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透社北京二月二日电】（记者：普林格尔）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会见了中国领袖毛泽东，他在会见后说，他对他们就巴基斯坦问题进行的讨论感到非常满意。
布托先生说，他对中国的访问——在星期一开始，今天结束——是“有成果的、有益的、有建设意义的和成功的。”
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是在昨晚举行的。
布托先生说，他同毛主席讨论了巴基斯坦的问题。他还说：“我对我们的讨论感到非常满意。”
他说，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毛泽东将在三周后在北京接见尼克松总统。
布托总统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说，巴基斯坦希望同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甚至同对我们做下了极不正当的事情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他说，我们希望同各大国建立良好关系。这些关系必须是以正义和平等的原则为基础。
他说：“如果有人企图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巴基斯坦，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不会导致永久的和平，而会造成永久的灾难。”
布托先生是在昨天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一步会谈并且会见毛泽东以后讲话的。
布托总统在讲话后，向记者们简短地谈述了他同这位七十八岁的中国领导人的会谈。
布托先生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曾经讲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一股强烈的风正在向我国袭来。但是，总有一天，由于我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巴基斯坦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为巴基斯坦人民带来阳光，带来光荣。”
他说，他的国家的朋友们会高兴地听到他在北京的访问是有成果的、有益的、有建设意义的和成功的。
他说，他和他的同事离开中国时决心以巨大的努力进行斗争，确信得到八亿人民的支持，这八亿人民过去站在我们一边，现在还站在我们一边。
布托先生还说：“我愿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保证，巴基斯坦不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负担。”
“我们愿意成为促进我们的旨在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相互关系的力量的源泉。”
“如果今天中国不得不为我们承担一些负担的话，我们是要偿还的，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建立在荣誉、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的关系。
布托先生显然是指他在星期一同周恩来的五小时会谈。据可靠人士说，在会谈中，中国总理说，巴基斯坦可以‘“在十年后，再过十年，甚至在二十一世纪初”向中国偿还它的无息贷款。
在会谈中，周总理对布托先生说：“我们不是军火商。无论你们的国防需要什么，都将免费满足。”
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巴基斯坦总共对中国欠债三亿零七百万美元。其中大约二亿美元是在一九七○年里保证向西巴和东巴提供的。
这里的人士说，中巴会谈主要讨论在巴基斯坦形势变化了的情况下怎样支付这笔款项的余额。
【法新社北京二月一日电】（记者：孔帕雷）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今天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
自去年十一月北越总理范文同访问北京以来，布托是毛泽东今年接见的第一个外国来访者。
这位巴基斯坦总统在会见后说：“我们讨论了我们的问题，我对我们的讨论感到非常满意。”
【路透社北京二月一日电】（记者：普林格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今天表示希望会见中同领袖毛泽东。观察家们说，这个会见将使他此行大大增光。
布托是在最近同印度打仗和丢失了东巴之后来这里讨论中巴关系的。
布托今天上午还将同周恩来总理继续举行会谈。
据信，他的会谈涉及了在孟加拉国的印度军队问题、在改变后的南亚次大陆上苏联的作用以及它自己的前途问题和他的国家退出英联邦的问题。
【路透社北京一月三十一日电】（记者：詹姆斯·普林格尔）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今天到达雪后一片银装的中国首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了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
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们说，由于夜间下了一场大雪，所以取消了原来的由成千成万人夹道欢迎的计划。
【路透社北京二月一日电】（记者：普林格尔）巴基斯坦的布托总统在抵达被雪覆盖的北京城之后仅几个小时便开始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会谈。
这是这位总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北京。上一次他是作为前总统叶海亚的代表来的，现在叶海亚被软禁在巴基斯坦。
【本刊讯】《视界》杂志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一期发表了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写的一篇题为《新的力量中心》的文章。摘要如下：
如果留心观察一下战后至今的进程，那么将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看到某种节奏和某种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由两种不同形势的时代的共处和延续所组成。第一，在“公开的”方面和明显的方面，世界在一段时期内具有某些主要的特点。第二，在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底下”，另一个“潜在”的、地下的世界在竭力争取露面。于是，决定性的时刻出现了，在这个时刻，公开的世界突然显露出它的不稳定，而潜在的世界则显示出它的力量和效力。这种时刻如同历史的铰链一样：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
