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新井的文章，总题为《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摘要如下：《经济改革——皮鞭胜过胡萝卜》
“顺利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劳动强度，今天要比昨天千得更多些”（《真理报》）——在日本，要求重新检讨“劳动过度”的呼声逐渐高涨，而在苏联近来只听到“加油干，加油干”的吆喝。
六五年决定了按照利润方式改革经济以后才七年。由于保守派经济官僚的抵制，据说增大利润的作用这个改革的重点变成了有形无实。
随着适用新方式的企业日益增多，这种方式并没有反过来促进生产，这使克里姆林宫冷淡起来了。在另一方面，超过生产增加量的工资上升等“弊病”出现了，六九年第一次发生了不能完成工业增长率的事态，于是放弃了新方式。
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六九年党中央委员会大会上鼓舞全党克服经济萧条，从那以后，工业生产暂时有了起色。但是到了七一年又停滞下来，今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并不明朗。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五点五，形势不妙。现行五年计划要提高生产率，增加生产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这种停滞不前的形势是苏联感到头痛之处。
过去认为是柯西金总理负责的工业领导，目前勃列日涅夫色彩也浓厚起来了。利润方式的反作用是“皮鞭胜过胡萝卜”的倾向很强烈。
代替利润方式受到欢呼的经济刺激措施是谢基诺方式。以削减人员、节约工资基金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质。虽然这是勃列日涅夫非常爱好的方式，但是困难的是在劳动力已经充分调动，没有削减人员的余地的企业不能应用。谢基诺方式的普及是否能够成为苏联经济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即便是事实，但过份重视也是错误的。
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来说，农业倒是值得担心的，它对苏联经济来说，仍然是比工业更重要的关键。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直接领导的，所以农业不兴旺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今年冬季的严寒气候，冬播作物有百分之三十受灾，必须重新播种。有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农业会议相继举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直接作了秘密报告。由此看来，今年的农业情况是严重的。
向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寻求出路的办法在工业中也可以看到。伏尔加汽车工厂和卡马河的卡车工厂都吸收了外国技术和资金，西伯利亚的石油、煤气、煤都可以看到有意寻求日本和美国合作进行开发。苏联要克服国内经济的萧条，必须减轻军费的重担和对外经济合作。勃列日涅夫政权的缓和紧张局势政策可以说就是出于这样的需要。
缺乏外汇的苏联似乎是想用长期低利的借款和技术援助来谋求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使落后的工业部门近代化，提高生活水平。《棘手的自由化要求和民族政策》
在我访问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时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在首都第比利斯一家餐厅的老服务员看见了外国人就问：“你知道斯大林吗？”回答说“知道”，他就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自豪地说，“伟大的人物，格鲁吉亚的英雄”。反过来问他“赫鲁晓夫呢？”他就向下伸小拇指，藐视地说，“尼基塔最不行”。再问，“那么勃列日涅夫呢？”他默默地耸耸肩，稍稍贴近一点，小声说，“因为不是格鲁吉亚人”。
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威信至今还是了不起的。在莫斯科很少看见的斯大林像，在第比利斯市内到处都悬挂着。
苏联共产党在三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严厉地批评了第比利斯市党委的工作缺点，要求贯彻关于苏联各民族的兄弟友好与平等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教育。
这可以认为是对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高涨所提出的警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夸耀独自的古老文化和传统，那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民族意识和自尊心很强。受到占压倒多数的俄罗斯民族的压迫和剥削的受害者的意识没有消除。
在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只说超过五十万人的民族也有二十四个。而且和美国不同，大多数是在祖先流传下来的地方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传统，共同生活。所以民族之间如果没有不和或感情的对立，倒是奇怪的。
十二月是联盟成立五十周年，全国所有宣传机关都在展开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友好团结的大运动。看来勃列日涅夫政权是想要同时彻底消除国内民族主义活动的苗头。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种族上、语言上虽然相近却有比俄罗斯更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经济上也富饶，而且是仅次于俄罗斯人的“大民族”，所以对俄罗斯的对抗意识也很强烈。在战后也镇压过几次分裂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有处死刑的。
次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盛行的地方是第二次大战前夕被苏联合并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也因为吸收了西欧自由主义的空气，宗教、文化的传统也不同，所以对苏联制度的反感是强烈的。去年秋季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一千多人抗议对宗教自由的干涉，据说在送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抗议书上签了名。今年年初有拉脱维亚的十七名共产主义者联名给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控诉把俄罗斯化政策强加于拉脱维亚和对民族文化进行镇压。
不满情绪不只是在少数民族方面。占有总人口将近一半的俄罗斯人中也有不满情绪。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等处，与要求自由化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倾向，将会不可避免地不断出现。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此恐怕是束手无策的。《镇压异己，走钢丝的外柔内刚政策》
在赫鲁晓夫时代已经取消的对知识分子的审判，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上台不久就开始了。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冲击给领导集团留下了后遗症，从那以来，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把“布拉格之春”的试验打上了“反革命”烙印的克里姆林宫，对于和自由化有关的一切现象都非常神经过敏，看来是被只有加紧对意识形态和纪律的控制才是一道防波堤这样一种“强迫观念”迷住了心窍。他们不停地叫喊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决不妥协的斗争。受到“布拉格之春”的刺激而刚刚稍露头的微不足道的自由化苗头都遭到无情的镇压。许多反体制的知识分子被逐出了工作岗位，或者被逮捕，甚至被送进了疯人院。
