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四日至八日连续刊登特派记者渡边写的文章,题目是《在中国看见的新体育》,摘要如下: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那时以来,体育运动在七亿中国人中逐渐地扩展起来。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现在,体育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紧密结合,提出了新的体育观。这就是,体育要为人民,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服务。下边写的是,借采访于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而访问中国的机会,对中国体育现状的见闻。友好的一分
    在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举行团体赛时,中国男女队在第一和第二轮的比赛中,好象事前商定了一样,一定让每个对手都取得一分。我们日本记者团把这一分称为“友好的一分”。中国的对手多哥、巴基斯坦、加纳、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等球队,技术水平都很低,是名副其实“在参加比赛上具有意义”的球队。
    在比赛前,日本队的领队、教练、选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再一次确定,要按照这次比赛的口号,以“友好第一,胜败第二”的精神参加比赛。但是,具体的应如何做呢?经过热烈的讨论后,结论是这样的:“就是遇到弱的对手也要用全力比赛。这也是对对方的礼貌。”
    友好第一,胜败第二这个口号,是中国在今年春天于名古屋举行世界锦标赛时第一次提出来的。“胜败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目的:通过比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进一步提高体育技术。正当商业主义的毒害、利用体育宣扬国威和纯粹的业余性要把世界体育界推到死胡同的时候,也许可以说,中国提出的这一口号揭示了新的体育观和新的体育哲学。百思不解的日本选手
    但是,日本选手的不解没有消失。
    左思右想的总领队中田铁士说:
    “日本人把比赛看做是很神圣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故意输给对方是轻视对方。”
    井上哲夫选手直率地提出了疑问:“我认为只有用真本领比赛,才是体育的最终目的,但是……”甚至长谷川信彦选手说:“我不明白究竟怎样做才是友好第一的比赛。”在文化革命中进行自我批评
    但是,中国选手是怎样解释呢?世界女子冠军林慧卿说:“我认为,友好第一的精神是与在文化大革命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推行的技术第一、锦标主义、追求个人名利等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思想。文化大革命前,中国运动员也有只追求胜败,如果败了,就怀恨对方的现象。”中国选手,在文化革命中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提出了新的体育精神,这就是: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虚心向各国运动员学习,增进友谊和了解。林接着说:“不管哪个运动员,完全输给了对方,都会感到不光彩。但是,我忘不了参加这次邀请赛技术很低的运动员,首先克服了上述想法,以勇敢的精神参加了比赛。”她继续说:“所以,水平高的运动员,就应该在比赛中让对方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这有利于他们提高技术。我认为,鼓励弱的对手,使他们增强信心,这就是友谊第一的比赛。”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体育界的负责人,无论是潘志刚,还是林慧卿都这样说:“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正在学习、研究、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比赛。”即处于摸索阶段。但是,在确立了友好第一、胜败第二的思想时,对世界体育界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众多的体育人口
    第一次访问中国,身临其境,使我不能不想起“百闻不如一见”这句谚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七亿中国人结成一体,以建设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社会为目标,前进的姿态,包含着巨大的无限的可能性。并且,朴实地映入眼帘的中国,是体育运动扩展得相当广泛,体育爱好者最多的国家。在谈论世界和平时,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这已成为世界的潮流,在考虑世界体育界的发展和和睦的问题时,这种理论也完全适用。彻底地坚持原则
    现实的情况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大部分国际体育组织,一边口头上说“大门总是向中国开着的”,一边又一点也不在“态度”上有所表示。岂止如此,国际排球协会竟在去年十月接收台湾为其成员国。中国马上声明退出国际排球协会,并向该协会提交了抗议信。
    这也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组织承认“两个中国”的时候,中国毫不动摇的伸张正义的“宣言”。无论问中国体育界的哪位负责人,这种坚持原则的态度,正如预料那样,都是坚定不移的。我曾问潘志刚先生:“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是超越政治、宗教、人种、国家,加深全世界青年人的友好,你的想法如何?”他立即回答说:“那是骗人的话。制造两个中国就是其所谓的‘超越政治’马?即使奥委会驱逐台湾,中国大概也不会立即回到那里去。”他并且接着说:“中国对奥运会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各国朋友及运动员之间的往来。”
    希望为中国回到世界体育组织而努力
    以“友好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为标志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大概代表了中国所关心的国际体育大会。中国认为,在现在的奥运会上经常看到的技术第一、追求个人或国家的名利,这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推行的东西毫无二致。与奥运会相比,只有能够增进与过去受帝国主义压制的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中小国家人民的友好和团结的国际体育大会,才是文化革命后的中国所需要的。
    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确实是完全实现了它的目的,以“友谊的盛会”,“巨大的成功”而告闭幕,同时,就参加标准、比赛方法等各方面的意义而言,也可以说这次邀请赛表示了一种新的国际比赛的应有方式。只要奥运会和其它国际体育组织继续维持其现状,恐怕中国就一定要尽全力搞这种大规模的国际比赛。然而,如果考虑到世界体育界的发展,就不能不努力尽快地打开中国回到奥运会和其它国际体育组织中的道路。作为中国的邻国,并且在历史上也有深刻联系的日本体育界,不能起个带头作用吗?我不能不这样想。政治思想挂帅