酝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的”世界是美国、苏联和英国结成大联盟反对轴心国。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底下，对抗的力量在跳动，迫不及待地要露面，这些力量面对昨天的战胜者，在五十年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冷战的世界：柏林封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的敌对联盟、朝鲜战争、核升级。同样，如杜勒斯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俄国人和美国人在走向核深渊的边缘，另一方面在悄悄地酝酿着新条件、新领袖、新诺言：共处的世界促使苏联和美国调整和抑制它们的敌对情绪，在六十年代，共处的世界围绕着如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发展。急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冷战的世界，还是共处的世界，都是“两极的”世界——按照两个赫赫有名的领袖组成的国际体系。而在六十年代，一个不同的世界的力量慢慢地发展起来了。一个新世界表现出不仅否定共处、而且否定两极，这个新世界在今年诞生了，我们欢庆这一年的结束。这是不平常的、独特的和历史性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事态发展以连续性的方式通知我们：一个到那时为止仍是“潜在的”世界公开出现了。一九七一年显著的一点是，同以前的情况相反，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不是通过延续好多年的事件来实现的，不是在一开始就使我们对这个阶段的意义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是到后来以某种观点向我们表明这些事件是两个时代间的分界线。这一次恰恰相反，一个新世界在短短数月内和在一年内突然出现了。新世界是在各种各样同时发生的征象中和一系列的新闻轶事中出现的，这些新闻轶事使我们对新世界的到来毫不怀疑。关键事件：简而言之，最近数月发生的大事有五件，这些事件使一九七一年具有特殊的面貌，同时宣告了一个新年代的诞生。两个加入：中国加入联合国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两件相互间有密切联系的经济事件：美元危机和美国新经济政策。一个外交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北京邀请尼克松总统。
如果分析这五件中心大事，那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事件都汇合到同一个进程：新的大国出现在世界力量的顶峰。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为一个新的大国进入世界领导的行列打开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表明和证实存在另一个具有大陆规模的国家。同时，显而易见，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一方面将是承认中国这个巨人的现实，但更巧妙的将是开始一场新的联盟游戏，这场游戏可能是为了限制五个世界大国之一日本的抱负，它的前景是到一九九○年在经济力量方面超过美国。新世界的最初成果
显然，一九七一年的五大中心事件得出唯一的结论：一个多极——“五极”的新世界公开出现了，取代到昨天为止公开的两极世界：从现在开始，国际政治不是有两个首都，而是有五个首都，同时，另一个潜在的世界正在准备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代替这个多极的世界，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这个潜在的世界的特点。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如此。一方面，很明显，旧的俄—美核垄断还没有消失。同样很清楚，在政治方面，华盛顿和莫斯科已不能象以前那样向它们的盟国发号施令。因此，不可否认，在经济方面出现新的经济关系。
通过这些简单的观察，可以说，我们在一九七一年进入的世界，在军事上仍然是两极，在政治上确实是多极，而在经济上则表现出越来越互相依赖。互相依赖：最后，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那些宣布自己拥有完全的政治主权的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通过成立地区市场，通过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特别是通过扩大国际大联合，正在日益增加。据最近的一份材料表明，已经证实，西方世界的五百个大企业已经自行作出安排，以便在最近几年以比本国高百分之一的每年平均增长率增长。联合制度的发展速度高于本国制度的发展速度，因而在世界上正在逐渐出现一个不分国家和没有国旗的经济联盟。
因此，新世界出现了，成为一个复杂的、甚至矛盾的现实：在军事上为两极，在政治上为多极，在经济上互相依赖，超越国家。这是拉丁美洲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因为这种现实比拉丁美洲更强有力，因为拉美无法改变这种现实。对于我们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来说，办法是适应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超越这个口号，就是不负责任。
世界在军事上仍然是两极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争取民族地位的斗争中，我们不应忽视俄国人和美国人保持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苏联人用坦克进行惩罚。美国人采取更巧妙的手法。
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政治上多极的世界是极其现实主义的：在这个世界上，已不考虑忠诚、友谊或怜悯，而是考虑每个国家的有效谈判能力。我们拉美人分成二十个部分，很少有可能参加一个由巨人组成的和为了巨人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向弱国提出的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前景：在多极的世界上，只靠行动和强制能力。拉丁美洲注定被七十年代的国际政治所完全忽视，除非它在联合中寻找新的力量。（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面对大联合的巨大现实，到底怎么办呢？当代的一个资料是，国际大联合宣传的经济进步、革新和经营越来越通过大的多国企业来进行。我们面对这些大企业就象面对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如果我们不跳入大河的急流之中，我们将被排除在外。如果我们毫无顾忌地跳进水中，我们将会淹死。只有如果我们带着救生圈游泳，我们才能前进而不被淹没。可以把一个合法有效的国家的权威、建立自己具有经济规模的公司、拉美经济一体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方针称作“救生圈”，而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对于生存，对于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保持政治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促进经济进步和保证民族地位的大联合的挑战，这是我们在这些年中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之一。和平和战争
