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以《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为题，译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访华文章，摘转如下：
在中国北部山西省的崎岖山顶，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这个古庙的“寿命”不久将结束了。自从解放后，这座古庙便一直空置着；最近，就是建筑古庙者的后代，进行开山辟地，把梯田推上山脊，它曾经一度成为开山用具的储藏室；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它就要在一声爆炸中，随着半壁山脊、泥土、岩石一起滚下山谷了。
“砰然”一声，不仅这座古旧的庙被炸掉，五年前费了很大力量才用石墙围起来的平地，也要炸掉。这个村庄现在使用的压路机，正在把这个山头压平，在山谷中填起新的平地。填起的土地约有十二亩左右，使这个村庄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山区里，这是一幅相当大的平地，并且也适于他们使用新拖拉机。
人口不过三百的村民通力合作进行了这样周密的伟大工程，这个村庄该是特别突出的了。但是这个地区，到处都在进行类似的工程。就在这里，正在完成近一百亩新垦田的铺表土的工程。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开垦了这块平地；他们炸开岩石，为一条河炸出一条长达三百米的支流，并且在河流两岸筑起一条二公里的弓形石坝，截住河水，在山谷下开辟了这些新田地。
中国农村给人一种追赶前进的深刻印象。秋收刚过，社员们便又回到建设工地上来了。建设工作的规模，从小村庄开辟新梯田到数万人参加的控制大河流工程。这些工程，将有助于他们明年取得更大的收成。
中国人以大量的人力来弥补机器的不足。他们把大量人工部署到工地上——这是蜂群式的工作方法。中国人说：“蚂蚁啃骨头”，就是群众对顽强事物的回答。人手多，事情就好办了，那些看来几乎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完成，高山顽石也得低头。目前在西方可能仍然强烈否定这种蜂群式的协作。但是经过一次社会大混乱之后或者粉碎了旧社会，有时候就需要采取各方面大协作的工作方式。
中国人不仅在山区开荒。我从广州郊区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提供的数字中注意到，这个公社一年来开垦荒地三百亩。这个公社是我在一年前参观过的。虽然面积增加的比率不过百分之二，但是这个公社就在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珠江三角洲数十年来已经是深耕细作的地方。
我问到新开垦的土地有什么成就。公社革委会主任把我带到一丛小山丘的地方，这些地方去年还是荒地，但是现在已是一排排的梯田，有的已种上了橙、桔树苗，有的已经挖好一个个洞，等待培土和种植树苗。
他们的计划是果树间种花生，而在较低的梯田种植稻谷。山脚的一块小平地，我起先还以为是准备种稻的，但是后来知道，这块地准备建个篮球场。这山丘本身就是一个多种作物的农场，公社当局已把这块地方的发展和经营任务交给八十位年轻社员。这块新开垦的土地的发展和经营将交给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社员们。他们将在这块地方安家落户。
象这样的工程，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数量不大，却是继续不断，而是迅速地增加耕地面积。但是，增加粮食生产的高度潜力，仍放在提高耕地的亩产量方面。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看来，绿色革命仍生气勃勃，同时也是切实的——最少在中国是如此。
“农业土专家”，以一般的眼光看来，他们没有受过很高的技术训练。但他们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熟悉植物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然后在种植实践中逐步学习。
乡村一级的实验小组，是三结合的结构。一组中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一位被推选出来的村领导人，以及一名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可能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也可能是本村中曾进过农学院的青年。
这些实验小组除寻找改良种子之外，还带头试验多造收成、混合肥料，以及其他新技术。小麦移植法目前已在中国北部普遍应用，结果可使亩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时也可节省田间种植时间，使其他谷物有充分时间在田间完全成熟。小麦移植法除了在移植时期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可让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田间的准备工作。现在，当地的工场已制造出小麦移植机器，在田间试验使用。
这种革新的动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小组。看来革新动力已渗入中国的农村社会。扩大农村经济基础的副业，也是极力使生产增加和多种化的一个方面。为改善灌溉情况而增建的水坝、水塘和河道已成为养鱼的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采用“鱼类交替繁殖法”——即在同一个池塘内饲养多种鱼类。
我被招待乘小艇在河道上参观，去看一部由公社工厂制造的新吸泥泵抽出河道底的淤泥。淤泥是一种肥料。随后我们转入河道的有篱笆围着的地方，那里一条条大鱼翻腾跳跃，噗噗有声，水花四溅，这是一个养鱼池，人们拿着鱼网，一网便捞获一大批五种不同的鱼。
猪粪是有机肥料的一个基本来源，而有机肥料是中国农业的基础。化学肥料也在广泛应用，但供应仍不充足，公社社员目前的想法，似乎是将化肥作为有机肥料的一种补充，而绝不是代替品。很多人认为，完全改用化肥，为短期的谷物收成，而牺牲泥土的长期健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
