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华夏，赫赫文明。 …… 洎及近代，积弱积贫。 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二十八画生今年二十八岁。1921年6月29日黎明时分，他告别妻子杨开慧，与何叔衡应邀参加朋友们在草场门外的聚会，饭后照相。他俩与大家一一握别。
这天下午六时许，长沙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长沙城西临湘江，小西门又叫德润门。这片繁华地带，有美记油行、楚盛米厂、玉和酱园、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等。货运码头、客运码头在沿江地段一个挨一个。毛泽东与何叔衡来到小西门水上码头。
何叔衡受到赵恒惕省府的通缉，他刮去了平日蓄着的胡须，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头戴遮阳帽，遮盖小半个脸──三停遮了一停，手提一只藤箱。
毛泽东留中分短发，目光谦和坚毅，面色微黄透红，说话低缓。他不修边幅，穿着蓝土布长袍，像个道士。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白布袜子耷拉在旧黑布圆口鞋面上。手执一把雨伞，右肩斜挎一只鼓鼓囊囊的深蓝土布褡裢。
他俩登上去往武汉的戴生昌轮船公司所辖小火轮，先沿夏季水深的湘江，经过洞庭湖，停泊岳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汉口，在那里转乘大轮船继续东向赴沪。
谢觉哉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谢觉哉在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小火轮排水量吨位只有二十多。因只在江河航行，时人又称其为河渡。河渡甲板堆得满满当当的货物，没有多少地方走动，除了统舱，全船只有两间官舱。这是一个七尺长、六尺宽、五尺多高的舱房，在帐房后面。房里有两张木板床，顶头摆放。此外还有一张小木桌，一条高板凳。桌子、板凳上都有很厚的油腻。靠右面有一个缺块玻璃的窗户，苍蝇从窗子飞进飞出。他俩睡觉时才发觉满床都是臭虫（统舱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每天只开两顿饭，通常是一碟黑红的豆豉炒辣椒，一碟齁咸的咸菜，一碗可口的青菜豆腐汤，一大碗粗粝的常德红米饭。
毛曽这样描述湘江：“微风吹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
上船时在船舷边巧遇湖南一师同学、好友萧子升（萧瑜），他也下榻官舱。原来萧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的。毛从自己随身携带、正在研读的《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一书说起，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甲板到舱室，两人争论一直到深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萧子升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民失去了自由。
毛：搞社会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啊！
萧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太大了，个人力量微不足道。
毛：公众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应该服从国家。
萧利用经典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善意的命令主义。毛反驳说：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办。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萧说不愿以牺牲来获取后代的幸福，但毛回答如果人们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萧说他能等那么久。
毛说：我不能等，时不我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匹夫，你也是匹夫。位卑未敢忘忧国。
船行于洞庭湖浩缈烟波，湖上隐隐传来──
“你不同意蒲鲁东的学说，这多么可惜呀！”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多么可惜呀！”
从长沙到汉口，这是熟悉的航路。1918年，毛泽东就与萧子升等二十五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一天到达汉口，改乘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
滚滚长江东逝水，他们搭乘的汉口启航的招商局大轮船被江水推托着向东，云影波光，风声鸟喧。一路见到太多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河魔鬼般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毎下愈况，每况愈下，沉沦，沉沦，不知伊于胡底。
这一路的风景和喟叹以及嗣后多少年行程的印象，他最终以诗句概括：“百年魔怪舞翩跹”，“绿水青山枉自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7月4日，轮船抵达外滩十六铺招商局大达码头。李达夫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会悟迎接。代表们的住宿是由她出面安排的，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以二十块银元租用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几个房间。一次给付两个月的房租（租期、租金覆盖暑假，防止校方再租给他人。）讲明要住一个月（实际上只住了不到半个月）。