有限的冲突：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一九七一年保持不同活动程度的四个冲突——处于炽烈程度的北爱尔兰和孟加拉、逐渐缓和的越南和向更大暴力行动升级的中东，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冲突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看来，主要大国不会在世界的特权地区直接对抗，也不会使这些特权地区处于危险中，它们可能同意在中东这样的边缘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拉丁美洲应当警惕这种可能性：如果由于我们这些国家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允许从敌对的力量中心提供军事援助的辩证法进入我们的地区的话，我们可能成为世界战争游戏中的走卒。幸亏，事态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展望未来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拉美国家的演变，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形势。某些国家坚持沿着已拟定的道路前进。另一些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些国家在未来要遇到困难的时刻。另一些国家经历了困难的时刻。拉丁美洲还是一个“空白地区”，在这个地区各国走向不同的方向，拉丁美洲还不是一个一致的、坚实的、完整的和具有共同愿望的地区，还不是像西欧那样。
一些国家在一九七一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放弃了无限期的军事革命的道路，走上了民主制度化的道路，由拉努塞中将取代了莱文斯顿将军。智利在阿连德总统的领导下进一步沿着扩大公有经济部门、没收外国公司、日益加深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斗争的道路前进。玻利维亚停止了军人集团和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盟，在班塞尔上校和社会主义长枪党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间不稳定的联盟的领导下，寻找一条介于巴里恩托斯的自由主义和胡安·莱钦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其它国家坚持走着既定的道路。巴西维持并巩固了它的“‘准民主”政治制度——即一种对全国听从军政权的各阶层的民主，并保持了它的高速度经济增长率。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坚持它们的多党制进程，在委内瑞拉，时而是一党统治，时而有两个或更多党围着权力转；在墨西哥，一个政党围绕着总统转——两者都带着相当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秘鲁革命已经有三个年头了，一些轻微的鼓声似乎宣告一种新的经济现实主义在出现。
哥伦比亚继续沿着全国阵线的道路前进，但是同时又在接近真正的时刻：将来，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民粹主义的挑战将是对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在一九五八年创建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决定性考验。
在另一边，乌拉圭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考验，传统政党在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巩固，这次选举拒绝了颠覆和左派。红党和白党从而完全战胜了激进派。这是一场战役，但不是一场战争。
也许最有意思的一个延续不断的例子又是巴拉圭。古巴的周围出现了一些在未来可能解冻的迹象，而厄瓜多尔出现了很快成为一个富裕的石油国的可能性。意识形态上的容忍：如果我们从国内转向地区，这一年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在拉丁美洲实行了多种意识形态。我们互不相同：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党人、民主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军人和政党人士。拉丁美洲尚未达到这种预告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的一致。但是普遍接受多种意识形态，不仅在安第斯集团内，而且在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内，尤其明显的是在阿连德一拉努塞会晤中，这表明多样化的拉丁美洲在向一体化的拉丁美洲过渡。可以在经济上和外交上继续取得一致，在本地区排除边缘战争的可怕危胁：如果保持内部的平衡，拉丁美洲将免遭“埃及的命运”，无疑，它们对立的意识形态制度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这种命运。
这些把我们引向这个结论：展望将来。拉丁美洲走向一个目标：尽管各不相同，但要建立一个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的“体系”。安第斯集团、拉美自由贸易协会、中美洲和加勒比共同市场、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联合国中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的拉美集团就是走向一个目标的驿站和因素。
对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几点。首先，必须指出，象欧洲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地区的汇合是历史上崭“新”的事（只能通过协定，而不是通过武力组成多国大联盟）。在这方面，拉丁美洲的伟大创造将和以往的任何创造不同，甚至同与之保持一定关系的欧洲也不同。我们在这点上敢于冒昧地说，欧洲的一体化开始是经济一体化，今天宣告政治和外交一体化，而拉丁美洲的道路在第一个阶段将通过外交上的汇合：组成一个国家集团，对付世界其他地区，然后逐步促进经济一体化，把政治联盟留在最后。
这个办法不同于欧洲的办法，但是可以相比：如果想在巨人的世界上起作用，拉丁美洲必须像一个年青巨人一样站立起来。新的时代要求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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