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革命民主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身，俄国的工人运动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因此要理解俄国的革命史，就需要大致了解俄国的革命民主运动的历史。这是系列短文俄国革命的第一篇，在这篇中我们将大致介绍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整个革命民主运动的脉络，并大致介绍俄国民粹派的诞生和发展。这一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背景，是理解后续历史的基础。
一、1861年前的俄国
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是一个专制的农奴制国家，农奴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17-18世纪，饱受压迫的农奴曾三度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普加乔夫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1773年，参加者最多时达10万之众。起义前后延续两年，大军纵横驰骋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极大冲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秩序。普加乔夫起义类似于我国北宋的宋江起义，冲击了统治秩序，但仍不足以动摇统治秩序。
沙皇俄国的衰落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的沙皇俄国整体还处于上升期，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在镇压起义后，广泛建立起警察制度(继伊凡诺芙娜后将警察机关下沉至村一级)，万能的专制制度进一步完备。但是，就算在沙皇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仍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对远在东方的俄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拉吉舍夫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酝酿及爆发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拉吉舍夫是俄国第一批革命思想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他长期受西方进步思想影响，曾近距离接触普加乔夫起义时期的农奴，深深同情农奴的悲惨遭遇。法国大革命前，拉吉舍夫曾写就革命长诗《自由颂》，在诗中，他把君主称为恶魔，号召人民联合起来将他杀死。这样的思想无疑受了卢梭的巨大影响(卢梭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写到：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与暴君前一天任意处置臣民生命财产一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
1790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后一年，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出版，这本书充分揭露了俄国农奴悲惨的生活，并将这一切归结为沙皇的专制制度。拉吉舍夫这本书广为流传，震动朝野。叶卡特琳娜痛斥拉吉舍夫是一个“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逆者”。拉吉舍夫最后被判10年流放。1802年，沙皇制度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坚不可摧，身心俱疲的拉吉舍夫最终选择了自杀，把满腔热血洒向了他热爱的故土。
1812年的俄法战争，专制的俄国战胜了革命的法国，拿破仑政权垮台了，青年一代的俄国贵族军官以胜利者的姿态迈进了巴黎，黑暗似乎更加剧烈了。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露出了狡黠的微笑。青年贵族军官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和底层、和革命的西方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接触。在巴黎，他们更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民主的气氛，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于是，一部分贵族军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回国后开始秘密串联，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小组。他们抨击沙皇对学者和教师的思想监控，为自己领地的农奴创办识字学校，从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方面去改变腐朽的俄国。这批人思想最左倾的一部分，成了俄国共和派的始祖。1825年12月，他们密谋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缺少群众发动下失败了(他们拒绝群众参与)。
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了，随着他们的流放产生了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革命把沙皇俄国内部隐藏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了，因此他们的革命思想也被更多人继承下来，赫尔岑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那个过渡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从贵族革命家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享誉世界的俄罗斯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往往是在自发或自觉地描述革命。而俄国的文学家也有一个特点，他往往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文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革命家的赫尔岑，在21岁时就因组织出版革命刊物被逮捕流放，但他服刑完毕之后又立马投入新的战斗。19世纪40年代，还是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专制制度压迫下的生灵，除了叹息似乎无能为力。但是，就是在这样满天漆黑的夜空下，赫尔岑仍然擎着火炬前行。他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选择了文学作为启蒙大众的工具。
赫尔岑和拉吉舍夫不同，拉吉舍夫是独自在黑暗中探索，而赫尔岑已经有了自己的战友。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开始团体作战，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写作小组，这种组织形式在以后的年代我们还会看到。
1847年赫尔岑被迫离开俄国流亡海外，在伦敦时期他办了第一本宣传革命思想的杂志《钟声》。这本杂志揭露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号召打倒地主解放农奴(但最初的时候不反沙皇)。革命者们通过各种方式将杂志运送回国，在各阶层流传。