凭着这样的群众基础，多样化和自发性的动力来增加生产，中国的粮食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现在，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促进了粮食增产的速度，而家庭计划早已在人口增长方面收到显著效果。（待续）
【本刊讯】巴西《巴西日报》十二月一日发表一篇署名政治观察家的文章，题为《美洲：一种无中心的体系》，摘要如下：
墨西哥与智利断交是一系列事件锁链中的又一环节，至少在现历史阶段破坏着长期鼓励的本半球团结的思想。
美洲国家组织在基多会议上暴露了与哈瓦那政权意识形态共处方面的分歧。这次会议之后，在美洲舞台的观察家中间，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们面临着华盛顿影响的收缩，如果不是权力方面的，肯定是威信和权威方面的。
对于有关较重要利益冲突的政策，收缩和取消了吗？人们一直是有疑问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不能说明某种形式的影响的收缩的结论是正确的。
本半球象全世界一样趋向于一种多中心的局势。由于其它国家的发展和突变，这种局势正缓慢地形成。
一种礼仪多于实质的形式化的、没有领导中心和没有享有众望的领导的体系正在萌芽，结果是不再存在团结一致，而团结一致是建设基辛格想象的大家庭的基础。本半球的每个国家都严格地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来考虑其对外政策。在民族誓言的冲击下，假定的忠诚关系——这种关系把外围中心与中央联在一起——被破坏了。
一种无中心，或者有一个不承担主要围绕它行动责任的中心的体系的发展给墨西哥式的单方行动创造了条件。墨西哥与智利断交的决定是意味深长的。拉丁美洲的普遍一致的团结开始破裂，这样的设想不能排除：在不一定以阿根廷为首的情况下重新出现西班牙美洲主义。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二月二日以《卡斯特罗预见拉美的未来》为题，刊载卡斯特罗对美国《是的》杂志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合众国际社纽约十二月一日电：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见美国《是的》杂志记者时说，拉美国家的前途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总有那么一天美国得接受一个、两个或许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半球存在。
他甚至指出，也许会出现这些国家的联盟，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和工业化国家竞争。和美国的关系关于和美国建立某种联系的可能性，这位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说，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由于共同的利益，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早晚必将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
他说，“但是，我们并不急。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将等待建立这种关系的必要条件出现。”
他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现在就可以访问古巴，但是只作为旅游者，不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
他强调说，后者只有当美国取消对这个安的列斯岛国的经济封锁后才可能实现。
苏联在谈到苏联曾向古巴提供重要的无私援助之后，卡斯特罗承认他对于一九六二年导弹危机的结局不完全满意。但是他说，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古巴当时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他说，“苏联当时认为，和美国谈判可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让美国作出不侵略古巴的保证，另一方面能消除核战争的危险。结果没有爆发战争，并在国际紧张形势中出现了一个缓和阶段，这证明苏联的态度是正确的。”
他说，当时造成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抗的导弹是在一九六二年初设置在该岛上的，其目的是作为防止美国可能发动直接进攻的一种“保障”。
【美联社迈阿密十二月九日电】古巴政府已在计算它从世界上食糖生产不足和消费过多中得到的好处。
古巴最近已采取措施以便拿出其收成的一大部分以空前的高价在世界市场上倾销。
它正在设法摆脱某些同共产党集团和自由世界的国家订的长期协定的束缚，这些协定把其食糖的三分之二以上限定在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
它正在用降低该国八百万人的食糖定额的办法减少国内消费。
卡斯特罗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古巴将遵守其协定。
但是，古巴经济官员和外交部官员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显出一些强烈的表示，表明政府设法重订某些长期合同，以便从目前在世界市场上所出的越来越高的价钱中获得好处。
此外，据哈瓦那电台报道，古巴正在尽一切努力，以榨取这次蔗糖收成中的「最后一根甘蔗」。
卡斯特罗最近对他的同胞们说，「在一九七○年，我们设法生产一千万吨，没有能达到，但是一九七五年的收成，由于目前的价格，等于二千万吨的收成。」
卡斯特罗还说，古巴群众已「同时自觉地」决定每月少配给一磅。
他说，这将另外节约五万吨糖用于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他估计这将挣四千万或五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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