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新闻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雷纳托·普罗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的借款成了战略问题》,摘要如下:
    接近北约经济部门的人士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金融组织借款正在具有“战略”意义。这或许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但从总的战略考虑方面来看它并非是不对的。也许是大西洋组织中的过激派想要为限制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贸易交流的政策寻求辩护,人们知道,大约十五年前这一政策已被埋没。
    不管怎么说,这场讨论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由国家垄断贸易的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欠西方国家大约五百亿美元的债务,这是四年前的五倍。这一数字不是官方数字,因为没有,确切数字。东欧各国的债务看来还会增加,这使大西洋组织的一些战略家感到担心,因为两大集团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竞争也会在金融方面进行。
    布鲁塞尔的专家们指出了东方向西方大量借债的这些危险:(一)为苏联军火工业增加财力;(二)抽走了北约组织中的一些需要财力的国家的财力;(三)使第三世界国家财力不足,这样,这些国家会更不稳定,会更易接受苏联的影响。
    在使这些假设极端化时也考虑到了这样一些背景:
    苏联可能对一些欧洲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威胁说不偿还贷款了,或者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恶化,莫斯科不再偿还贷款,使西方大银行连锁性地破产,接着带来的危险是萧条。
    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贷款可能是一把双刃刀:在缓和时期它是不能用的,但在紧张时期是可充分利用的。例如,如果西方不再向苏联的盟国提供贷款,这会造成社会紧张。
    北约组织在认真注意着贷款这一现象,但很清楚,只要国际上的情况仍是相对的好,目前的这种向东方国家扩大贷款的趋势就根本不会改变。
    【美联社莫斯科二月二十八日电】美国两家新闻机构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警察对他们采访俄罗斯大饭店失火情况的记者制造困难。
    合众国际社说,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在饭店前抓住记者华莱士,单独监禁他两个多小时。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琼斯说,几位官员不议他把灾情拍摄下来。他说,这是“歧视电视”和“压制新闻,是违背赫尔辛基协议的”。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月二十八日电】合众国际社今天抗议上周末在俄罗斯大饭店大火现场采访的一名记者遭逮捕和虐待一事。
    合众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华莱士星期六(二十六日)凌晨在着火现场采访,当时一名苏联警官和二名警察逮捕了他。
    华莱士被带入饭店并遭到了二个多小时单独禁闭,与此同时穿制服和穿便装的警察要求他交出照像机内的胶卷。
    苏联警官拒绝了华莱士一再提出的如下要求:允许他给合众国际社、美国大使馆或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打电话。
    当华莱士最后打开照像机的时候,三名苏联警官扭着他的手臂让他拿出暗盒。这些警官后来把华莱士的照像机扣在桌子上倒,“以证明里面再没有胶卷”,并告诉他说他可以离开了。
    华莱士没有受伤。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分社社长约瑟夫·盖洛韦向苏联外交部抗议说,对华莱士采取的这种行动违背了不干涉从事采访工作的记者的正常保证,也违背了保障被扣留的外国人有权同他们本国大使馆通话的领事协定。
    【法新社莫斯科二月二十八日电】两名西方记者抱怨说,在起了大火后的星期六(二十六日)早晨,苏联当局不准他们对俄罗斯大饭店拍照。他们是法国第一电视台的梅雷蒂克和西德第二电视台的沃尔夫。此外,西德意志电视台的记者普莱特根的摄影人员被带到了警察站。他在那里被扣了两小时,警方不让他拍电影。
    今天,警察制止普莱特根拍照。一个警察说,他不愿由于那些“喜欢写轰动性新闻的记者的错误”而使西方人对我们的“不幸议论纷纷”。
    昨天,西德意志电台记者豪普特曼当海运部大楼着火时在那里被迫向警察交出胶卷。
    【法新社莫斯科二月二十七日电】在莫斯科的大旅馆俄罗斯饭店发生火灾后不到四十八小时,苏联海运部又着火,使得苏联首都今天谣言纷纷,说俄罗斯饭店失火是因为在饭店的几个地方同时爆炸了燃烧弹。这次大火损坏了该饭店的北翼以及俯瞰克里姆林宫的二十一层塔楼中的十五层。
    今天海运部是顶层着火,急忙赶来的大量消防队员很快就把火势控制住了。海运部大楼位于柏林饭店和克格勃总部之间,距离俄罗斯饭店约六百米。
    据这里的消息,今天的火灾没有造成伤亡。
    观察家们说,从俄罗斯饭店被烧坏的外状看来,似乎可以证明该建筑物曾数处着火。官方说失火原因是饭店电梯出了技术故障。
    官方的说法没有使这里的观察家们感到满意,而关于火灾原因是有人纵火的谣传,是由一些接近苏联官方的人士散布的,正是这些人士曾证实,莫斯科地下铁道一月八日爆炸事件是由一枚炸弹引起的。
    今天有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俄罗斯饭店,这就使得上述谣传更显得有板有眼了。在出现了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吉尔牌小卧车以后,立刻部署了大批警察。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仍在谈论仍然真相不明的地下铁道爆炸事件,现在又发生了这些事件,这就加重了这里的不平静感。
    这还意味着这个首都的警察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尽管警察平时就已处处可见,在俄罗斯饭店和其他旅馆更是如此。
    【本刊讯】香港《南北极》第八十一期(二月十六日出版)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苏联变节飞行员别连科在美国》,摘要如下:
    “问题第四十八:你是苏联情报机关KGB的特务吗?”声音来自一个隐藏着的扩音器。
    他流着汗,坐在一个隔声、没有窗户的房间中央、一把精美的皮沙发椅子上。探照灯射着他。他的掌心上固定着一块金属片,金属片连着通向测谎器的电线。测谎器在纪录他的脉搏和汗液分泌。
    “问题第四十八”不断地反复提出,几个星期以来日复一日地,每天如此。这是要他回答的几百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坐在皮椅上的二十七岁男子,正是投奔西方的苏联飞行员、空军中尉别连科,他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驾驶莫斯科最秘密的神鸟米格25逃往日本。但是别连科的飞机是长了锈的,而最重要的结构系统又机件不全——可疑!
