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日电】题：椎名特使向首相等汇报，台湾重视外相的答辩
十九日从台湾回国的椎名特使二十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会晤，作了访问台湾的汇报，历时一小时。
会晤中，椎名特使以他和蒋经国院长会谈的内容为中心，说明了国府对于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见解。
在说明过程中，椎名诉说了他的感触：台湾方面特别重视大平外相前些日子在参院决算委员会上的答辩，认为它是要断绝邦交的事前通知。大平外相的那次答辩称：“日中邦交正常化如果实现，日华和约就将失效。”关于这一点，椎名也一并汇报了他向接触过的国府首脑所作的说明：“在逻辑上将成为那个样子，而田中首相关于这点没有讲任何的话。”
【共同社东京九月二十日电】在台湾挨了鸡蛋的椎名特使，今天一早就向田中首相作了汇报。
当记者团问到“是否已经取得了好说‘明白了，明白了’的角先生的谅解”时，则回答说，“首相是，要是别人提出申请，就说‘明白了，明白了’，不过，对这个汇报并没有‘明白’”。可能是由于他在访合时的发言受到了中国周总理的批评的缘故，真是晕头转向的一幕。
【路透社东京九月二十日电】椎名昨天在台湾曾对官员们说，甚至在同中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仍将同国民党政府保持一切现有的联系。
他在从台北回到东京的时候对记者们说，关于他的讲话的这些报道是不正确的。
他说他只是说明了执政党向田中角荣首相提出的关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五项原则的序言。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十五日登载了它的记者北村文夫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五章的开端：向新亚洲外交的转变》。摘要如下：
日中复交对日本的将来有什么意义？联系到田中访华这个大问题，首相自己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田中先生七月五日以自由民主党总裁身份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后要成为长期没有抗争的友好的（日中）两国”。在这次谈话中缺少日中正常化在日本前途中占有什么地位这种高瞻远瞩的展望。
从某种意义来说，日中关系正常化这件事并不是终点，从日本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之间的新关系的开端这个意义来说，则是具有更大的历史重要意义的事。
但是，对于负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进行侵略、掠夺这种过去的责任的日本来说，同新亚洲的关系决不可毫无反省地重复过去曾听到过的“入亚论”。
回顾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从未有过作为国策而试图在真正意义上的“入亚”。日本现实所走的是“脱离亚洲，进入欧洲”的路线。
在昭和军国主义抬头的同时，大声疾呼的“入亚论”只要是内藏“歪曲的”亚洲观，它的逻辑归宿就是从“满蒙生命线”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亚洲。
武力扩张这个霸道以战败为界而被切断了。然而“八月十五日”恐怕是从根本上修改日本的亚洲观的转机吧？
的确，日本在和平宪法之下再也不想作为军事强国而生存下去了。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选择以安全条约体制的形式，充当美国反共网的一环，就使日本和整个亚洲的关系松驰了。
面对膨胀得令人毛骨惊然的“经济巨人”日本，亚洲国家感到不安，认为紧接着不就是“军事大国”日本的复活吗？
田中首相访华，在减轻这种对日戒心方面，是具有一种效果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首相谋求和这样的中国和解而前往中国，将成为“再也不走军国化道路”这个民族誓言的“明证”。
但是，田中访华却不能有超过这种“明证”的更多的意义。日本如果真正谋求同亚洲国家睦邻友好，除了修改把亚洲看成是“为日本服务的”这种设想和一直助长亚洲的烦恼的政治和工业结构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日本今后的道路是艰险的。亚洲各国的最大课题既然是摆脱贫困和停滞，所以对亚洲所具有的“悠闲的牧歌性”只表示精神上的同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考虑到日本的超群的经济力量，仅以“亚洲的一国日本”的方式，或以日本和亚洲各国“等量”分担责任的方式，都缺乏现实性。但是日本决不可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或者说盟主）”。对日本的期望则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对亚洲作出符合日本国力的贡献。
人类历史还证实，经济大国必然要走军事强国的道路。日本的课题是要以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否定这个公式的“反证”。这一试验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没有试行过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一考验进行挑战。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今后的科学技术政策——尼克松总统科学顾问戴维博士和科学技术会议议员兼重宽九郎博士对谈》，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科学顾问戴维博士，为调查日本的科学技术，率领制定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的七人小组于最近来日访问。戴维博士十分关心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他评价我国的科学技术政策说：“日本的方向定的很好”。戴维博士和科学技术会议议员兼重宽九郎博士就日美两国的科学技术政策问题进行了谈话，以最近发表的尼克松总统的科学技术咨文和我国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为话题中心，谈及了两国为消灭公害、发展丰富的科学技术而努力等问题。
——关于尼克松总统的科学技术咨文的概要及其意义
戴维：这次总统咨文第一次纳入科学技术研究的问题，咨文明确地认为科学技术政策是国家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意义是重大的。
咨文分若干部分，关于技术研究的方向，首先，联邦政府的作用是充实基础研究、制定各种技术研究的标准、联邦政府的研究如何与民需部门结合等等。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规定七十年代能源、环境、保健、运输等发展方向的任务。
