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七日登载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电讯，标题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互相靠拢的巴尔干三姐妹，在面临苏联威胁的基础上避免在铁托以后成为“火药库”》，摘要如下：
“巴尔干的三姐妹”如今面临悄悄逼近的寒冷，好象扣紧大衣的领口还不够暖，于是互相紧紧地靠拢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三国都一面眼看着“铁托以后”，一面加强国内的控制，伸出了争取团结的手。塞浦路斯争端给巴尔干带来了希腊军事政权崩溃和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形势，在这个平时东西方集团的势力达不到的地区造成了不稳定的军事真空状态。再加上巴尔干的中流砥柱、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已经年迈（现在八十三岁），使这个半岛的前途变得动荡起来了。西欧的宣传机器敲响警钟说，“巴尔干重新变成了火药库”。
阿尔巴尼亚以十月初的大选为转机，完全改变了对近邻各国的态度。党的第一书记霍查以热情的口吻向南斯拉夫、希腊呼吁说：“我们有加深友好的共同基础。让我们不屈服于两个超级大国（美、苏）的指挥棒和野心，拉起手来同共同的敌人战斗吧。”南斯拉夫对这个呼吁的反应也是明确得使周围各国吃惊的。党的机关报立即登载了欢迎霍查讲话的社论；外长米尼奇在议会正式表示“要诚心诚意地回答阿尔巴尼亚争取友好的主动行动”。
西方的报纸常常大写特写苏联的野心。对于加深同阿拉伯的关系的苏联来说，巴尔干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增加。所以苏联的野心是，要恢复它在阿尔巴尼亚的海军基地，获得罗马尼亚黑海沿岸的“多布罗加走廊”，等等。
苏联难道不是要在巴尔干出现政治空白即南斯拉夫的强有力领导人铁托总统去世的瞬间就立即把它的野心付诸实现吗？不，即使苏联不那么蛮干，只要在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变成亲苏的，巴尔干逐步成为经互会的成员，那么，一直同苏联针锋相对的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政权也就会处于最大的危机中。阿尔巴尼亚就坐不稳了。
周围形势的变化给了阿尔巴尼亚极好的机会。希腊的军事政权崩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解除阿尔巴尼亚对周围的警惕心的好材料。九月间在南斯拉夫国内揭发了亲苏集团，苏南关系暂时冷淡了。霍查的讲话可以说是这两件事推动的。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也显然密切起来了。这三国的重要人物的来往也在越来越频繁。
这三个国家，今年都加强了国内的领导体制，都在思想方面也加紧了控制，这一点很明显。在铁托总统去世以后，巴尔干全区不可避免会发生某种变化，这是当地谁也不能否定的。但是，为了使巴尔干不再成为国际政治的火药库，这个半岛的当事人似乎都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慎重的准备。
【美新处布鲁塞尔十二月十一日电】国务卿基辛格十二月十一日在同土耳其和希腊外长会晤后强调和解的必要性。
国务卿是到布鲁塞尔来参加北约部长会议的。他在抵达后于今天上午分别同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定于今天晚些时候举行进一步的讨论。
基辛格说，他同土耳其外长梅·埃森贝尔的早餐会晤是「有益的」。他对记者们说：「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美国主张塞浦路斯通过和解而实现的和平，我们同土耳其政府在十月份已经拟定了某些办法，我们正打算按照我们当时曾打算实现的方针去做。「
国务卿在同希腊外长会谈后说：」象我以前所指出那样，美国政府对于在和解与考虑到塞岛苦难的基础上早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感兴趣。「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十日电】国防部（西德尔）新闻发布会：
南斯拉夫：西德尔证实，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尔斯沃思将在北约组织防务计划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于十二月十一日前往贝尔格莱德进行五天的讨论。西德尔说预料这五天的讨论将是“范围广泛的”。这位发言人说，埃尔斯沃思将进行“广泛的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探讨进一步发展长期军事联系的可能性”。
【本刊讯】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十一月十四日刊登了罗伯特·康奎斯特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某些政治可能性》，摘要如下：
自从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被推翻以来，已经十年了。
过去十年中发生过许多派别斗争，但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的领导都设法占了上风。的确，苏联领导的连续性总的说来是比较显著的：在二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书记处的成员中，一九五二年斯大林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就占了不少于十名。
正如外国经常指出的那样，亦正如苏联国内经常不那么公开地抱怨的那样，苏联的领导已经垂垂老矣。即使加上已经出现的新人物，政治局的平均年龄也正在继续增加。现在，一些高级人物，特别是几乎总是在名单前面出现的五位人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基里连科——差不多都已经到了赫鲁晓夫垮台时的年龄。人们将会记得，官方公报讲赫鲁晓夫“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年龄不再年轻得足以使他完成自己的职责。那时他只有七十岁。苏斯洛夫现在七十二岁，波德戈尔内七十一岁，柯西金七十岁，勃列日涅夫和基里连科都是六十八岁。并且，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曾承认，在去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有时身体不好。
