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今年七月份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第十一期发表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并保证了毛主席的思想继续作为指导党和人民行动的理论。
林彪副主席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概述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对世界范围内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意义。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的贡献，他简要地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现在是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报告指出，在最紧急的转折关头，两条路线进行着激烈斗争。一条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向社会主义前进，另一条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资本主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国武装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毛主席的路线是：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与此相反，刘少奇的路线是：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
和这条路线相一致，刘少奇竭力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妄图将大批的工农子弟兵复员，以取消人民的军队。
在一九五六年，在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毛主席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在同一年，刘少奇提出：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采取了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的路线，并公开攻击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毛主席明确提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报告明确地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由于这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必须找到进行斗争的新形式。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政策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通知》和同年八月的《十六条》中确定的。
为了使大家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标志着阶级斗争的结束，报告引用了毛主席的话：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当前世界的总趋势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是指全世界的革命运动。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民日益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真理，武装斗争在日益壮大。
毛主席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本刊讯】香港右派报纸十五日在评论苏修对我挑起新的边境流血事件时，认为苏修的目的在于“转移世人视线”。
《明报》说，“为什么苏联要在这时候向中共进攻？主要的原因，当为转移世人的注意。因为八月二十一日是苏军侵捷的周年纪念，全世界掀起抗议和谴责的浪潮，势所必至。”“苏联向中共挑衅，制造严重局势，世人的目光自然而然转移到了中苏边境上去，一来表示苏联并非只是欺侮弱小，对强大的中共也是照打不误，二来冲突越厉害，人们对侵捷周年纪念越是不重视。”
《快报》说，苏修“国内人民生活一般不好过，黑市买卖流行，工资与物价愈来愈脱节，农业副产品供应不了市场的需要等等，莫斯科对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前，自然不能对中共战争作出轻率的决定。但是那些来自中苏边界的几点火花，不管责任谁属，却都有利于它所需要的政治宣传。这种作用在转移视线，事实并无多大秘密。”
【德新社汉堡十五日电】西德的两家报纸今天把最近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同一年前苏联领导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事联系起来了。
《斯图加特日报》说，克里姆林宫搞这些冲突可能是为了转移俄国人民对去年八月二十一日事件的注意。
它说，“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在莫斯科和苏联的其它城市都出现了批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言论。”
它又说，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出现反苏示威，这会再次暴露出人们对苏联集团的领导人的越来越大的不满。
外国报纸是政治寒暑表
佐久间：现在苏联当局宣传它在飞速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即使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根本抛弃了进行思想斗争的观点，所谓共产主义建设，就连碴儿也谈不上。这是决定性的重大问题。人的思想如果变了质，腐蚀堕落，只剩下一些国家机构，无论怎样改变这些机构，社会主义决不会得到发展。从苏修现在的状态来看，它早已离开了社会主义。如果指望“物质刺激”、“追求利润”这一套法则也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话，那么，今天的日本和美国，早该进入共产主义了。（笑声）
新谷：资产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它的世界观的，它不表现反而奇怪了。只有让它表现，表现出来以后，就须要加以批判。不采取这种态度，也就无从批判。正确的理论，必须经过对不同意见和错误见解的论争，才能锻炼出来。苏联今天没有思想斗争这一理论，所以它的理论水平非常低，也非常脆弱。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五年期间，日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发生了非常显著的曲折变化。
新谷：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这场论争中，我们亲自体验到的一个事例是各国报纸的变化。苏联原本进口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并准许在国内公开发卖。但是，中苏论争一开始，北京的《人民日报》就不准进口了。日苏两党关系一恶化，《赤旗报》也就不见了。
佐久间：到我们回国的时候，法共（指修正主义的法共）的《人道报》、意共（修正主义）的《团结报》、南斯拉夫的《战斗报》，都不准进口，因为发生了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这些党都是反对苏联当局的侵略行动的。
原田：古巴的《格拉玛报》也不准进口。
佐久间：《格拉玛报》很早以前就不许进口，后来古巴表示支持苏联当局对捷克问题政策以后，最近是否又恢复进口，则不知道了。
新谷：我们大学原订有《赤旗报》三十份。当中苏论争激烈化时，《赤旗报》一度转载过一些中国的文章，但是凡是载有中国文件的《赤旗报》，一概不许进口（笑声），因此我们订的报纸从来不是天天收到的，总是像拔掉牙齿一样，缺口很多。
佐久间：我们一发现哪天的报纸不送到，就知道这天一定刊载重要文章，屡试不爽。（笑声）
原田：逢到缺报的那天，我们就紧记住日期，想法子从别的途径去找，果然发现载有非常重要的文章。到后来，缺派的报纸越来越多，苏联当局就减少我们的订报份数，从三十份减到五、六份，这就更加不能满足需要。到后来，连日共的论文，苏联认为不满意的，也不许发报，最后索性全部停止派送。代替的是，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底起，苏联当局把叛变的日共领袖志贺义雄办的《日本之声》刊物，拿到学校里派给我们。过了一定的时间，日共渐渐趋向修正主义，苏联当局又恢复向我们送报，《赤旗报》又来了。
足立：那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的事情。
新谷：宫本集团和苏修之间，越是“解冻”，我们得到《赤旗报》的份数越多，缺报的事情就没有了。
佐久间：到我归国的时候（一九六八年夏天），《赤旗报》在苏联从未被限制进口，天天都有报纸送到。（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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