此时的俄国，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在与西欧资本主义的接触中，农奴制自然经济的基础被不断侵蚀。商品流通和货币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封建农奴主的一部分变成了资本化的贵族，开始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得俄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农奴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进而也开始和新生的生产方式冲突。与此同时，农奴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当时俄国的主要矛盾，忍无可忍的农奴不断爆发骚动甚至起义。
这一切赫尔岑都无法亲身感受，这使得他的革命思想充满了妥协。列宁说，“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
然而，50年代已经不是贵族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年代了。教育普及造就了更多的平民知识分子，这里面出现了第一批革命的民主派，其中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俄国有两本被译为《怎么办》的革命书籍，其中一本的作者是列宁，另一本的作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活跃的年代，俄国境内已经出现了若干的知识分子小组，他们研究并传播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当赫尔岑还鼓吹俄国村社制度的优越性时(赫尔岑幻想在保留宗法村社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后来民粹派的理论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指出村社虽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能够起积极作用，但村社是落后的表现。列宁非常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说它们到处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开始衰亡，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活动大致是从1856年开始的，他和伙伴们创办了一本叫做《同时代人》的杂志，这个杂志在1861年印数达到7000份（在俄国当时的识字率和传播条件下，这是一个较大的数字）。杂志核心是围绕农民问题，“解放农民不是目的，一切都取决于在什么条件下，依靠谁的力量来解决”。他们渴望在俄国找到改天换地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1917年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形式出现，但是在1861年，这种力量还只能通过某种形式扭曲地展现出来。
二、1861年农奴制改革
所有提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文章，都会讲到1853年的克里木战争。
这场战争从两方面促进了历史的进程。一方面，这是一场工业文明对半农业文明的战争，是宪政民主的自由民士兵对农奴专制的农奴士兵的战争。俄国在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得统治阶级自由派开始考虑改革农奴制度。另一方面，战争激化了矛盾，19世纪上半叶俄国发生了4000多次农民骚动，其中有2000多次发生在50年代，这迫使统治者不得不着手改革农奴制。
战争的失败、统治阶级的分歧、农奴的骚动、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战线日益活跃，这一切构成了1861年改革的大背景。
1861年改革之前，沙皇把主要领主叫过去统一思想，他的话大致是这样的：请你们相信，凡是能够保护地主利益的一切措施我们都采取了(引自《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861年的改革让农奴获得了法律上自由民的身份，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农民世代耕种的分地被大量掠夺，地主获得了好的土地，而农民只能获得比以前更少、更差的分地(农民份地减少超过70%)，而且还要支付大量的土地赎金。
针对没有钱付赎金的农民，沙皇成立专门机构发放长期贷款，“农民在贷款发放后49年期限内通过支付赎金的方式偿清。”按俄国文献估计，土地价值合计5.4亿卢布，赎金合计8.67亿卢布，农民赎买土地支付的对价超过以前的赋税。
不仅如此，农民分得的土地往往零散不成片，被地主的割地包围。一个农民说，“他这样割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不下去；我们自己的土地四面八方被包围住了，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现在你要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多少。这算什么改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的租役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
如此改革，不论它冠以再高尚的名字，都是对农民的再一次掠夺。沙皇很清楚改革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在宣布改革法令前就部署并通告军队，有权在“任何农民骚动、不服从、不听话行为”时立刻使用武力。1861年，在沙皇宣布农奴获得“自由”后不久，很多地方就发生了农民骚乱，“军队用枪口盯着顽强不屈的农民的胸膛开枪射击”。整个骚乱持续了数月，极大的触动了俄国寻找革命力量的早期民粹派(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你们第一次打碎了我们的幻梦，你们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打消了我们对我国人民是否有能力发动政治运动这种不确定的怀疑。”
这样的冲击甚至撼动了以前那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赫尔岑。1861年当沙皇的将军下令“向4000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开枪”后，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愤怒地写道：“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神父……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
快速发展的社会矛盾给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1861年，活跃的革命知识分子建立了第一个全国范围内联合的革命家小组团体，这个团体是一个松散联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思想。但是，全国性革命家小组联合这个事情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863年波兰爆发反抗起义，这个团体的部分人员一度渗透军队做基层工作。这构成了民粹派形成的组织基础。
三、民粹派诞生
从革命运动的条件来看，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平民知识分子变得更多，且更加革命化。60年代中后期俄国大学向平民扩招，更多非贵族弟子进入高校学习。但沙皇为了管控高校的意识形态，广泛在高校建立警察制度，这势必引起青年人的抵触。同时，农民的苦难和骚动的消息不断传到学校，尚未受到社会浸染的青年人（虽然是少数，但比例在不断扩大）对农民充满同情，而这种同情自然转化成了对体制的抨击。
