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在中国，尼克松总统是马可孛罗，在探险的旅途中对新奇事物惊叹不已。在这里，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怀着想在一个熟地方找几个新户头的希望，不过手段是精明的。
虽然迟早会如此，但是至今尼克松甚至还没有把这次事件叫做“历史性的”事件。他说他是在卖货品和劳务，不是卖空气。他这话不仅是指武器控制、谷物、空间合作等方面的协议，而且还指要精心安排一些苏美联合委员会和会议，这些东西至少会使旅馆老板和译员的收入扶摇直上。
俄国是在买东西——而且还努力想多买一些。他们忍着在同中国的烹调术和招待相比之下必然会有的羞惭请美国记者喝酒吃饭，为的是要传播这样的讯息：合作——甚至勾结——以及共同维持和平和达成“‘认真的”协议现在看来是至为必要的，不但对防止战争说来必要，对提高俄国人、美国人和全人类的生活也是必要的。
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言下之意是，对和解的决心是十足的。总统座机的驾驶员拉尔夫·艾伯塔齐要求给一小块空地让机组人员可以每天打打棒球、散散步。这个要求提出后，给他的不是别的，而是列宁体育场——有十万零三千个座位的奥林匹克运动场。
在旅行服务社饭店的采访最高级会谈新闻的记者室里，平均每一平方英尺的会外活动家比华盛顿参议院大楼大休息室里的院外活动家还要多。这些人是苏联的身份最高的报刊主编和评论员，他们每见到一个认识的美国人，就问：“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们完全明白这些作客的人对于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秘密会谈一无所知，但是他们一股劲儿地想打听清楚：苏联对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愿望、有利的评论和乐观的报道正在世界各地照传不误。
苏联和美国的复写机一天印发出一个——或者两个——协议，使分析家们忙个不停。每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宏伟厅堂里都有一场精心安排的签字仪式，有些协定其实是以前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只不过把它变为条约式的文字而已。照现在这种气氛看，如果这些搞得没有可搞的了，参加会议的人很可能要在一
个没事的晚上举行一次香槟酒会来庆祝这样一个明显的协议了：要在本周达成许多协议的协议。
从双方都传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表示莫斯科并非北京，最高级会谈所惯有的那种——用尼克松的语汇来说——“浮面的东西”在这里已经代之为“实质的东西”。而且，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核超级大国的事务要比某某地方的外交来往和公报的分量重得多。
同美国人一样，有些俄国人也认为，苏联之所以会如此急于宣扬一种新的关系，事实上是总统的中国之行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少数人认为，要没有这种凌驾一切的要傲视北京之行的必要性的话，上月份越南战事的激化肯定会把这次最高级会谈破坏掉。
总统接连地对共产主义城堡进行的这两次旅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精力充沛的白宫先遣人员蒂姆·埃尔伯恩把整个事件典型地作了相比。在北京，他在欢迎最高级的旅行者时准确地预测，会有‘丰富的经验、宽敞的住房和出色的服务。而在这里，在接待他时就预示程序表可能发生可笑的、惊人的变化，例如在到达的那天上午，电话机和电传打字机“放错了地方”。
美国大使馆一位感到苦恼的官员对一些俄国通说：“他们正在尝试，他们确实在尝试要做到这一点，但是什么事情却不是做得很对头。”
但是，在吃得差、住得挤的情况下，俄国人招待了奇妙的《天鹅湖》，而不是平凡的《红色娘子军》。美国的记者、机组人员和秘书们并不是到几个专供参观的工厂和农场作一些枯燥的短途旅行，而是可以满城跑，在某些情况下至少还可以看看老朋友，同时至少偶尔还可以进行一些真正的谈话。
“难道不是有一些俄国人真的希望美国陷入越南吗？”
“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这里大多数人希望，这种经验将减少你们在其它方面进行干预的兴趣。也许这种经验对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像在中国一样，共产党政府和社会的结构对最高级会议的经历产生影响。
一直有意识地不让总统接近苏联人民，不让他们产生好奇心——更不必提当总统在场时他们可能希望鼓掌。像在北京一样，尼克松同党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私下晤谈的真正内容，是隐藏在那些外交协定的幕后的，也许要保密若干年。
这里，像在北京一样，有一种觉得美国在世界上后撤的思想。苏联官员们说，不仅是越南战争，而且还有经济困难、日本和西欧日益严重的竞争、以及美国国内消耗国力的社会危机，使得美国人在世界上具有一种比较相宜的地位，使他们比较“现实地”把苏联看成是在武器和贸易方面的一个平等伙伴。
俄国人中间关于这一点没有表示得意洋洋。相反，他们预料在欧洲和亚洲在经济上都将面临挑战，莫斯科和华盛顿在这样的挑战中发现，他们都被作为局外人抛在一边，他们也许都愿意本着合作的精神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他们预见到其他国家今后将设法打乱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的均势，到那时，他们希望作出一种联合反应的安排。
最后，在这里像在北京一样，举行最高级会议所产生的影响看来同俄国国内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曾认为，来自西方的每一阵温暖的微风都不仅为苏联的消费者带来佳音，而且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文化上的接触和缓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苏联领导人又注重起消费品的生产，诚然是产生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原因，因为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得到美国的贸易信贷和美国的技术。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已经作出有十年历史的安排；范·克莱本正在这里演奏钢琴，罗伯特·彼得斯正在举行独唱会，对他们有深刻印象的还是原来的那些听众，他们拥抱的还是原来的那些朋友。
再之，苏联领导人似乎找到了保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受外来的意识形态病毒侵害的办法。他们听凭妇女穿短裤，听凭青年听摇摆舞音乐，但是他们决不打算容忍尼克松在谈到自由地交流思想时所指的任何东西。地面上的暖流似乎并没有透到地下的永久冻土层。莫斯科不是北京，但是它还是离华盛顿更远一些。
（《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五日刊登弗兰克尔二十四日从莫斯科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全文与纽约时报新闻社相同，仅少最后一段——本刊注）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斯图尔特·汉斯莱）尼克松总统二月间的中国之行是高度的历险。他目前对莫斯科的访问完全是艰辛的工作。