博文女校紧靠马路，两层砖木结构石库门新建建筑，坐南朝北，内外两进，前进楼下二间为课堂和会客室；楼上三间，左右朝北的二间，均有阳台，后进上下六间为教室。
该校已放暑假，仅有一个廚役兼门房。黄绍兰校长听说来的都是些“穷书生”，就吩咐廚役给楼上的南北客人每日供应三餐。校园里非常安静。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直到1921年6月马林来中国后才得以重新恢复。马林的到来对于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起了直接推动作用。从经费上看，共产国际资助这次会议组织经费就以千元计。包惠僧回忆：“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壹佰元。”
他写道：“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同住。张国焘也不常住，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代表们住的是教室地铺。
黄绍兰家就住在楼下，女儿七岁，叫黄允中，多年后她回忆： “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母亲不许我上楼打扰代表们，但我有时还偷偷上楼去玩。记得有一次我走进毛主席住的房间里，毛主席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黄允中得知女校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集中驻地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人到中年了。她母亲终其一生都不知晓。但她听到前来租房的熟人王会悟说到“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北大”即对租客身份的一句玩笑话，却让王心中一凛──“是不是过激党啊？”心想：她就是神仙也不会知道吧！于是顺水推舟地说：“你我都是过激党嘛。”二人嘻嘻哈哈笑了一阵。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諕得玄德面如土色。” 王会悟和黄绍兰各自“在家做得好大事”！她俩这次成交的后果之一就是几十年后让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旧址成为永垂史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国焘是外地代表或出席者中最早到达上海的。且看他眼中的湖南何毛：“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 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与热情劲儿。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1921年加入中共的朱其华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刘仁静回忆：“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的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除了担任会议记录以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在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
包惠僧说：“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李达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李达高度评价说：“ 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多思、多谋，李达抓住了毛的特点。张国焘则抓住了他的另一个特点──“他的常识相当丰富”。毛后来批评那些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走路要用脚，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还有“叫化子和龙王比宝”等等实质上的反常识言行。他历来倡导：实事求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简要地回顾中共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二
从博文女校走路几分钟就到开会的地方。中共一大会址李书城公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是并排二幢一楼一底坐北朝南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红砖相间的清水外墙，上面镶嵌白色粉线，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进入大门为天井，经过六扇玻璃长窗之门进入会议室（原系李汉俊寓所的客厅），室内正中间为长方西式餐桌，围放圆凳十二只，桌上有一个荷叶边粉红色玻璃花瓶、茶具和一对紫铜烟缸。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十三位代表，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全国五十八名党员。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上海：李汉俊、李达；
湖北：董必武、陈潭秋；
湖南：毛泽东、何叔衡；
山东：邓恩铭、王烬美；
广东：陈公博、周佛海；
陈独秀指派：包恵僧。
代表们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与毛泽东年龄巧合。
