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斯坦利·卡诺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为《向着美一中正常联系前进》，摘要如下：
（原编者注：斯坦利·卡诺是《新共和》周刊的副主编，著有《毛和中国：从革命走向革命》）
在基辛格国务卿这次访华期间，在他提出的问题中很可能包括这样的可能性：福特总统将来会晤毛泽东，就象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同这位共产党主席进行戏剧性会晤一样。
但是基辛格和中国人一致认为，总统访问北京只有旨在推进中美关系，使之超过目前存在的非常规联络安排，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自从尼克松进行历史性访问以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美国和中国都同样急于朝着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迅速前进。它们的动机同这些大国进行的三角外交的角逐是一致的。
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显然希望同美国建立比较牢固的联系，以便增加中国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手段。他们同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基辛格也想加强美国同中国的联系，以便在对付克里姆林宫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他想要搞得快一些。但是这方面的进展受到台湾问题的阻碍，这个障碍使美国和中国争执不下已达二十多年之久。除非美国同蒋介石政权决裂并承认北京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拥有主权，否则，中国人是不肯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他们的态度中暗含有这样的要求：美国必须废除它同台湾签订的防务条约。
我有根据认为，基辛格是准备满足中国人的这个要求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据说他认为，如果在北京没有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就废除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美国政府将在国内遭到政治上的反对，美国在国外将失去信誉。
中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理由是：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是内政，不关美国的事。这样一来，双方便陷入了僵局，除非他们能想出某种保全面子的方案。
在尼克松先生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中国结束时想出了一种暂时的折衷办法来使上海公报不致失败。可是这种折衷办法包含了目前困境的根源。我陪同尼克松一行进行了那次访问，当时我清楚了解到，中国人曾大力设法说服基辛格先生在公报中确认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基辛格先生当时几乎要作出那种让步，但到了最后关头却受到了尼克松先生的约束，尼克松坚持要中国人申明他们不会试图用军事手段收复台湾。
双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到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五时，尼克松先生受到的压力增加了，这是因为，在电视上大肆宣传这次访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以后，他极需得到某种协议。
结果是发表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公报，中国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美国则故意含糊其词地宣布，它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不提出异议”。虽然中国发言人当时在北京强调已赢得一个关键性的让步，但他们后来会承认美国实际上并未同意他们的观点。
在这些分歧得到解决之前，不可能指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取得什么进展。在此斯间可能出现的一种危险是：蒋介石政权决定宣布自己独立。除非美国在那个阶段已经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否则它要拒绝台湾关于给予承认的要求将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做法将破坏美国同中国的联系。因此，基辛格先生和中国人得赶快制订一种持久的方案。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联合宣布福特总统将要访问中国，那将是一种信号，说明他们已找到了一种方案。
【本刊讯】美《外事杂志》九月号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题为《台湾——需要我们拿出勇气的长期问题》一文，文章节录自即将出版的《察看中国》一书，摘要如下：
台湾是联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会合点，今日的台湾生活仍然保留着通商口岸的特性。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主要是陷于自决和台湾独立的观念而不能自拔。从美国遥望，人们或许认为，一个岛屿的人民不受大陆管辖已近八十年，又具有一种相当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特性，完全可以要求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但是西方的概念并不能机械地应用于东亚。
民族主义是一种持久的现实。就当代民族主义的情感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有比中国更牢固的传统基础了。中国人民主张统一，正是表达了他们那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感。中国所说的统一，包括人民、领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只有着眼于这种情感，人们才能解释得通八亿人民今天为什么能紧密地团结在一个政权之下。
