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对杀虫药的新评价》，摘要如下：
在一篇分析美国杀虫药为患的长篇报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中，结尾提到了中国近年发明的杀虫新办法。报告虽然并没有提出向中国学习，但意在言外，这个要求已经存在于字里行间了。
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令人吃惊的是，其他国家在杀虫药以外设法寻找其它杀虫办法时，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而这些办法在美国是甚少为人所知的。举例来说，中国每年都放出细小的寄生黄蜂，来攻击其他昆虫的卵。”
文章并没有提到寄生黄蜂的作用和这一“以虫治虫”办法的发明人，但是大家知道，它所指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蒲蛰龙，和他为了防治广东省东莞县荔枝树虫害而繁殖的平腹小蜂。
蒲蛰龙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动物学系的博士，在一九四九年回国。这些年来，他在昆虫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现在，香港人每年都可以吃到鲜美的荔枝，就与蒲蛰龙教授的努力有关。东莞是广东省荔枝种植最多的县份之一，当地果农过去是用捕捉和药杀的方法来防治荔枝蝽象，不仅费工、费钱，而且妨碍蜜蜂采蜜，影响蜂蜜产量，因此需要一种高效而经济的防治方法。蒲蛰龙不仅找到了在荔枝园放养平腹小蜂，用平腹小蜂消灭荔枝蝽象卵的办法，而且亲自动手用稻草盖起繁蜂室，大量繁殖这种小蜂，因而在一九七○年春夏间大面积放养和防治成功，一举歼灭了过去一向难以根治的蝽象害虫，使东莞荔枝获得丰收。现在，红荔挂满枝头的景象可以年年在东莞出现。
在美国，防治虫害的办法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过分地依赖了杀虫药，初期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时间拖长之后，副作用便告出现，时到今天，除了为害农作物的昆虫已经逐渐获得适应杀虫药的能力之外，杀虫药本身对于人类的毒害也大量显现出来了。
由于杀虫药的效力日减，而对人类的危害日增，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对于杀虫药的使用，现在发生了怀疑。
在美国内部，关于杀虫药何者可以视为安全、何者应视为有害的辩论，始终不断。最近，有两种杀虫药引起了争论，因为它们都是破坏人类神经系统的化学品，而制造这两种化学品的工厂有很多工人患上麻痹症，据说便与产品的毒性有关。
一九七○年，美国设立了环境保护局，开始衡量杀虫药的得失，看它们对农作物有多大好处，对人类有多大坏处，然后决定取舍。但是，杀虫药的品种过多，而这种衡量性的试验过慢，一时难以全部调查清楚。更加严重的问题则是，人体受到了杀虫药毒害之后，有时并非马上发作，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潜伏，遇到一个诱因才发作出来。在这样情况之下追查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于是有人指出，灭绝害虫来挽救某些农作物或驱逐蝇蚊来清除某些疾病的办法还有很多，是否一定要用有毒的化学品来完成这一工作。用牺牲某些人性命的办法，来达到农业或医学上一定的成就，是否值得？
国际发展局的人说，在一些国家中，杀虫药既可以用驱逐蚊蝇蜗牛来清除伤寒、虐疾等传染病，又可以消除蝗虫来使农业增产，何乐而不为。
但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环境问题工作者及公众舆论认为，这些成就只是暂时的成就，当害虫们有了适应能力之后，杀虫药的使用量就必须两倍或三倍的增加，才能将害虫治住。到了那时，杀虫药对害虫的作用日小，而对人类的危害就越来越大了。因此，长此以往，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国际发展局在舆论的压力下，准备定出一些规章来，限定或停止某些危害人类的杀虫药的生产或出口，但这都属于表面文章，虚应故事。
例如，滴滴涕自一九七二年起已经禁止在美国使用，一家美国公司却仍然继续生产和出口，销到外国使用，单是一九七五年，就卖出去四百万吨。前面所说的损害人类神经的杀虫药现在仍然卖到墨西哥、印尼及台湾使用。危害美国人的化学品，当然也会危害到其他的人，但这个问题并未在他们考虑之内。
不少科学家指出，这一代的杀虫药已经到达了应该停止使用的时期。他们在试验中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肿瘤，在人类肌肉组织上发现了杀虫药痕迹，因而得出结论，如果再不停止使用，会有更加难以处理的后遗症出现。
有人以中美洲国家的实例作为比方。在那里，为了扑灭传染昏睡病的臭虫，普遍喷射了一种杀虫药，昏睡病固然截住了，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流行病——周期痉挛症，更加难以医治。
美国近年来苍蝇增多，被认为是因为它对杀虫药的适应力和抵抗力已增强。斯里兰卡在几年前已经停止使用滴滴涕，因为它已不足以杀死疟蚊，以致当地疟疾流行症又告恢复。在中美洲，棉农过去在一季中只要喷射八次杀虫药就可以保证棉花不受虫害袭击，现在就是一季喷射四十次，也不能保证将害虫都能杀死。
一位昆虫学家因此作了预测，如果再不改变对杀虫药的依赖或其使用法，那么，十年到二十年之内，将不会再有有效的杀虫药来应付害虫了。
他们为什么寄望于在杀虫药以外寻找杀虫新办法，为什么提到“以虫治虫”的中国昆虫学家的成就，原因想必在此。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六日电】题：中国驻法大使在爱丽舍宫说：“中国的形势很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曾涛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在离开德斯坦接见他的爱丽舍宫时说：“中国当前的形势非常好，将来，这个形势还会更好。”