7月23日晚8时许，各地代表在李公馆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被安排为书记员，负责记录;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对毛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现在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参加会议的十三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
毛泽东后来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救亡图存而苦苦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唯一正确的航路。
“旅行团”不旅行，整天关在房子里，还有两个早已引起注意的“红色”外国人；7月30日晚8时左右，法捕房派华人探长程子卿前来刺探，大家见一个穿着灰色竹布长褂的中年人闯入会场，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随即退走。在马林以手击桌警告下，大家意识到危险，代表们必须转移。除主人李汉俊，还有陈公博未离开，其他人夜暗中迅速撤离，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聚集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陈现在广东，家里其妻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此寓所。
大家刚从会场撤走，不到一刻钟，那里就呼啸着开来两辆车，来了一个法国总巡，叫费沃利，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这九个人搜查，讯问，扰攘多时。
他们才撤走，为渔阳里的人们探听消息的包惠僧就蹑手蹑脚地回来了。陈公博说, 法租界巡捕离开后, 楼梯又响, “我那时真有些吃惊, 难道他们又卷土重来, 谁知那人头探出来的是包惠僧。惠僧问我们法国巡捕走了没有, 我说此非善地, 你还是走罢, 详情明日再谈。惠僧走后, 我和汉俊再谈几句, 看时计已十点多钟, 遂和汉俊告别”。
包惠僧匆忙离开李家, 疑心有人跟踪, “走了几步, 遇着一辆黄包车, 我不问价钱就跨上去说:‘三马路’。到三马路孟渊旅社前下了车, 又买了一点零细食物, 沿着三马路到西藏路, 跑到新世界兜了一个圈子。我想法租界的包打听到了英租界就该松劲了, 我才沿着跑马厅到马霍路通过爱多亚路, 到霞飞路进入老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
从上述回忆看, 包惠僧离开李汉俊家的时间应为晚10时左右, 绕一大圈回到渔阳里2号, 估计已是午夜时分了。大家得知法捕房又严查李公馆，不禁额手称庆，称赞马林目光锐利，决策得当，我等幸甚。这个戴一副金丝眼镜的荷兰人曾因为中国苦力受恶洋人欺负，路见不平，拔拳相助。由今观之，他不但有勇而且有谋。
李公馆是不能再用做会场了，夜已深，当务之急是投宿何处？白尔路那里有无坐探张网以待，大家不得而知。此前早就请一位代表去看个虚实。他是谁呢？
静谧的博文女校。周佛海因肚疴乏力神倦，下午请假未去李公馆开会，留门虚掩，服药后一个人在地板上早早就睡了。夜半醒来迷迷糊糊地，黑暗中似乎有人轻轻推门而入，只听得窸窸窣窣地，顿时睡意全无，吓得一个激凌，猛地坐起来，惊恐地低声喝道：“谁？”“我。”
听到这熟悉的湖南乡音，周佛海一口气松了下来，躺回苇席。来人终于摸到电灯开关，啪的一声开了灯。“毛书记员同志，你把我吓了一大跳啊！” “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周这才注意到包惠僧、张国焘的铺席仍是空的，立即又坐起来：“出事了？”毛泽东讲述了今晚之事并说此间不宜久留。此前，夜深人静，毛在外面徘徊久矣，他可不想自投罗网。渔阳里到女校，走路只要几分钟，但此门此时难进。经过长时间的暗暗观察, 确定博文女校安全后，他才走进去。
周听得惊心动魄，跳起来，病体似渐康复，二人提着行李出门，只见夜色如墨，万籁俱寂，他俩向渔阳里走去。
大家终于在渔阳里会合，议决停会，复会待定。“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想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如是说。
但包惠僧说他当夜“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 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
当晚10点多钟, 陈公博离开李汉俊家后, 发现有人盯梢, 一直尾随他, 遂叫了辆黄包车到大世界, 先逛书场, 后逛戏场, 还分别在地面和屋顶的露天电影场看了一会儿电影, 又在人群中绕了几圈, 确定甩脱跟踪后, 急忙出了大世界一个侧门, 雇车回到大东旅社。陈公博回忆道:“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了箱子, 关好了房门, 一口气把文件用火焚烧, 全搁在痰盂, 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形, 湮灭证据的工作, 算是告成了。”
会议才开了几天，军警特就找上门，盯着这里的还有北洋政府派来的侦探，他们是北京代表的“尾巴”。从会议的座上客到阶下囚，这个危险始终存在。投身革命，对各种风险毛泽东一直有所准备。革命必将株连家人。与其坐以待毙在家，不如破釜沉舟革命。
今年2月上旬，毛泽东偕毛泽覃回韶山过农历新年。上次春节回家，父母健在，大家其乐融融，而今双亲故去，只有毛泽民、弟媳王淑兰、毛泽覃和毛泽建。
正月初九的晚上，一家人围在上屋场老屋的火炉旁，毛泽东和弟妹们拉家常。毛泽东说：“泽民，你把家里收拾一下，也跟我到长沙读书去，要得不？”
毛泽民被大哥这突如其来的建议惊呆：“饭怕没得呷了！我们这一个大家怎么办，家里的田哪个种，屋哪个住，往来的账目怎么结，财产怎么管？父母都故去。难道他们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家业，就败在我们手上？”