这一点，在某些随同总统去中国后现在又在采访他的俄国之行的记者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目前，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失望和恼火。
随着尼克松在异国情调中游长城、逛紫禁城、参观神秘的上海，显然比在一间记者室里等待一点一滴的关于总统在冷冰冰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里的会谈情况要令人兴奋得多。
两次访问的差异当然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次访问的目的不同。
总统到北京去是为了开始消除美中两国之间存在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态。
一到尼克松使他们相信了他的确很希望把北京作为一个大国同他们打交道，中国人是愿意开始正常化的过程的。
结果是相互表现出了诚意和公开的友善，这使美国的记者和官员都感到高兴——预期较美好的日子要到来了虽然可能会姗姗来迟。
莫斯科之行——美国同莫斯科保有外交关系已经三十九年了——缺少神秘感。
此行不是为了制造气氛。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把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扩大贸易、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等具体协定肯定下来，是为尼克松喜欢说的他的“一代的和平”奠定比较扎实的基础。
鉴于有这些不同，从一开始起就清楚的一点是，采访尼克松在这里的情况不会像采访尼克松在古老的中国的竹幕后面的情况那么令人兴奋。
在记者团里听到最多的是对拙劣的、明显得异常的苏联保安工作的抱怨。美国特工处似乎同他们达成了一项不完全明白的工作安徘。
这引起了一些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却是令人恼火的事件：阻拦记者的车子，以至记者不论到哪里去都不得不绕最大的圈子才能到那里。
诚然，在中国，保安工作大概更为彻底，但是，做得老练巧妙，使得习惯于四处随意走动的记者远远没有那么感到讨厌。
说句公遣话，中国人的行动考虑得比较周全，同时也比较有效，因为记者团的人与他们人种不同，在中国的街头和在公共建筑物中，明显地有别于群众，惹人注目。
在莫斯科，有时就难于区分谁是美国记者，谁是一位来访的保加利亚旅客或者英国旅客。需要另外采取措施，把山羊同绵羊区分开来，是可以理解
的。
在正常情况下，来访的记者是接近不了俄国官
员的。
这同记者们同中国官员，包括周恩来在内，进行的大量接触又不能相比
了。周恩来亲自同去北京的每一个记者、技术人员、机械师和行李搬运人员——总共大约三百五十
人——都握过手。
苏联人只致力于一系列的最高级会晤，这种会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
苏联人喜欢同美国做
交易，如果能够按照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条件做成的话。任何公开的言论
目的都是为了增进俄国的利益，因此并不认为同美
国记者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是特别重要。
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对尼克松加紧轰炸北越和在北越港口布雷这两件事，无论在具体行动上和在外交上都不作出强烈反应，那么，它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里的中立观察家和外交官认为，实际的结果表明，保持克制和负责的态度，这是莫斯科始终想做到而从来没有做到的。
综合起来，这两次访问构成尼克松喜欢称之为他的国际“比赛计划”中的合乎逻辑的一部分。他希望莫斯科最高级会议能够把一些重要的协议肯定下来，能够避免眼前的危险，同时为处理将来的困难树立一个榜样，从而使这次莫斯科会议得到成功。
相形之下，他的中国之行是为了消除北京这么多年保持的孤立、使华盛顿有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国人打交道，从而取得长远的结果。这在目前没有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取得的结果那么重要。
但是尼克松也在期待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和正常的交往将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将完全取得作为一个核国家的地位，并且继续增加它的经济力量。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一日登载它的特派记者山田进一二十日从华盛顿安德鲁斯美国空军基地发回的一则电讯，标题是《首先是扩大“共处”，世界注视越南》，摘要如下：
本记者是来自亚洲的唯一特派记者，获准加入了有一百八十五人的总统随行记者团的行列中去了。为了采访目前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我准备搭乘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记者团专机。就在这一瞬间，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正是这个“实务性”的开端将会注定使美苏最高级会谈成为一次卓著成效的会谈。
今年二月，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在美国的确出现了一股兴奋的浪潮。可以说那是一种强烈的神秘。但美国总统为了同苏联的首脑会谈而访问苏联，实际是历史上的一次破天荒事件，然而却冷静得甚至使人觉得美国人民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总之，在这里既没有兴奋，也没有神秘。
再说，同十三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苏联的时候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尼克松同当时的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进行的那次有名的“厨房争论”，是代表东西方两种制度的国家的敌意和竞争心的冲突。
十三年过去了，这种竞争已经没有了。毫不掩饰的意识形态对立后退了。对于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态度也理智起来了。在这背后，两国的思想和国家目标的分歧至今还是昭然若揭。在这一点上，美国并没有认为苏联是一个好的国家。但是至少对和对方合作与会谈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另一方面，在对峙的大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理智地处理和发掘这种共同利益就是美苏之间进行的“合作”。
当然，这并不是毫无限度的合作。来取的态度是一方面互相遏制，把对方看成是“敌人”，一方面又在局部认为是伙伴。双方都在相互抑制，同时设法扩大共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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