美国对东亚民族主义的任何干涉都可能越来越得不到好报。美国用炸弹和其他武器对抗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结果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现在，美国既要在台湾问题上保持“自尊”，那又怎能避免将来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摊牌呢？东亚现代史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干涉了中国人的生活，从而在文化上历史上产生了一条引起政治地震的重大错误路线。今日台湾是美国干涉中国生活的最新表现。例如根据一九五四年共同防御条约，美军仍驻扎在台湾；中国人的法律管不到美国犯罪分子。这些都表明美国至今仍然站在这条错误路线上。
台湾问题的历史根由，可以从台湾贸易和中国统一双重主题来分析。虽然这两个主题都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我们却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今天我们对台北和北京，仍在继续采取着这种二元论的态度。
一九七二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但美国的新方针将把我们引向何处仍不清楚。现在存在两种主要倾向，或是抱有两个互相交叉的目的：即一方面想同台湾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贸易和联系；一方面又欣然承认新中国的领土完整。
我们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谋求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美中两国的运动员、医生、科学家、记者、学者以及各种技术专家不停地进行互访，但与此同时，有更多的美国银行在台北开设办事处。美国公司为了增强竞争力，在台湾纷纷设厂。看来，我们是在试图同时朝两个方向前进。
一九七二年二月发表的上海公报指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承认了这一立场，并未提出异议。然而，我们在同北京发展联系的同时，继续把台北当作一个单独的政府同它打交道。我们这种两面作法究竟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扩大同台湾的经济关系，有可能使我们去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这将是倒拨时钟，关闭尼克松向北京打开的大门。
上海公报还指出，台湾同大陆的关系要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插一手呢？看一看日本的例子吧！日本实现了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停止了与台湾的外交联系，但同时在东京和台北建立了正式的民间组织以继续进行贸易和联系。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做，又如何处理我们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呢？
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减少而不是扩大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义务。为了成就这件大事，我们得帮助设想出撤销现行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的局面。当能找到取代防御条约，而又能保持同样稳定的局面时，就可相应废除防御条约。例如：由北京发表一项单方面的声明，宣布台湾地位是一个内政问题，不以诉诸武力来解决。接着，华盛顿也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赞赏北京的政策，并宣布一九五四年的条约将予废除。这样，台湾将保持目前的社会、经济秩序，不受大陆安全体系的控制。当然，北京的政策如再有变化，美国自然亦有改变政策的自由。
【合众国际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基辛格夫人和孩子们今天在填喂鸭子开始的时候表现了国务卿的那种外交手腕。
南希·基辛格和孩子伊丽莎白及戴维在下午坐了红旗牌轿车到中阿人民公社去参观。
羽毛长得很好看的鸭子在围栏里摇摇摆摆地走路，使他们很好笑，戴维拿出了一个袖珍照相机开始拍起照来。南希·基辛格由于天气寒冷紧缩在她的皮大衣里微笑着。伊丽莎白也微笑了。
一位公社的负责人请他们到附近的一幢砖房里去。在那里孵卵器把鸭蛋加温以孵出制作名菜所需要的鸭子。客人们仍然微笑着。
然后，穿过没有草的场院来到另一幢房子里。在那里，一位穿着白衣服的年轻妇女跪着抓住一只鸭子的颈子，把它的嘴套在一根长六英寸的橡皮管上。
这根管子把食物硬塞进鸭子的喉咙。
这位年轻的妇女然后放开了这只鸭子，这只鸭子摇摇摆摆地走开了。她又抓起了另一只鸭子。伊丽莎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戴维没有从口袋里拿出他的照相机。南希·基辛格富有外交手腕地保持着沉默，她没有象在农村观光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做手势叫孩子们走近。美国大使乔治·布什的夫人装做对房间另一头的圆肚子的炉子更感兴趣。
到了外面，伊丽莎白说，对动物硬喂食物在美国是不允许的。
这一行人走到了养乳牛的房子里。戴维又拿出了照相机。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蒋院长曾促美国了解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建在道义基础之上》为题刊登如下两则消息：
（一）
行政院蒋院长昨天在五中全会就行政工作报告提出口头补充说明时透露，他最近曾向美国表明我们的态度说，美国必须了解，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关系不止于利害关系，而是建立于道义基础之上，惟有如此，才能巩固两国的关系。
蒋院长强调，这几年来，我们加强在国际间的活动，发挥总合整体外交的力量。我们要向国际间表示，我们在艰苦中已经站了起来，并且成为自由世界的大力量。
（二）
行政院蒋院长昨天说，我们退出联合国后，很多人心中都有今后我们怎么办的疑虑，他也曾向总裁反映，总裁想了想说：「怎么办，要问自己。」
蒋院长向参加五中全会的人员表示，总裁这句很简单的询示，就是要我们有信心。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威胁、利诱与压迫。我们中华民国经过多年来的革命奋斗，我们所争的是原则，要保持的是立场。我们看中外古今的历史，凡是讲求原则、坚守立场、主张正义的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折磨、被侮辱，孤寂而痛苦，但若因此放弃原则，就是放弃了一切，放弃了成功的希望；若经得起刺激，受得起打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下去，最后必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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