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印度斯坦旗报》五月三十日刊登B·K·巴苏自北京写回的一篇通讯,题为《一个孟加拉客人在毛的国土上受到欢迎》、《中国的伟大成就》,摘要如下:
    编者按:B·K·巴苏博
    士是多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印度非官方人士。巴苏博士是
    于四月二十六日离开这里去北
    京的,将在中国逗留三个月。
    这是他从北京寄回来的第一篇
    文章。
    我们来到北京只有一星期之久,我只能谈谈自己初步的印象。北京街道宽阔,清洁,夜间照明很好,宽阔的人行道上绿树成行。各建筑物之间都有充分的空地,因为繁茂的绿叶能遮住高大建筑的两层楼房,人们走过时感到好象在公园或花园内散步。交通一点也不拥挤。
    北京市内和郊区有很多工厂,但并没有烟雾,空气清洁而干燥。
    迄今为止,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人都是很友好和热情的,甚至有时使我们感到不好意思。他们总是提醒我们,伟大的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世长存的,目前两国关系中的困难是不幸的,然而是暂时的。他们很希望这些困难能很快让位于两国间更好的谅解。当我们坐的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欢迎我们的男女青年用孟加拉语和印地语同我们说话,这使我们很受感动。
    他们在各项活动中都是节俭办事的。虽然食品,棉布和其他生活用品都很充足,他们的生活却很俭朴。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里有贫穷现象。看来他们的生活标准比西方国家要低的,但是比印度人民却要高好多倍。说实在的,这种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致在我从加尔各答乘飞机很快到达北京之后,我不得不揉揉眼睛,看看我是不是还在梦境——这里没有乞丐,没有憔悴瘦弱、衣不蔽体和营养不良的儿童,男人和女人——这里没有孩子和狗在垃圾堆上争夺几口食物的现象。市民们在静静地、和平地和从容不迫地生活和工作着。孩子们看来很健康,很胖,以致我们总想把他们抱起来亲一亲,而他们也总是向我们挥手——一面叫我们叔叔阿姨——欢迎我们。
    在这几天里,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人民公社,风景区,文化革命中从古墓里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展览,美术品和手工艺品,并且观看了芭蕾舞和京剧。最重要的东西是一条挖得很深的横贯全市通向远处的地道,在各个地点都有较浅的地道与之相连。最深的地道距离地面八公尺,较浅的距离地面四公尺,都很宽阔,并筑有水泥抹的墙和地,光线很好,有通风设备,并有充分的排水系统,电话,供电和广播系统等。
    这是响应毛主席向人民发出的号召——备战、广积粮和不称霸
    ——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参观过的人民公社是另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这个公社在北京西南二十公里左右远的地方。它看起来象一个非常空旷的小城市,有电力,硬面道路。现代化的建筑散布在广阔的绿色田野里,那里人们正在劳动。除了经营农业以外,在将近五万名社员中,还有一部分人从事小型工业、饲养家禽和家畜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产量有了相当大的增加。我见到了一个小脚老太太,这就是说,她是从满清时代的旧社会来的,那时妇女有缠足的习惯。她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当她的儿子去地里干活时,她就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孙子。她对我说,在旧社会里,她的丈夫是一个雇农。他们俩都在地里劳动,却仍然不能完全养活孩子和他们自己,更不用说穿衣和住房了。但是解放以后情况就好转了,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生活就更好了。我环视打量了一下她的房子
    ——有两间卧室,都有玻璃窗和冬天取暖的设备——炕,一间客厅,虽然家具不很多,但是仍然会使我们的上中农感到眼热;在宽阔的院子里还有管理得很好的菜园,家禽和果树园。