咨文从根本上认为“当代社会是技术科学社会”，不能重返牧歌田园的时代，走回头路的设想是不正确的。咨文表明，在重新考虑技术研究的问题上，必须努力寻求更好的技术。
在尼克松总统的咨文中有何具体主张呢？首先是清洁的能源问题
戴维：除科学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问题外，大体可分为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能源问题。因能源的问题和保护环境问题是对立的，所以，必然要采取“研究清洁的能源”的办法。具体的目标是：最终将以热核反应的能量代替释放二氧化硫等气体的石油。第二个问题是开发宇宙。阿波罗计划结束后，需要制定“新的阿波罗计划”。还需将这些成果用于地球资源的勘探、气象研究以及宇宙飞船的计划等等。第三个问题是研究高速、安全而又不产生公害的运输技术。需要研究兼有汽车的灵便和火车的输送量大两种优点的运输技术。正在考虑用磁性悬浮车或气垫车的高速铁路作为城市间的交通方法。这是次于日本新干线的研究目标。第四个问题是预防天灾的技术。第五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美国的特有的问题，即研究包括解决毒品麻醉的保健技术。在医学研究上，特别将癌和心脏病作为重点。为进行这些项目的研究，预计美国政府七三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是十四忆美元，加上民间产业的研究费，总数将近三百亿美
元。
关于这些具体项目与日本的政策有何不同之点？
兼重：科学技术厅最近发表的《七一年度科学技术白皮书》论述了有关我国今后应如何发展科学研究的问题。白皮书对过去的作法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省，也就是必须改变曾推进社会发展的“发展经济即是国民的幸福”这种见解。
白皮书认为，恰当地掌握社会性的要求及科学研究向何方向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当选择新的研究项目时，必须首先充分地进行技术事前评价。科学技术的事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指综合的多方面的掌握科学技术将产生的影响，评价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的利害得失，并将评价的结果转达给制定题目的人。这就是白皮书中对“科学技术的事前评价”所下的定义。
戴维：这是非常先进的定义。美国关于“科学技术的事前评价”，系指科学技术间接效果的鉴定以及不能预料的影响和直接效果将对社会产生什么作用等等。解决人类苦恼的问题
兼重：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具体的研究题目分为三类。第一，改善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二，生活科学，第三，政策科学。政策科学是指以情报科学、行为科学、体系工程学等为基础的有关预测、计划、管理、评价等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应依靠这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今天人类苦恼的问题。
我认为，尼克松总统的咨文好象特别强调发展基础研究，不知总统如何理解基础研究？
戴维：从现代的定义来说，基础研究的意思就是研究基本知识和技术理论。
咨文将以提高生活水平作为重点，这和日本相同。但因在发表咨文的不久前曾发表过环境咨文，所以总统的咨文中没太详细的写这点。我们将重点放在提高质上，量次之。基本方向和兼重博士所述相同。
我以为，日本的白皮书强调改善环境、生活科学、政策科学三方面是恰当的。美国正在进入超工业社会，在第三次产业中就业的人员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中就业的人员的总数还多。因情报、娱乐产业已迅速发展，所以新的科学技术也将会应用于第三次产业。（第三次产业是指研究、设计、情报等部门，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是指燃料、机器制造等部门——本刊注）
兼重先生以为如何？
兼重：我个人的见解，白皮书所谈的反省，如果再早些发表，会更好些。为“准确地掌握社会的要求”，科学技术厅采取了迪尔菲法。但是，这种作法，很难在感觉到整个社会需要之前就掌握其实质。这一重要问题，不知美国有何好的想法？
戴维：还没找到问题的关键，今后必须找到。有人在较早前就开始考虑社会的要求问题。今后将依靠这些人的深思熟虑。
（原编者注：迪尔菲法，以靠对专家的多次询问，预测遥远未来的方法之一。为美国的兰德公司所发明。迪尔菲是在太阳神的神话中有名的古希腊神殿的所在地。）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八日刊登了总标题为《太平洋的新篇章——日本外交和三极》的文章的第四部分《经济外交的观点》，作者是该报经济部记者铃田敦之。摘要如下：
有人这样形容我国经济界现在的姿态：“口和脚向着中国，眼睛盯着苏联，脸和身体朝着美国。”乘着恢复日中邦交热，财界的日中接近形势一下子高涨起来了。
甚至说“乘上末班车就行”的三菱集团也访问了中国。看来日本财界确实出现了雪崩似的倒向中国的现象。但是，真正的内心最清楚地了解和注意着田中首相所说的“美国是富有的老大哥，不管怎么说是最重要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还是财界。并且，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苏联将对日中热作怎样的反应。并且，结果使头脑陷入了左思右想之中：怎样才能推进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对日中、日苏等距离相待的理想的经济外交呢？
有人说，在经济上，世界已进入了五极时代。在美、欧、日、中、苏之间，日本过去依赖美国的程度过大。今后，必须同其他三极，特别是同接触很少的中、苏都展开经济外交。这就是要向日本经济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尝试挑战。
但是，为此首先应该牢固地巩固日美关系。
另二方面，我国经济界寄希望于日中、日苏的是确保资源和扩大出口市场。
但是，现实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对日本产业界中出现的轻率的“中国是最后的市场”的提法，中国很快就打下了楔子说：“不借款。如果带着把中国当作商品的大量消费市场的印象来，就不好办了。就是资源，也不能采取掠夺那样的作法。”同时，也不能无视中苏关系。据与秋明油田有关的人士说，可以清楚地感到，苏联又急又躁，会谈的进展一进一退；它正在注视着日中关系的演变。
如上所述，在复杂的中苏关系中，日本能展开过去没有经历过的、脚踩中苏两只船的经济外交吗？甚至有人很早就预言：“被迫作出二者择其一的时候总要到来。”到那时，日本政府和财界的心情能否向“决断和实行”的情况发展呢？
以日美为轴心，同中国和苏联都发生联系的新的经济关系的建立，现在存在着许许多多困难，在没有可靠的具体规划的情况下，采取什么都贪得无厌的姿态，大概难于摆脱经济动物的形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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