当临近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人们正再一次地广泛讨论着比较年轻的人将要接替最高领导的问题。当然，在这些问题上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在以前类似的情况下，事情的发生往往使外部观察家完全感到突然。可以肯定的一条规则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目前，考虑这么一出戏的脚本似乎是合适的。这出戏的脚本——虽然大都是推测的——却完全是在可能性的范围之内，并有某些不太显著的迹象可以说明这一点。谢列平的权力斗争在莫斯科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谈论：过去十年中几次要罢黜勃列日涅夫，由政治局里的一位较年轻的委员替代他这种未遂行动将会东山再起；柯西金的地位也成问题。人们再次听到特别是谢列平可能是未来的领导人。
米歇尔·塔蒂一九六七年发表的《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一书很好地描写了早些时候的争权活动，特别是使波德戈尔内不再起作用的情况。他还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证据，介绍了勃列日涅夫一派同谢列平之间斗争的情况。自从塔蒂著了此书后，关于这个问题有着更具体、消息更灵通的报道：早在一九六五年曾作过认真的努力，使谢列平担任勃列日涅夫的职务，使乌斯季诺夫担任柯西金的职务，而让勃列日涅夫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一九六七年，谢列平的心腹、莫斯科市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攻击苏联领导在中东奉行的政策，这件事当然是普遍知道的；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叶戈雷切夫连同几乎所有同谢列平有联系的其他高级人物，特别是克格勃的头头谢米恰斯内，最后都被撤职。然而，谢列平仍然是政治局的委员，并且，就象一九五五年把马林科夫的支持者赶下台——大概要使马林科夫在领导集团中被孤立起来——并没有防止马林科夫两年后联合其他的同盟者处心积虑地、几乎快要成功地试图重新夺取政权那样，我们不能把谢列平的这次失败算作是最后的失败。
人们经常把谢列平和他的一派同对内对外政策的“强硬路线”派（事实上叶戈雷切夫曾极力主张在中东六天战争中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联系在一起。
既然谢列平的名字再一次地出现在前面，那末似乎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他是否会自动地支持这些“更强硬一些”的政策。在苏联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事例能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位谋求权力的领导人总是奉行一种特定的路线。
决不可根据谢列平以前的履历自然而然地作出这样的推论，即谢列平在下一阶段的权力斗争中将继续奉行“强硬”路线。正如伦·夏皮罗教授曾经写过的那样：“在民主政体里，政客们就政策问题进行争吵，如果需要，他们便放弃这些政策，以期望能卷土重来。在政治局内……则是另一种方式；政客们利用政策作为斗争的手段，就权力问题进行争吵。”
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在勃列日涅夫的多数派现在奉行一种压制性的、保守的、坚守不变的新斯大林主义的时候，对于想推翻勃列日涅夫派的一个野心家来说，奉行一种相反的立场看来是一条有希望的行动路线。我们现在也不能排除谢列平可能会作这种转变的可能性。领导集团的结盟苏斯洛夫一向被认为是正统的堡垒，而不是潜在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五七年的危机期间，他坚决地同赫鲁晓夫站在一起来反对莫洛托夫和其他人。在赫鲁晓夫政权开始崩溃之前，苏斯洛夫——像谢列平一样——常常特别强有力地表示反对他以前的同事们的罪行。事实上，这种结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一些各个相异的人们组成的。
据说，波利扬斯基反对把历史学家涅克里奇开除出党。他的关于战争爆发的著作被认为有损斯大林的名誉。没有真正的理由把波利扬斯基同谢列平联系起来。但是他们是同岁的，因此决不可排除他们之间的结盟关系。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负责文化事务的党书记杰米契夫被通称为是谢列平的密友。他由于“表现了强烈的自由主义”而使人们感到惊讶。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会以此表明，谢列平一派正在利用这个问题。
看来，毫无疑问，在相当高的一级，对勃列日涅夫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有些不满。在某些情况下，富有雄心的较年轻的人争辩说，勃列日涅夫不够强硬，这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今天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勃列日涅夫本来应该比较富有灵活性，那么这也许甚至听起来更加有道理了。因此，我们一刻也不认为，这是最可能有的一出戏的脚本，但我们至少应该对发生一场新的权力斗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在这场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政权将遭到可能称之谓一种新赫鲁晓夫立场的攻击。我们所考虑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谢列平（或另一个人）的确靠一项“赫鲁晓夫式”的纲领掌权的话，同样重要的是强调指出：
一个新集团的盘算可能只是利用自由主义的倾向作为斗争中的暂时的武器，这个集团一旦确立其地位，就会尽快重新采取传统主义的立场。
一次政治危机最终可能为苏联境内潜在的知识界、经济界和理性界的势力（它们可能有力量真正改造国家）敞开大门。这只能是一种希望，并且不是一种非常有成功可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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