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主席报告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邓力群坐在会场中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明坐在邓力群后面。毛主席语言明快、辛辣，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评尖锐、深刻。邓力群根据笔记向全院干部作了传达。
在传达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时，以时年27岁邓力群的政治阅历和政治视野来说，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中央领导层有分歧。认为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毛主席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二十几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由青年学生成长的干部，最多也只是包括一些马列学院的教员在内。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曾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1931年11月抵莫斯科。他从1931年11月10日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后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实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但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背景下，他也有所改变。在1935年筹备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他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此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对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明1937年11月启程回国之前，先后会见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937年11月14日，苏联派专机送王明回国，先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后到兰州，1937年11月29日飞到延安。张闻天、毛泽东等都到机场欢迎。毛泽东致欢迎词，说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革命同志的热忱，热烈欢迎，溢于言表。这时，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周恩来、彭德怀，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的项英，都汇集在延安。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邓发不在延安。王明一回来，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主张。这样，在一个时期里，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成为党内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尽管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非总负责，但实际上是中共的主要领导者。六届六中全会上季米特洛夫指示的传达，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基本克服，使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王明此时仍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他的“左”倾错误，此时还未得到清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此时在党内仍有相当的市场，而王明又素以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因此，他在党内外还有相当的影响，有的单位还挂王明的像，喊“王明万岁!”，集中反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居然还能于1941年3月在延安第三次出版，在三版《序言》中，王明吹嘘他和他的小册子，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起了怎样了不起的作用，说小册子是什么“历史的文件”，因而“也没有什么修正的必要”，说什么“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据1937年12月2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记录标题为“总的结论”。张闻天、毛泽东坚持了正确路线，使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在全局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还就“组织问题”作了报告(12月12日)。经讨论作出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等决定。会上还议定，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张闻天)，军交毛(毛泽东)，统战交王(王明)，王外出时交洛(张闻天)”。据1937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十二月会议最后一天(12月14日)，由项英和刘少奇先后作《南方游击区工作问题》和《华北工作问题》的报告，讨论后都由张闻天作了结论。
张闻天在所主持的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这“五大书记”也有别于后来党的七大产生的“五大书记”。这时有一篇访问记仍称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写的访问记，载该报1938年3月26日。
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实际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在此期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都是由他主持的。不过，在1938年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地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
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后来(1943年)做过这样的叙述：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自“神仙会议”后……我(指张闻天)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同延安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马列学院，可以看到，马列学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特别是确定了以毛泽东为首新的领导核心以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的深入与提高。更是中央最高领导权由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接过程中的一个敏感现象。张闻天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其所创办的马列学院也将面临窘境和尬尴的局面。有所变化是必然的。邓力群在马列学院位列四把手，是学院总支副书记，教育处处长。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把训练干部的工作全部移交给了中央党校，马列研究院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培养研究问题的理论人才。
正如李德所言，“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中，他(指毛泽东)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延安整风时所大力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不仅可以起到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领导、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使之不断走向胜利的作用，也必然起到巩固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作用。也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先是在1941年9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统一了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王明路线的认识，认定它是“左”倾路线错误，继之，又在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兼中央党校校长，并被赋予在中央书记处的“最后决定之权”，进一步从组织上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邓力群在职务上当三把手。张闻天仍当院长，没有设副院长，陈伯达主持工作、任秘书长，邓力群担任马列主义研究院副秘书长兼党委书记。邓力群觉得这次改组变化很大，但没有触动任何人职务方面的升降任免
1941年7月，马列主义研究院改组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名义上是张闻天，副院长是范文澜。
中央从马列主义研究院抽调三四十个人，到杨家岭组成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由毛主席任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实际上是陈伯达负责。
邓力群从1938年5月进入马列学院，到1941年7月调离，邓力群阅读了许多经典的书籍，研习了许多珍贵的党课，特别是聆听了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邓力群还结交了一批掏心掏肺的朋友至交，其中有张启龙、章夷白、宋平、安平生、彭达彰、周太和、孙鸿志、马洪、雍文涛等同志。
1941年8月，邓力群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由毛泽东任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当时，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等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先后有所调整改变。
邓力群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担任研究国民党党政军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的组长。邓力群由一个中央直属单位的三把手，职务下降，变成了中央直属单位一个内设机构的负责人。邓力群本来是张闻天在马列学院的左手右臂，从领导机关的干部，变成了办事机构的干部。单位变了，职务变了，地位变了，经历了剧烈地思想冲击。邓力群撰写了一个国民党各个派别之间关系的简报，经过陈伯达修改，送给了毛主席。用于党中央统一战线方面的决策研究。
整顿“三风”之前，毛主席先找人谈谈话，吹吹风。中央政治研究室当中有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炎、邓力群等人参加吹风谈话会。
邓力群撰写整风短文《把箭向自己射》，刊登在政治研究室的墙板上。后来，胡乔木把题目改为《我来照照镜子》拿到《解放日报》发表。邓力群紧跟形势变化，迈出了铿锵的步伐。
参考资料：程中原编著《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讲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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