    我们还参观了北京市内和郊区的一些工厂和工业企业,关于这些我想以后再写。使我最受感动的一件事情是,男工和女工们——大都是青年人——在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安静和从容的自信态度。公布出来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产量又增加了。工人们的积极性更大了,他们进行了几百项革新,简化了复杂的操作,减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改进了工作方法。他们与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一起管理整个企业。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一日发表蒂尔曼·德丁自香港专发给该报的报道,题为《北京收缩建设战线》,副题为《防止浪费和保存力量的行动》,摘要如下:
    在文化革命的高峰年代给予中国省级与地方当局的那种从事基建和举办工业的很大的行动自由正在加以限制。北京正在采取行动,加紧对建设项目的控制,以利于防止浪费和保存力量。
    这是从近几个月中来自中国的许多消息所透露出来的含义,北京在这个星期又宣布谷牧已被任命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十分清楚,谷牧既然主管这个全面负责一切新的建设——水坝、工厂、矿山、铁道、发电厂和公共建筑——的委员会,就有权否决一切不是重点的和不切实际的项目,并且保证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所兴办的事业都能符合国家计划。
    报纸和电台的报道表明,谷牧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证对农业的需要,无论在人力还是物资方面,都给予应有的注意。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蒂尔曼·德丁六月二十三日从香港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为《中国强调粮食生产把工业基金转而用于农业,以避免缺粮》,摘要如下:
    中国由于担心今年的农作物可能严重歉收,显然正在把发展小型工业用的大批人力和资金转而用于农业。官员们在特别仔细地研究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期间为实现各地区的自给自足而建立的数千个地方工业企业的情况。
    报纸和电台的报道表明,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的一些——也许是很多——企业将要关闭,因为它们不能充分利用人力和资金,而现在正是农业和支援农业的企业迫切需要人力和资金的时候。
    至于粮食问题,今年的气候情况比一九七二年强一些,但是仍然不算好,收成情况还无法肯定。北方一直很干旱,而在盛产大米的东南各省,庄稼则遭到水淹。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二月十一日在《随缘随笔》栏刊登署名阮文达的《春节我思》一文,摘要如下:
    难得有三天假期和孩子们在一块闲话家常,从大年三十晚吃团年饭、守岁,到新年向祖先的神位拜年,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家族的“召集教育”;孩子们都生长在异乡,对故园文物自然感到陌生,一家人在这年节中,谈话的重心都集中在他们所从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宗族社会的生活情景,甚至故居附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们听起来,都似乎有非常亲切的感受。
    孩子们在书本中,也读到过天台、雁荡之奇;西湖、黄山之美。但这和听别人讲述罗马的喷泉,伦敦的大雾一样。虽然也心向往之,可是仿佛和自己扯不上什么关系:“国危愈觉江山美,世乱从知骨肉亲”的心情,他们怎么也体味不出来。在除夕那晚,我告诉孩子们每年秋收之后,乡人结伴赴南岳进香,来回近十天的路程,他们一路唱着“朝圣”的歌词,每经过一个市镇,朝香客的歌声,此起彼落,在虔诚之外,他们把它当做一次极愉快的旅游;而这些行列中,祖父便是经常参与的一员;于是话题扯到了南岳七十二峰,又扯到了我在岳麓山教书的时候,赴南岳参加过中等教育会议,我夜宿祝融峰,与方丈谈起香客们许多有趣的故事;孩子们兴致勃然,表示将来回到家乡,一定要联袂登祝融之巅,探访父亲和祖父的旧游踪迹,而故国河山,与他们渐有骨肉亲情之感了。
    也许有一天,我将为孩子们写下一些祖宗坟墓、家园故业的东西,让他们一旦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可以按图索骥。