毛泽东笑道：“这好办。田给穷人种，屋给穷人住。至于账目，把猪、牛卖掉，有了现钱，别人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我们欠人家的，一次还清。不跟我出去闹革命，你必须登报和我脱离关系──只怕这都不保险。我是要扯旗造反的。官府一天抓不住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两条路，由你选。”
毛泽民遵照大哥的吩咐，处理好了家中的事务，告别妻女，也到了长沙。他在省立师范附小搞校务，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帮堂妹毛泽建解除了同萧家的包办婚姻，将她带到长沙读书，后来和三个哥哥一样投身革命。
三
8月1日, 张国焘等代表采纳王会悟提议，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续会, 并确定由她提前赴嘉兴雇船等候。8月2日一早, 王会悟与董必武、毛泽东、陈潭秋等 “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 乘坐从上海北站早晨七点三十五分开出的104次早班快车去嘉兴──买的是到杭州的三等火车票，似去游西湖。代表们要装做相互素不相识,中途在嘉兴下车,似是只在月台暂时闲逛，直至火车鸣笛开出，再挤在人群中出站。毛泽东邀萧子升同行，何叔衡已回湘。
到嘉兴后, 王会悟安排代表们入住张家弄鸳湖旅馆, 先开房洗脸小憇，大家食用热气腾腾、香甜的嘉兴粽子充做早餐。毛和萧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湖景房。
张家弄是一条狭长、幽暗、湿漉漉的石板街巷。鸳湖旅馆的隔壁就是寄园──类似于上海的“大世界”，那里有震昌照相馆，招仙鹤馆茶室，还有浴室、书场、烟馆、酒肆等。鸳湖旅馆是两层楼房，前后两进，每进三间，中为天井，方砖铺地，玻璃天窗。天井周遭，楼上楼下围廊，客房用“福禄寿禧”等依次编号。这里的居民、住户，给水靠挑，排水靠倒。前半夜电灯，后半夜油灯。
王会悟叫旅馆帐房先生预定好第二天开会的船只和一桌和式午餐（船费四元五角，午餐一桌酒菜三元，当即付清八元不找。）并带大家到南湖烟雨楼察看游船停靠位置和游览路线。
也在8月2日, 张国焘等通知在沪各位代表次日一早搭车前往。李汉俊因法捕房盯得紧留守李公馆、陈公博请假照准。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明显，也不去嘉兴参会。
代表们乘坐8月3日104次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时,读过嘉兴师范学校、二十三岁的王会悟亭亭玉立，已在车站等候，只见她身穿白夏布斜襟短衫、黑丝绸裙子，满面春风，操纯正本地口音，俨然是一位高素质导游。
她带领代表们到离火车站最近的狮子汇渡口, 先行到达的代表在此等候，预雇的船已经停泊在湖边了。大家随即登船。画舫启碇，木桨摇动，缓缓离岸。这一船，吃水不深，载着的却是制动亡国灭种、中国绝处逢生的最大希望……
这天，《申报》录得上海气温为摄氏三十五度。
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星期三上午11点前后在南湖这艘漂泊不定的中型画舫中舱召开，往日呑云吐雾的烟榻旁，十位代表庄严地完成最后的议程。
张国焘：“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 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 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
陈谭秋：“那天早上是阴天，但在八点钟后，即有许多游人。当然因此使我们的工作困难，但在十点半钟时，下起小雨来了。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直到晚上十一点的一整天，我们都讨论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举行了中央局的人选。”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大会通过的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年谱》上）
王会悟有时坐在前舱放哨，有时坐在船头望风，有时在船舷走动；岸边、船上望见一个美丽、苗条的身影──她是富商家眷？还是应召歌女？总之，此船与一般游舫无异。
她说：“见有船划近了，就敲窗门，提醒代表们注意。
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在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3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5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6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阳。”
她，也是代表！不只给嘉兴带来中共降生的历史殊荣，还代表中国妇女参预了助产工作，在这个闷热的阴天，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
张国焘:“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 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 渔火点点。”
下午6点左右完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议程, 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船上会议由张国焘宣告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举起右拳，轻声呼喊刚刚讨论拟定的三个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人类的解放者──共产主义万岁！”
这个本应在石库门诞生的党，在自己国土上却受到外国武力威胁，东躲西藏，不得不在湖船上开闭幕会……