“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和平共处”——这是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口头禅。随着尼克松访苏等外交方面推行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必然产生意识形态上的文化上的影响。要尽可能在“边缘”上制止这种影响，就必须彻底取缔有可能受西方的怂恿而作出“响应”的“异己分子”。这可能就是他的目的。
但是勃列日涅夫政权在实行这样的控制的同时，对于还不能说是“反体制”的稳健自由派却反而采取拉拢策略。据传过去曾经是解冻文学的旗手，现在已转变为“体制派”的叶甫图申科得到容许到南美、北越、美国，豪华地周游了世界，时而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而参观阿波罗宇宙飞船的发射。同样的自由派名诗人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最近也都分别到海外旅行了。
想尽可能地孤立“不满分子”，削弱对管制的抵抗，这就是当局的目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政权只要坚持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政策，国内对“自由化”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会更加高涨。“外柔内刚”政策的前途是艰险的。
《提高生活水平的背后孕育着日益扩大的“苦闷”》
“爸爸去参加宇宙飞行，妈妈去排长蛇队”——这一轶话所嘲讽的消费品缺乏情况还不能说是没有了，但是苏联的消费品已经是从量转到质的时代了。
同只有“豪言壮语”的吹嘘而没有实质内容的赫鲁晓夫时代相比，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国民生活确实有所改善，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大多数国民是基本上支持现政权的这种经济、福利政策的。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声望，总的说来是一点一点地上升的。
对普通群众来说，首先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外交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民间对越南问题漠不关心的程度，连外国人看了都非常吃惊。大多数国民是苏维埃政权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了解外国，也没有呼吸过自由的空气。由于长期的生活经验，感到对政治问题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保持沉默，是对自己有利的。近来这种漠不关心的人，据说越来越多了。
客观地看，苏联国内称为反体制派的人，在数字上只不过是很少的一些人。在严格监视下能够读到地下出版物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强烈的镇压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们的勇气不能不尊重，但是过高估计反体制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影响，将是错误的。
本来俄国的民众是乐天派，是现实主义者。对事物不大深刻考虑。长期以来都以“算不了什么”的精神来应付。所以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国家纪律，劳动纪律的加强也不太重视。当局叫喊肃清醉汉，不停地吆喝干活干活，也不起作用。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反之，反体制的知识分子所抱的危机感，民众也是感觉不到的。并且宣传机构完全控制在官方的手里，所以对普通的国民来说，只有听外国广播或通过口传，除此以外就没有机会了解反体制派的活动和意见。绝大多数民众的“无声之声”在目前没有冲破沉默的趋势。
因此就说大多数国民是心满意足，那也是错误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也在扩大。听听苏联青年的谈话，最多的希望是到外国旅行，其次是要自己有一辆汽车。但是勃列日涅夫政权前年把苏联国民的出境手续费从四十卢布一跃而增加为四百卢布，反而采取了限制到外国旅行的措施。对普通民众来说，到外国旅行是没有实现希望的高不可攀的。对于经常到外国去的特权人物，民众望而生羡，也不足为奇。
虽然说拥有自用汽车的人多了，但去年苏联的小卧车生产只是五十二万九千辆，不到美国的八百六十万辆的百分之十。有自用汽车的人是最受优待的极少数人。但零件不容易买到，有七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市内，能修理汽车的店铺也只有十几家。自用车时代的到来还是遥远的将来。
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党员证是升官发财的通行证，私人关系和特权仍然吃得开。在这样的社会里官僚主义的厚障壁在国民造成了潜在的不满情绪。这是不可忽视的。
在这样的制度下加强思想控制，加强以恢复内务部、司法部为象征的“社会秩序”，加强劳动纪律等，在强制开展这一系列振奋精神的运动的情况下，开始感到喘不过气来的人不只是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人数正在逐步扩大。“无声之声”不一定会长期保持没有声音。勃列日涅夫政权恐怕今后必须进
一
步努力笼络民心。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五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苏联的“基辛格”——擅长外交的亚历山德罗夫助理》，摘要如下：
据参加美苏首脑会谈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美国方面的基辛格助理，苏联方面的正式代表之一总书记助理亚历山德罗夫出席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总统的长时间非正式会谈。亚历山德罗夫是作为美国方面的基辛格助理的“对手”而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的亚历山德罗夫助理的作用大为突出起来。
据说，这个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装束文雅的人物，曾在莫斯科的一所高才生专科学校学过语言学和外交，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十二国语言，他说得都很流畅。
根据这位助理参加会谈的事实和美苏首脑会谈的重要性，在莫斯科的外交观察家中间，这位助理的作用正在引起注意。
当然，这位助理作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实际上起多大作用还不清楚。不过，这位助理作为支撑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头脑”肯定会担负着重大的任务。
据说，这位助理过去曾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并担任过苏联驻新西兰和冰岛的大使，是外交专家。据认为，他的外交专门知识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因而被提升为总书记的助理。这样一位助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清楚
，不过，据认为，可能是最近决定的。
另外，这位助理还是党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的职位也很高。在这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助理的出现同去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展开“个人访问外交”，如访问南斯拉夫和法国等，是有密切联系的。
据说这位助理可能也参加了去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单独访苏时的活动和克里米亚会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所进行的这些访问外国的活动是“总书记个人旅行”访问，这些访问都在争取缓和紧张局势的苏联外交政策方面收到了巨大成果。
在这次美苏会谈中，一开始就举行了显示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实力”的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会谈，这位助理的作用具有从内部支撑“勃列日涅夫外交”的意义，今后也可能要显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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