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6年9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40周年纪念日，为此，笔者特撰文《走向法家——毛泽东晚年思想巨变》一篇，以表达对一代伟人的怀念之情——斯人逝矣，斯魂永驻!
1974年，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与挫折，在毛泽东主席人生经验，政治智慧和哲学思想达到顶峰时，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发动了“评法批儒”运动——毛泽东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毛泽东走向法家起了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要在中华法家政治文化的沃土上建立不变质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历史并没有给这位老战士足够多的时间实践法家思想……
毛泽东晚年，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思想是他生命智慧的总结，其宝贵之处是不言而喻的。在毛泽东逝世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冲破历史的层层迷雾，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巨变作一个细致地剖析。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对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的巨大打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回归法家——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毛泽东走向法家治国理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并非始终“批孔”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毛主席也不例外。上个世纪初西学渐进，儒家治国理念遭到了秦汉以后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少年时代就浸润四书五经中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直到1958年，毛泽东还在大加称赞贾谊的儒家治国理念，并将贾谊的文章推荐给自己的秘书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丢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引用了贾谊《过秦论》的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是短命的，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在贾谊的笔下，中华原文明的峰巅大秦帝国蜕化成为“暴政”的代名词。贾谊思想兼采儒、法，主张仁义与法治并用，而归结于儒家的六经和德政，所谓“先礼后法”。在贾谊所著的《新书》中，他指出：“《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欣然大乐矣。”(《新书·道德说》)
有人读了毛泽东19岁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就认为他早年倾向法家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尽管在文章中毛泽东称“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并夸商鞅为“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但文章立意却复归到儒家思想，认为商鞅的“徙木立信”只是“非常”政治手段，“国民之愚”才是“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
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论》的影响(他在陕北的窑洞里曾对斯诺民承认这一点)，认为必先塑新国民，方有新国家。就是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19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都是造新人，建立新社会。1958年他甚至以无比乐观有笔调写出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这首诗被发表在当年十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
那么造就“新民”的途径是什么，主要是儒家主张的教化。“圣人治吏不治民”，但宋以后儒家更重事倍功半的“治民”。梁启超后来成为孔教运动的吹鼓手，1913年8月15日，他连同陈焕章等人上书参、众两议院，请于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毛泽东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群众性的教育、改造(革命)运动——与礼教的“温良恭俭让”不同，脱离法制轨道的群众运动充满盲目性和破坏性，这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造孔夫子的反，本来是要保护“清理”山东曲阜孔庙文物的，开始考古学家也参与了。但在后来，大量孔庙珍贵文物还是被当地的造反派给砸了——大量事实证明，即使中央文革小组也无力控制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
1966年孔庙“考古”唯一的结果似乎是：孔子墓只是黄土堆，里面什么也没有。
无人知道孔子埋骨何处!
义无反顾地走向法家
毛泽东在自传里曾经回忆说，他从七、八岁起，就开始读《四书》，他还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年读的书的确包含着强烈反抗旧制度的因素，但这些书根本不可能使他脱开儒家独尊的思想体系，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书儒家理念得以在底层民众中普及。
如前面所述，毛泽东在1958年还表达了对批判秦政的贾谊的重视。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毛泽东脱儒入法的呢?
笔者认为是“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反对新兴腐败官僚阶层的失败使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本质变化，尽管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对秦始皇个人的认识发生转变，但他治国理念的变化却在林彪坠机后。由于当时许多重要法家文献或没有出土或尘封于历史中(不过毛泽东1974年要求看刚刚在长沙出土的齐法家经典《黄帝四经》，为此考古人员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把这本书尽快整理出来，后来毛泽东还夸考古工作者“干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法家实际上是华夏政治文明的主体，肃清腐败官僚集团的工具，也不会完全理解法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的意义。但熟悉历史的他至少感受到了法家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满腔革命热血拍打华夏民族古老灵魂海岸的涛声……
——毛泽东要在中华法家政治文化的沃土上建立不变质的社会主义制度!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江青读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后(诗的全文是“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同年的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提到秦国的吏治。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从这些谈话中我们能看到，经历多次党内激烈宗派斗争的毛泽东显然是看到了法家中央集权，一断于法、消除(世袭)官僚的重要意义。
应该说毛泽东思想从儒家转向法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是在“九·一三”事件后发生了质变。在1958年大夸贾谊的同时，也为秦始皇、曹操、甚至商纣王这些历史人物评了反，但当时他只是将秦始皇比作“集中制”，还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儒法的认识显然深化了。1964年前后他多次谈到孔子和秦始皇，认为孔子有好的地方也有不是很好的地方，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而且还统一了文字、制度，有些制度一直沿用下来。
孤独的法家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迫使毛泽东深刻反思。就是从那时起，他再度将反儒的思想巨人鲁迅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并称“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1971年11月20日，林彪坠机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参加一个座谈会时指出：“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其中有些是入木三分的反儒文章——笔者注)，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是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而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论鲁迅》的讲话中却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请注意这些评价微妙的思想变化，晚年毛泽东不再将反儒的鲁迅与孔子并称为伟大的“圣人”。
此后，毛泽东彻底脱离了儒家治国理念，走向法家，一直到去世。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同年9 月15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说：“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明确提出继续批判“尊孔反法”， 批判“修正主义。”
1975年8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他的文学史修改工作时说，现在报刊上对韩愈全部否定，他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加以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能看到韩愈颂扬管仲、商鞅的功业，与儒家思想不合，倾向于法家，应给韩愈在文学史上一定地位。在逝世七个月前，1976年2月毛泽东写信答复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毛泽东对韩愈的部分肯定实际上是对法家思想的肯定——这是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1974年正式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不是毛泽东顽固坚持自己错误的绝望搏斗，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思想自我革命，同时注定是一场流产的社会运动，此时毛泽东的是孤独的。这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据张玉凤的记录，对于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在京军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毛泽东十分不满，要录音材料不要下发;1975年5月毛泽东对江青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为恼火，“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
晚年毛泽东没有在《枯树赋》的悲吟中失落，也没有在《念奴娇·登多景楼》的痛哭中沉沦，这位老战士找到了新的方向——尽管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直到今天我们读毛泽东1974年填的这首《诉衷情》还能体验到一种生命的不朽与悲壮：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付东流
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世人对他晚年最成熟，也最宝贵的思想有太多错误的批判，狭隘的理解和冷淡的扫视。是我们看清历史方向，坚定走向未来的时候了!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中，我们看见一位巨人，一位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梦想的巨人，他为我们打开了中华原文明的大门——“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道法思想!
——在这座大门后面，是中国和人类文明的新大陆!!
注释：
文中解放后的毛主席讲话内容多源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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