    如果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指点出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父及祖童子时所钓游也;那末,纵使我们这一代的杖履不健,但能够听到他们在一个年节的夜晚,向自己畅述其见闻,不也觉得老怀弥慰么!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六月二十三日刊载署名芯心的文章,题为《乡情·乡音》,摘要如下:
    旅美作家陈之藩先生是我心仪的一位学者,他的散文,纯真自然,那份浓烈的民族意识和乡土之情,令人读来感受至深。在《失根兰花》中他说,十九岁他开始四处飘泊,萍踪无定,但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到处可以为家。然而,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在夜里的梦中,常见老屋在风雨中坍塌,母亲的头发根根变白。白天的生活中,常常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
    又说,祖国山河的美丽,是因为在沁凉如水的夏夜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星光才显得更为晶亮;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格外诗意盎然;晨曦的原野有笨拙的老牛,也才显得纯朴可爱,还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歌,和儿童的笑语与祖宗的庐墓把它点缀美丽了。
    这篇选为中学教本范文,已为无数学生琅琅背诵过的散文,文体简洁隽永,感情一泻如注,天涯飘零的感伤之情,留给人一份无言的惆怅。
    陈先生在学术上的专长,正和文学上的修养一样扎实,这份广博的造诣,也是靠早年的刻苦自励得来。已列入青年读物的《在春风里》集子中,有篇《春联》,便是他少年时代的一页奋斗史。文中说:“我总是在每个圣诞节,写成一篇满象样的论文,作为过洋年的惟一消遣。正如我小时候在北风刺骨的街头,人家过年,我卖春联。人皆不堪其忧,而我独不减其乐。因为卖春联时,来不及觉得家庭衰落之苦楚,正如作论文时,自然忘掉了异国飘零之凄凉。”
    文中又说:“一到北平的年关,债主一个个逼上门。为了躲避债主,我把母亲出嫁时的一个毯子抱到当铺去当了,于是与妹妹抬着一张旧木桌,在街头替人写春联。家中要账的紧锣密鼓之日,正是我们对子生意兴隆之时,卖一点钱,妹妹就拿回去搪一点债,那已不是四个孩子在过年,而是四个孩子在生活危岩上周旋、挣扎与战斗。三四个年头全是这样过去的。然而几乎是每个年,我都爱回忆这段生活……。”
    陈夫人也是个乡土观念深浓的人,在那特别节目中,曾唱了段京韵大鼓《大西厢》,一口悦耳的京片子,唱得字正腔圆,余音绕耳。他们客居美国,执教之余,仍旧喜爱传统的民间艺术,相信这些地方戏曲,在羁旅异乡的人心目中,定有一份亲切之感,因为,这才是属于东方色彩的乡土之音!而地方性戏曲,又最能牵动乡情,勾起乡思。不论身处何地,听到京韵大鼓,会联想起天坛的雄姿和故宫的巍峨楼阁。听梨花大鼓或河南坠子,会想到旧京汴梁和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听苏滩和申曲,又象回到旖旎的江南和秀丽的苏州河畔。
    有回在庆典晚会,听到一腔乡音的弹词节目,不禁记起家乡的一条闹街,每逢电台开播申曲和滩簧节目,家家扭开收音机,路人云集,听者风靡的一幕。那些身穿青布长衫,伏在柜台上的伙计,沉醉在琵琶弦子和抑扬顿挫曲辞中的印象恍然如昨。连一口苏白报告的广告“烟丝金黄,烟味芬芳”的美丽牌香烟,也在小城中风靡一时。现在,离开乡土越久,对乡音的怀念越深,难怪有位老太太,在最近一次地方民俗曲艺欣赏会,被一支四川杂艺“打连厢”引起感触,潸然泪下,那是因为触动了郁积在心,绵绵无情的乡愁呵!
    是的,生命飞逝,年华雕萎,岁月飘去又来,人事迁变不迭,只有对自己家乡的一份眷念却无法抹消,历久长新。因此,一声乡音,一曲民调,总象西风鼓满船帆,溢起满心窝的归思。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可知华屋大厦再称心,也不及老宅瓦屋的神貌古朴;八线大道的马路再繁热,仍不如家乡桑麻古道的清幽寂静;多彩多姿大众传播的娱乐价值,也不及乡戏杂剧的惹人动感情。故园东望路漫漫,远客思乡,谁不垂泪?但愿那许多沾着乡土气息的故国之音,能在电视及广播电台多予推出,为我们洗涤乡愁,聊慰乡思,并使我国的民间艺术久存不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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