    具体地说来,政治思想挂帅就是在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怎样尽全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普及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体育运动。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运动员,才是中国需要的运动员。当然,不用说,学校也把培养这样的学生和运动员作为重点。写到这里,我想,中国人,或者学生和运动员,由于自豪的使命感而总是紧张的表情吧?但是,从实际接触看,我认为他们是出乎意料的开朗和大方自然。锦标主义失踪了
    北京体育学院,在文化革命前,集聚了全中国的优秀运动员,是一味追求培养国际水平的尖子运动员“向往之地”。现在担任这个学院教师的庄则栋和研究生倪志钦等人,都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
    据说,文化革命后的今天,这个学院,“一边不断肃清叛徒刘少奇及其同伙散布的锦标主义、技术第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同时完全停止培养特殊的尖子运动员,开始培养与工农兵结合的新型学生和运动员。
    北京体育学院在文化革命中,中断了招收新生,在去年二月,第一次招收了四百人入学。和文化革命前不同,学生是以工农兵为中心。与北京大学等学校一样,这些学生是从解放军、人民公社和工厂推荐的人员中由这个学院革命委员会选拔出来的,这是文化革命后的一大特征。出色的学习环境和教师队伍
    不过,学院的运动系主任周敬一强调说,入学的条件是“在体育、德育(思想)、智育三方面的优秀者,特别重视有坚定的政治思想。”据说,在教学方法上,文化革命后也都处在“实验”阶段。这所学院也将把过去的五年制改为二年制。
    学生学习内容分九项:游泳、田径、乒乓球、篮球、排球、体操、武术、羽毛球和足球。学习时间,政治占百分之二十,生产和军训占百分之十,没有忘记培养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
    这所学院占地面积阔达六十万平方米。象周长为二百米的室内田径场、长五十米的温水游泳池等室内体育馆就有十所;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室外运动场有六十六个。如此设备繁多,使人眼花缭乱。四百名新生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和优越的教师队伍(例如田径项,每五个学生配一名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为革命而练”是他们的口号。预防美帝、苏修
    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广州,中国现在是全民总动员修建防空洞。甚至以西湖为中心的著名风景胜地杭州,也正在街里和山上大事挖修防空洞。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巨幅宣传画。
    “中国已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并且由于决定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也已开始解冻,可是,事到今天为什么还要挖防空洞呢?”没有体验过战争,当然也是第一次看见防空洞的日本选手们提出了很单纯的疑问。
    但是,中国人却十分干脆地回答:“美帝和苏修总有一天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必须经常备战。”进行侵略一方的民族(日本),一定要理解有数千万人被杀害的被侵略一方的民族(中国)的“心”。但是,过去这种努力是太少了。当然,要求这些青年选手理解他们的“心”,也许是太过分了。但是,当听到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军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和中国人悲惨的生活状况时,一部分日本选手大概逐渐地明白了“防空洞”的意义。
    在日本代表团访问上海广灵路小学时,观看了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上体育课的一幕。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老师的号令一下,组成队列,迈着十分整齐的步伐前进。在看到高年级学生以木制的枪当真“枪”练习射击姿势时,日本选手就不那么吃惊了。幼儿园也不例外
    可是,当看到这个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每人腰里都带有玩具手枪表演团体操,最后对着画有似乎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三个靶子,可爱的声音高喊着“冲”的时候,中国对“保卫祖国”的周密设想,使来访的日本人不能掩饰惊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更具有组织性、与政治学习相结合的进行体育技术训练的地方是中国各地的业余体育学校。广大的体育后备军
    在日本记者团参观过的北京业余体育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他们是从北京市的一百八十所中、小学中选拔出来的。
    年龄限制很宽,从七岁到十六岁。他们学习的项目有乒乓球、排球、篮球、足球、体操、田径、游泳、滑冰、冰球、武术等。每周三、四、日上课,每次两小时。
    我觉得,在这里看到了中国体育的坚实的后备军。
    【本刊讯】英《卫报》十二月九日刊登了路透社前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写的题为《体育革命》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作为世界等级的外交表演家最近戏剧性地出现在联合国舞台上,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共产党中国人在国际体育领域内进行一次名副其实的突击。
    除了引人注目的乒乓球外,中国的地位在很多体育迷的心目中并不高。有迹象表明,北京正在努力使它的体育机器获得国际上的进一步承认。今后几年内,中国人很可能在他们保持的乒乓球奖杯外,再获得其他一些世界冠军奖杯。
    他们已经在说他们打破了世界男子跳高纪录;北京的羽毛球选手据认为同印尼的世界冠军们一样优秀,如果不是更胜一筹的话;在文化革命这个现已恢复的创伤之前,据说他们经常打破举重和游泳纪录。
    中国过去没能在世界体坛上显露锋芒,其原因部分是历史性的,部分是实际性的。
    现在,我认为体育的状况将要起变化,这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显示了对一个项目从头学起并在短时间内提高到世界水平的能力,如乒乓球。
    中国人首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时,他们差不多接管了这个项目,此后的四年连续获得了世界冠军。
    随后,文化革命发生了,直至今年他们才再次参加比赛。
    他们把毛主席游击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带到体育中来。如羽毛球,他们在十年时间内便自己学会了。
    体育的“障碍”是文化革命。体育活动全部停止了。竞赛性体育被指控为“冠军弊病”。
    中国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最近访问了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这一事实表明北京对体育的兴趣复活了。
    尽管如此,可能还要过一年或两年我们才能看到中国运动员出现在温布尔登锦标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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