分子中间秘密流传着索尔仁尼琴的被禁止的著作的油印本。也出版了一些私下出版物，不仅报道本国的情况，而且也报道其他东方集团国家里的人权运动。但是，说有一种反抗运动是过份了。警察对人民的监视是严密的。人数比较多的政治犯就说明了这一点。大约有两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判决的人，一部分是被关进小型集中营，一部分是被投入监狱或象苏联那样被关进疯人院。
为了防止其他东方集团国家里发生的政治骚动蔓延到保加利亚，政府便用一月十五日颁布的法令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系统。仿照苏联的样板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具有“列宁主义的全权”、同莫斯科进行密切合作的中央控制机构，这个机构是要把任何反对派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据来自索非亚的其他可靠消息说，去年在青年人中可以看到有骚动。所以党在季米特洛夫青年运动中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清洗。
【路透社东柏林二月二十八日电】东德政府在与一些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就驱逐民谣歌手比尔曼发生严重冲突三个月之后发出信号，它想在中立线上保持和平。
有一些微小而重要的姿态表明当局在谋求和解。这些姿态包括从让一些反叛的作者正式露面直到让他们的著作继续在这里出版。
一位最初支持要求改变对比尔曼的感情的人、女作家沃尔夫仅仅受到党内处分，比开除轻三等。她的新作《童年典范》按计划照旧于去年年底出售了。
一度曾谣传东德一个最有名的爵士乐歌手和演员、非党人士克鲁格申请准许移居到外国。然而后来官方的德通社报道，他在国内搞了一次巡迥音乐演出会，票一售而光。
然而政府在对更多的著名作家放松压力的时候清楚表明，它永不容忍任何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运动。
【本刊汛】泰国《曼谷邮报》二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领导人可能即将面临一场国内危机》，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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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革命的时代开始和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以来，苏联人民所受到的压制一直在继续增加。由于大多数人民受到连续不断的镇压，社会和经济权利受到侵犯，所以革命后的年代里的那种思想热情消失了。
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他们领导中国的广大群众摆脱了年复一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领导下的中国不一样……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及其家眷们却越来越胖了，生活越来越舒服奢侈了，虽然农作物歉收，生产停滞，由象马克思和列宁这样的人物提出的革命的伟大理想却已交为恶梦了。
在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日益增多
的“感化院”人满为恩，被关押者的亲亲友对感化院恨之入骨。各阶层人民提出的解散感化院的要求越来越多。……而克格勃及其同类组织一直在忙于搜查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并忙着安排他们的“感化”计划。
然而，很显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似乎日益衰老了——由于享有特殊的饮食、医疗和各种小额优惠待遇，而变得太肥胖了——而在旁边默默地等待着的年轻的党员们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人们发现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只不过是同情而已。
有消息表明，苏联人民对克里姆林宫现行政策和官僚们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居民所使用的道路、供水设备、垃圾处理设施、医疗设施以及能够以可以接受的和合理的价格买到的各种商品和货物的情况都是令人遗憾的……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对于住在远离这些地方的党的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头目们似乎无视这种危险的迹象，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过分相信克格勃、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以及控制群众的行动和反抗的其他党的机构的能力。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十日电】参院带着一些惊慌的情绪批准了沃恩克为裁军首席谈判代表，这样就为早日促进美苏战略武器谈判开辟了道路。
参院在三月九日晚上以五十八票对四十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这位有争议的人物、前五角大楼官员为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特使，在第二次投票表决时，以七十票对二十九票批准了他担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
沃恩克（一位华盛顿的律师）没有对参院的这两项表决立即发表评论，国务院也没有对此马上发表评论。然而，国务卿万斯，当他在三月二十五日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武器协议和美苏关系进行会谈时，预料会把沃恩克带去。
参院的一些反对他的人在四天的辩论期间指责他不坦率并指责他的证词不直截了当。
支持他的一些人说，他是聪明的、谨慎的人，特别善于解决美苏谈判所遇到的错综复杂问题。
副总统蒙代尔在进行辩论的最后几分钟时主持了参院的会议。
他毫无表情的听了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告诫卡特政府的发言：
“正如一个烧伤的孩子怕火一样，参院和人民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将比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抱更大的怀疑态度，让人们对这一点不要有何怀疑吧。”
【本刊诩】香港《读者文摘》三月号刊登一篇波兰笑话，题为《带泪的笑声》，摘要转载如下：
我去了波兰一趟，找人谈天，光顾小酒馆，又跟新近到达维也纳和慕尼黑的移民多次接触，因而领略到波兰笑话的情趣。
波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都信奉天主教，他们是完全自愿的。于是官方无神论与民间宗教信仰引起了摩擦，同时也成为编笑话的好题材。一名地区督察巡视某处集体农场，查问马铃薯收成，得到的答复是：“比去年好多了。”究竟好了多少？“好了一百倍！”他知道一百乘零还是等于零，只好再追问确切数量。
“好吧，同志，如果将这些马铃薯一个又一个叠上去，会达到上帝的膝下。”
督察大吃一惊：“同志，你应该知道并没有上帝呀。”
“同志，”对方回答，“你也知道并没有马铃薯呀。”
另一种笑话通常附带手势，萨瓦茨基同志穿过树林，去出席党务会议，突然一只黑猫从面前窜过去。他于是绕道而行，迟到了半小时。党主席大加斥责。萨瓦茨基说明原委。“但是，萨瓦茨基同志，”主席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身处开明时代，不赞成这样的迷信。要是这只猫在我面前窜过去，哼，我只在身上画个十字，还是一直向前走！”
波兰一家工厂召开思想学习大会。主席责备工人不应该逃避党务会议。
“你们赖在家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指着一名工人，向他发问：“勃列日涅夫是谁？”
工人耸耸肩膀。“不知道。”
主席的鼻孔一哼，说道：”你们看，他竟不知道苏联的伟大领袖是谁。就是因为赖在家里不出席党务会议的缘故。”他又指着另一名工人问：“盖莱克是谁？”这工人也不知道。“连我们自己的波兰领袖也没有听说过！”主席大叫起来，“就是因为赖在家里不出席会议。”
会议室后排有人发言：“主席同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昂纳克是谁？”
主席怔住了。“不知道。”
“啊哈！”后排那个人说，“你要是赖在家里，少出来开这些政治会，就会发现昂纳克跟你太太勾搭上了。”
波兰的政治性笑话，有百分之九十是以苏联人为对象，其余百分之十不妨说是反对波兰屈从苏联。
我在克莱科市光顾一处地下室酒馆时，我计算一下，至少听到二百二十六则奚落苏联人的笑话。
例如，勃列日涅夫有一次招待西方记者，问题转到他有没有什么癖好。苏联领袖答道：“我喜欢搜集跟自己有关的笑话。”有人又问：“你搜集到很多了吗？”他思索片刻后说道：“不少了，讲笑话的占满了三四座奴工营。”
在波兰，光讲笑话不致于入狱，至多警局把你传去，告诫你少讲笑话。但在苏联，乃至现在的捷克，笑话讲错了就会被抓去。因此波兰又有个笑话，说是一只捷克狗老是越界过来跟波兰狗厮混。波兰狗问它：“捷克那边吃的东西又多又好，你为什么要来这边？”
“我在这边可以汪汪叫。”捷克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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