曾涛在巴黎五年代表了他的国家之后，现在要离开法国。他是来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辞行的。大使说：“我对离开法国感到很遗憾，因为我在你们的国家里有许多朋友。共和国总统和法国政府在我整个驻巴黎的任期内曾给予我帮助和支援。法国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德斯坦和我，我们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被问及德斯坦是否可能访问中国时，大使说，早就邀请过共和国总统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然而他拒绝说明是否已为这次访问确定了日期。
【本刊讯】法国《震旦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大使在爱丽舍宫》，摘要如下：
按规定的形式向主要对话者告辞，是职业惯例之一：因此，人们昨天看到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黎大使曾涛，到爱丽舍宫去和德斯坦总统交谈法中关系现在（“良好的”）和未来的状况。对于未来，似乎一切将取决于爱丽舍宫的首脑可能到人民中国的访问。曾涛对此指出，北京早就邀请过法国总统。考虑到中国对不管是西欧还是东欧所表现的经常性关心，人们对此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因此北京昨天还公开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签名者，同时顺便谴责了克里姆林宫对东欧的有生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剥削和掠夺，由此，产生了必然的“紧张局势”，甚至到了可能“随时爆炸”的程度。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佐野的消息，题目是《苏联对日本仍是冷淡的》，摘要如下：
日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会谈，即使在新年之际，恐怕也根本不会纳入轨道。
只要在莫斯科看一看，就会感到目前日苏之间的气氛是冷淡的、不和睦的。为了同本国政府协商，已于二十日暂时回国的重光大使，在离任前同苏联方面当局人士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苏联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便典型地表明了苏联的这种冷淡态度。
重光大使要求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该外长以“没有空”为理由，不讲情面的断然拒绝了。外交部副外长费留宾代替他同大使进行了会谈。接着，同外贸部部长帕特利切大的会谈也没有实现，被拒绝的理由是“准备出访”。代替外贸部部长与大使进行会谈的是外贸部副部长格里申。而且，同在二百浬问题上掌握着同日本举行会谈的重要“关键”的伊什科夫渔业部长的会谈，被认为肯定在二十二日能够实现。但在会谈之前，收到了极其郑重的道歉的回信，说：“因为感冒，无论如何也不能会见了。”
面临三月一日开始日苏渔业谈判，现在充满着不了解苏联方面如何把二百浬问题与此谈判联系起来这样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在莫斯科，甚至听不到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动静”。不能用“莫斯科—东京政治战线没有异常”这种措词来形容目前形势。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一月二十五日以《重光大使汇报说苏联对北方领土的态度未变》为题报道：
驻苏大使重光为商讨日苏之间的重要问题，临时回国，并于二十四日会见了鸠山外相，传达了苏联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交换了意见。其中，重光在使就北方领土问题汇报说：“苏联政府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在归还北方领土谈判中不谈国后、择捉两岛。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大使还说，在苏联方面还留有去年米格２５事件的“后遗症”。他指出，日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
田中内阁等各届政府一直说：“未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包括全面归还北方四岛。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同意的”。齿舞和色丹两岛暂且不谈，反正这一天重光大使向外相的汇报再次明确了苏联不把国后和择捉作为继续谈判的对象。今后归还北方领土谈判将更加困难。
关于这一点，重光大使在二十四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苏联二十二年来一直坚持领土问题中不包括四岛，田中前首相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访苏进行了努力，但是苏联仍然采取国后和择捉两岛不包括在谈判之内的态度”。
关于二百浬问题，重光大使向鸠山外相说：可以肯定，在三月十五日开始的日苏渔业谈判中，苏联会以设定二百浬专属渔业区为前提参加谈判。他还建议日本要充分考虑苏联这样的态度，明确规定自己应该主张的问题。重光大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这个问题说：
“问题不是日本是否宣布二百
浬，重要的是在开始渔业谈判以前作好适应二百浬的准备。”
关于日本研究把领海扩大为十二浬的问题，重光大使说：“苏联准备承认日本扩大为十二浬。苏联捕鱼已经把重点移到十二浬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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