其次是民粹派思潮开始形成。是革命还是改良，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虽然农民运动在60年代中后期已经衰落了，但是革命者对人民很快觉醒却抱有极大希望。1864年波兰起义被镇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他在狱中写就《怎么办》一书，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号召同志开展地下斗争促进革命。而这，成了当时很多青年的纲领。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这首先得益于流亡国外的革命民主派与西欧的接触。他们了解到第一国际、欧洲革命运动(包括后来的巴黎公社还有俄国流亡者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籍被大规模翻译并流入俄国。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各种解放学说中的一种，充满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普鲁东和拉萨尔等人的学说也被广泛研究。再加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学说，俄国思想界空前活跃，青年人如痴如醉地探索着。到底怎么解放俄国，力量何在，方法何在，这是每一个进步青年思考的问题。
而此时的俄国是这样的一个俄国：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基干队伍尚未形成，无产阶级的斗争还仅仅是骚动性的和防御性的。6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骚乱多是逃跑或者向政府上书请愿，60年代下半期，工人的罢工也才刚刚出现，这种伴随着打砸抢的防御性罢工，被列宁称为原始的骚乱。另一方面，俄国农民却展现出了巨大的革命性，不论是曾经的起义，还是前几年爆发的骚动，都让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激动不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粹派的理论诞生了。民粹派正确地认识到资本对人民的压迫，抨击资本的发展导致农民的悲惨现状；但是民粹派却臆想俄国农民因为公社制度而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本能，他们试图在不改变公社制度的前提下，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害怕资本的发展，看不到资本发展的同时造就的巨大的革命力量，而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俄国农民身上，并赋予他们一种虚幻的“上帝选民”的身份，认为农民是最先进的革命力量。这成了所有民粹派共有的理论基础。
除了上述关于资本、农民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外，民粹派理论在不同方面还有诸多变种，比较典型的有三种。
第一，拉普洛夫的欠债论。大致就是说，知识分子靠人民的劳动获得知识，但是劳动的人民却享受不到知识，知识分子欠了人民的债，要还。所以，知识分子必须建立和人民的联盟，并以此建立革命政党。欠债论在知识分子中有巨大影响，它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唤起了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同情。
第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这个巴枯宁就是那个在第一国际和马克思争斗的巴枯宁。他的理论反对一切权威和政府，以至于反对工人组成政党。这种理论本来是有害的，但在俄国却仿佛是在号召革命青年组织起来消灭专制政府，因此反倒产生了促进俄国革命的作用。巴枯宁号召去农村，把优秀的农民联合起来，用革命精神教育他们、组织他们，最终消灭专制。这样的号召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第三，涅恰耶夫的恐怖主义。他强调为达革命的目的，应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在内部勾心斗角，或者搞恐怖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据称就是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写的。
这些理论无疑是符合革命青年需要的。历史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让革命青年接受科学的理论，而革命的青年却已经跃跃欲试了，混合了糊涂的臆想和美好的憧憬的民粹派理论，成了他们最好的武器。很多年后列宁曾总结说，民粹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
民粹派的理论快速传播，接受了民粹派理论的青年人组成了小组，开始自觉地工作。60年代末，民粹派的革命小组已经遍布各主要大学。
四、到民间去——民粹派的第一次行动
当思想已经武装了我们头脑的时候，行动还会远吗？
到民间去，和人民在一起！民粹派响应巴枯宁、响应车尔尼雪夫斯基、响应一切革命的思想家的号召，他们走向了人民。
1870年，这一年列宁才刚刚出生，俄罗斯很多高校已经出现了民粹派的小组，这些小组虽然互不统属，但是都认可要走向农民，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去改天换地。但是历史却开了一个玩笑，本想走向农民的民粹派，最初却走向了工人。理由很简单，今天的工人昨天还是农民，接触工人是接触农民的捷径。于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结合，这比马克思主义者早了13年。
在初步接触工人并借此接触农民之后，民粹派在1874年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到民间去。此时的民粹派还没有统一的全国组织，不同小组仅仅靠各自的关系协调工作。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批民粹派革命者却统一了步伐，在1874年春陆续来到农村、走向农民。他们穿上农民的衣服，学习手艺，像农民一样劳动，并在这个过程中用他们认为通俗的书籍向农民传授革命的思想。走向农村的民粹派并没有统一组织，不同小组之间单独行动，碰上之后会偶尔交流。据当事人事后回忆，很多人把工作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两三年就能培养出一大批农民的革命家，跟着他们去改天换地。但是，当时的农民还没有完全破产，在经济上对地主依附严重，在政治上还相信沙皇。他们远远谈不上普遍的具有革命情绪。而最深刻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不具备他们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本能。
他们的行动并不能动员农民革命，但他们的规模之大震惊了沙皇政府。据《苏联共产党历史》记载，当时共计37个省份卷入这个运动。沙皇惊慌之下动用警察逮捕学生，1874年底，1000多人被捕。光是被捕的人就达到了1000多人，可想而知，当时民粹派已经深深地扎根于青年人中。这样的统一行动的规模，在今后很多年都不再具备，甚至在列宁才登上彼得堡历史舞台的时候，也远远达不到。
五、统一起来——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及其革命活动
1874年之后，残余民粹派活动家总结失败的教训，他们认为核心原因是没有全国性的组织。1876年，民粹派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和自由社在共同纲领上统一了各小组，他们的纲领是这样的：土地全部交给农民，平均分配；通过村社联盟建立革命政府推翻专制。
为了应对专制政府的残酷打压，土地和自由社非常强调纪律性、集中性和秘密性。后来列宁等人曾高度评价当时的老民粹派，特别提到一个叫做米哈伊洛夫的民粹派革命家，认为他把秘密工作变成了一门科学，特别适合同专制制度做搏斗。