这低沉的呼叫、惊世的口号在船舱里回荡 ，声浪压低、压不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不久就将响彻中国的春雷；十支高举的手臂、紧握的右拳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要说这是一叶孤舟，转眼间冲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不要说这里南湖水浅，终究要掀起滔天巨浪，席卷神州！
会议结束后, 多数代表乘坐当晚115次夜快车返回上海。火车是傍晚18时15分从杭州开往上海, 20时15分从嘉兴站开出, 到上海北站是22时45分。
毛泽东去开会，萧子升:“我写好几封信后，沿着南湖的岸边慢慢地踱着，眼望船只在湖上缓缓驶过。在船上举行秘密会议真是个好主意，我猜着在哪只船上将诞生中国共产党。”
“吃完晚饭, 仍不见毛泽东的人影, 我便洗了个澡, 凭窗向外眺望以消磨时间。尽管夜幕完全降临, 但水面上渔火点点, 煞是好看。我关掉房间的灯, 上床睡去。毛泽东两、三个小时后回来。”
车站送行后毛回到鸳湖旅馆，他热得浑身是汗，从早到晚忙碌了一整天，虽然又困又乏，但依然处于亢奋状态，没有自来水，顾不上挑水洗澡，只舀水胡乱擦洗身子、涮了涮脚，就钻进蚊帐，躺到了大床上。萧子升已睡着了。毛叫醒了他。
“代表们大多不错。” 这位今天才诞生并正式命名的小党党员用湖南老乡之间轻松聊天的口吻对同住的箫说。 “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他突然郑重提出一个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四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这时全国五十八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十六人。
萧嗤之以鼻：“就凭贵党几十个党员，随便一个学会、公会只怕人数更多些。”没说出的话：“不就开个会嘛，还让人家追得到处跑。” 此时中国有大大小小六百多个政党在活动。
只觉睡意朦胧，毛说：“不得了喽，天旋地转喽……”言毕酣然入梦，鼾声时高时低。萧失笑且自语道：“这真是南柯一梦。只是黄粱易熟，好梦难圆，我这个老同学不枉外号叫毛奇。此奇人也，发奇言，做奇事。”俄而一翻身，也沉沉睡去。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早晨，鸳湖旅馆一间客房，一位因兴奋而早起、风华倜傥的客人开帘启牅，久久伫立。只见莲叶田田，湖光澄澈。荷风拂煦，旭日临窗。今日之嘉兴，今日之上海，今日之中国与往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知道，并非如此。一展蹙眉，长出一口郁积多年的忧愤之气：“国家有救了！”
叶圣陶有诗：“烟雨楼前泛画舟，当时人物尽风流。便教古国开新史，自此南湖胜迹留。”
毛泽东和萧子升上海分手，萧启程前往巴黎。毛返回长沙。两人从此再未见过面，偶有书信往还。
“旅行团”的几天行程，是“团员”们人生旅途的光荣时刻。这光荣是牵引中国走上了救亡与复兴之征程。
一大代表中最年轻也是最后一个去世的刘仁静晚年曾感慨系之：“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
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毛泽东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狂想，萧子升也没上心。果然，二十八年后，这个今天诞生的党就建立了新中国……三十年是毛预言下限，惊人地接近实际情况。这个预言的实现，却与预言者的奋斗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自我实现。这个“我”，既是毛泽东的生命个体，也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我”。他和中共、军队、人民就这样血脉相连。二十八划，铁划银钩，用熠熠生辉的金字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煌煌史册和纪功碑上。开国那年毛泽东五十六岁，二十八岁的二倍。毛泽东把新中国扶上马，再送一程。二十七、八年后与世长辞。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昨天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此时屈指算来，一大代表中有人牺牲，有人病逝，有人脱队，有人蜕化，有人叛党，有人叛国；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在十万军民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九死一生，初心不改；百折不挠，革命成功。中共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革命建国，抗战卫国，天命所归，得国最正。广场上二十八响礼炮轰鸣，象征着二十八年来毛泽东、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艰难挺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胜利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启航！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足音远逝，初心永耀……
参考资料：
邵维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陈水林： 《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第9期
萧瑜著 陈重等编译:《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昆仑出版社
此文作于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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