    尽管如此,对“问题第四十八”,别连科是一直回答“不”的。然而他每次回答这个问题时,脉搏跳动都加快,同时手心出汗。不过手心的汗湿度,仍未足以证明别连科撒谎——但是又不够干,因此也未能证明他完全诚实。
    十一月的一天,别连科对问题第四十八避而不答。“洗衣房”里一片紧张的寂静(别连科看不见的讯问者是这样称呼这间没有窗户的“第四号”地窖房的)。
    在七个星期的疲劳讯问中,别连科瘦了十二公斤;他脸色苍白,两颊下陷——这不仅是由于在讯问中的体力负担;虽然在第四号地窖的探射灯光之下,他已经给美国人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苏联军事情报,但他仍被视为间谍。他从未见过他的讯问者,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每次被带往讯问时,都被引入一部关得死死的、没有窗户的、上面写着“比利化学清洁公司”的小型运输车。
    他一天到晚见到的,只是他的四个保镖和监护者。别连科的精神病医生和那些不停地给测谎机更换新纸带的技术员,从来都在西服的外面套上一件白罩衫,以便下次不容易被认出。
    被中央情报局总部称为“对于安全的一个大风险”的别连科,每天的日程都是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早上七点半把他叫醒后,保镖中的一人(通常是值夜班的那一个),就把盛在塑料盘上的一份早餐——火腿蛋和黑咖啡——端进睡房。碟子和刀叉都是塑料的,上面用红色字母写着:“美国空军”——祝君身心欢畅。
    每次讯问均由上午九时开始,历时六个钟头。休息的时候,别连科轻弯着腰走进旁边的房间。在这房间里,有一张金属的写字台和三张皮沙发摇椅。中央情报局“医学中心”的一位精神病专家,便利用这位俄国人的休息时间来同他进行“建设性的谈话”:给他指出供词的矛盾之处。别连科的保镖之中,有一名能讲流利的俄语。这个叫罗拔司的保镖,别连科喜欢亲切地称他为“熊”。两名翻译则通过内线对话器——人同人的接触是被禁止的——在别连科的休息时间和他讨论技术性专门术语的精确翻译。
    别连科的午饭,是他新近心爱的食物:加上许多茄汁的汉堡饱、炸薯条和米勒啤酒。午饭来自中央情报局厨房的银箔小包,并且由四名保镖中的一名负责加热。一个小时的午休之后,审讯继续进行。
    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技术员用塑料带把电极捆在别连科的掌心上,并且示意提问可以开始。
    所有同别连科接触的人都戴着深色太阳眼镜,这使得别连科亦为自己要了一副。自此之后,他一直戴着金丝边的墨镜。
    这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俄国飞行员的自由时间,也只能在波令空军基地的营房中度过。黎明时分,他在一个荒置的垒球场上散步,军大衣的斗篷拉下来几乎遮到眼睛,后面跟着一个保镖。当他散步的时候,整个营房关闭。有时候,别连科停下来,去看轰炸机起飞。
    别连科的保镖每值完一班,就写一个报告给精神病医生。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主人公(别连科的正式称呼)很忿懑,用手把整盘棋子从桌子扫到地上。
    “主人公一再问我,如果他什么问题也不回答,将会遭到怎样的对待。
    “主人公问我苏联对他驾走了米格25有什么反应。
    “主人公打听以前其他投奔美国的苏联人有没有被苏联情报机关KGB找到和消灭掉。
    “主人公一再表示,他很难设想可以在这个国家开始他的新生活。”
    两天之后,夜班的保镖写道:
    “主人公不许我们继续用‘哈利’的化名来称呼他,在一场激烈的争执之后,他朝二号军官嚷道:‘我的名字是米克托·依凡诺未奇。我不想象一个罪犯那样地躲起来。以前我以为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由国家。’”
    三天后,别连科同他的“家庭”(四名保镖的自称)一起搬家。坐了两小时的汽车,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座“安全屋”,在那里,别连科住进一所有五个房间的住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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