就在民粹派形成统一组织的同时，整个社会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的压迫导致农民破产，并加速了农村阶级分化加剧。一方面，农民的份地不足以养活自己，许多农民被迫出租或抛弃土地出外做工。另一方面，1860年俄国铁路里程1600公里，到1880年增长14倍。铁路连接了农业省份、工业中心和港口，农村大量卷入商品经济，小生产者在资本的冲击下开始破产。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原来的农民中，部分农民成了纯粹的无产者，大部分农民成了有份地的工人，极少部分成了农业资本家或新式地主。苦难增加导致农民运动又开始逐步恢复，农村中的骚乱多起来了。其次是工人罢工增多。再次是这些消息传递到校园，学生风潮也开始增多。最后，1877-1878年，爆发第十次俄土战争，这导致俄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各阶层不满再次增加。这个时候，倡导改良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力量不断增加，而部分民粹派甚至还参加了战争，积极研究巴尔干游击战术。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判断俄国再次出现了革命的形式，“东方的危机使马克思非常高兴”，马克思认为，“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然而，在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革命队伍还仅仅是个夹生饭。革命者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集中有纪律的组织，但是还没有和人民形成紧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以刺杀为主的恐怖手段成了革命者的首选手段。刺杀不必然是错误的，列宁曾说，老民粹派试图用恐怖手段冲击沙皇统治，并且的确冲击到了沙皇统治。
刺杀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小吏到大官，从市长到省长，有主动刺杀，有报复性刺杀。这样的行动在震慑沙皇统治的同时，也引起了内部巨大的分歧。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前者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民粹派，刺杀沙皇就是他们干的；后者在1882年再度分裂，其中一部分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民意党继承了土地和自由社的大部分资源。从纲领看。他们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普遍选举，要求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并要求把土地和工厂交给村社和工人公社。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并混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组织看。他们在集中制和秘密活动的原则上，建立了战斗的革命组织，成立了统一的执委会指导学生、工人和军人的小组。他们最多时有20多个地方团体，各团体人数在数人到数十人之间。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广泛的地下宣传途径。从斗争手段看。恐怖活动是主要的斗争手段。
民意党作为革命的力量，曾一度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民意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大大发展了职业革命家组织，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小组的组织体系，这为后来列宁主义式政党提供了借鉴的素材。其最大的缺点是历史唯心主义，觉得沙皇凌驾各阶级之上，可任意创造阶级，只要消灭沙皇，就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危害，并且能独立于各阶级消灭沙皇。
在80年代初期，恐怖手段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恐慌，甚至一度让步。这使得民意党人痴迷其中，挤占了大量资源，以至于和群众的联系越来越淡漠。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活动越搞越大，最终刺杀了沙皇，从而彻底丧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很多农民觉得亚历山大二世是自己的解放者）。继任沙皇倾全力镇压民意党人，1883年，民意党最后一个执委被捕，民意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体系不复存在。
另一边，土地平分社自从分裂出来时起，就不赞同恐怖手段，他们认为恐怖手段和“人民的解放是人民自己的事业”相冲突。他们要求在人民中进行宣传，以便准备土地革命和全俄农民暴动。1882年，土地平分社再次分裂成几个小组，其中一个是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的小组。
查苏利奇是老一辈的民粹派，也是第一批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她一生传奇，30岁不到刺杀圣彼得堡市长，后来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流亡瑞士，并共同创立了劳动解放社，成为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第一次见她后，称她是水晶一样的女性。
查苏利奇深受民粹派理论影响，但是她并不盲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土地平分社分裂出来后，查苏利奇曾写信询问马克思，俄国能不能越过资本主义的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回答非常慎重，四易其稿，这个提问及回答被后世理论界称为卡夫丁峡谷问题（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和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一样，在今天都被歪曲阉割，拿来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大致是在1880年流亡国外的，这一年普列汉诺夫24岁，查苏利奇31岁。他们曾有过一段回忆，大致意思是这样：我们在俄国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内心痛苦而煎熬，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夜以继日地寻找解放俄国的理论和方法，当我们找到马克思的著作后，以极大的兴趣钻研它，在经历了痛苦、煎熬、迷茫和彷徨之后，我们最终找到了解放俄国的正确道路。
1912年赫尔岑诞辰100周年之际，列宁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纪念赫尔岑》，在文章的结尾列宁总结了这一段历史：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航海长”。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
1883年，离民粹派走向民间已经快10年了，离列宁登上彼得堡的历史舞台也有将近十年，未来风暴中的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随着资本的不断发展，正在快速成长着，风暴就要来临了。
也就在这一年，民意党最后一个执委被捕，民意党作为全国性力量不复存在；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日内瓦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劳动解放社；俄国国内更是出现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布拉格耶夫小组。
这一切都预示着：俄国革命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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