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中叶，红军不得不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向大西北转移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把西北建设成抗日大后方的张季鸾，以《大公报》名义，派范长江于1935年7月只身从成都开始西北之旅。
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特别是对红军长征会师的报道，不仅使全国民众进一步了解西北风情民情，开发西北、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必要，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
范长江早在1934年就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也一直在寻找采访国家战略大后方西部的机会，甚至在报上刊登启事寻求支持，但一直未果。
早就想派记者到抗战大后方西部采访的张季鸾，感觉范长江有着满腔爱国热情，且历经战火淬炼，可谓到贵黔川和大西北采访的不二人选，就立即聘任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提出，不要出差旅费和工资，只要稿费，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可以。张季鸾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从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途撰写旅行通讯，5月10日起在《大公报》发表。
当时，大西北已被民国政府确定为抗日建设根据地。虽然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干旱贫瘠，少数民族聚集，但因矿产资源丰富，西方各国冒险家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淘金探宝，西方列强一直利用民族问题侵扰蚕食，甚至妄想将蒙古、新疆、西藏等纳入其版图。加上冯玉祥的西北军、甘青宁的马家军、新疆的盛世才等军阀各自为政，民国政府在当时未能有效治理。中共和红军进入西北图存，将引起国内各方势力重组，自然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于是，范长江在请示张季鸾并得到同意后，将考察采访的重点放在大西北。
此后，范长江自1935年7月开始，历时10个月，全程1.2万余里，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蒙等广大地区，实地考察西北风土民情和开发进程，记录了中国西北部百姓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研究。
真实报道与大胆预测
在旅行采访的过程中，范长江多次与红军擦肩而过，经过实地采访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
范长江先写出《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刊发在1935年9月13日、14日《大公报》版面，张季鸾为此写了编者按：“本报特约通讯员长江，从成都行五十日到兰州，其报告岷江军事形势的一封书(即文章)，值得大家注意一看。”范长江在《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中首先说明了他的行踪和目的：“记者七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临夏各地，九月二日到达兰州，历时五十日，所经皆军事要地，特将目前剿匪中心区域——岷山南北之军事现势，择要以告读者。”
随后，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岷山南北的军事地理、红军长征的动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部署等进行了客观叙述，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红军的动向做了分析。他写道：“他们(指红军———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洮州、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资，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或即由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过黄河经青海东部，直上甘肃。此地北通外蒙，西通新疆，更因雪山之灌溉，农业异常丰美。如得此地为根据，苏俄接济可以源源而来，封锁政策将失其作用。”
范长江根据红军当时的实力和面临的局势，大胆预测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红军“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可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
正如范长江所分析预测的，在1935年9月18日，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当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这一理性分析中共和红军面临的局势和大胆预测红军走向的历史性报道，使深入实地跟踪采访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人的范长江，名满天下，载入史册。周恩来后来见到范长江称赞:“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后来，范长江到了兰州，稍作休整，立即着手撰写他西部考察过程中的第一个长篇通讯《成兰纪行》，边写边发，于9月18日写完，9月20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刊登，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报纸发行量有增无减，一时间洛阳纸贵。鉴于范长江翔实的报道和准确的分析，张季鸾决定将范长江的通讯刊登于重要版面。
“剿匪”加引号的第一人
1935年10月中旬，范长江乘汽车离开平凉经西安前往庆阳、环县一带采访，了解中央红军长征时突破围追堵截、到达陕北的经过，先后撰写了七篇很有分量的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分别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11月6日写就于庆阳，刊登在1935年11月23日的《大公报》)，《陕北共魁——刘志丹生平》(11月8日写就于庆阳，11月28日刊登于《大公报》)，《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11月13日写就于平凉，11月26日发《大公报》)，以及《红军之分裂》(11月21日写就于庆阳)等。11月下旬，范长江返回兰州稍作休整，于12月3日又从兰州飞抵天水，在天水市的甘谷县当面采访了胡宗南，写了《松潘战争之前后》，刊登于1936年1月4日《大公报》。这些来自中共和红军现场的报道，让国内外各方势力十分震惊;也令十分关注时局的广大读者纷纷抢购一睹为快。
对于范长江写的洋洋数千言战地通讯，张季鸾仅要求四个字：“议论全删。”
随后，范长江到西安采访国民党军政各界人士，详细了解各方态度。12月10日，他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兰州。在写作中，他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一律加引号。正如他在自述中写的那样：“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西北角”
1935年12月17日，正值西北严寒之际，范长江又开始了青海之旅。他不仅在西宁采访了马步芳等军政界人物，还爬冰滩、穿峡谷、翻雪山，进学校、访贫民、下军队，用脚板走遍青海的山川，并对青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36年1月9日，范长江翻越祁连山离开了青海，进入甘肃民乐县，开始在甘肃河西走廊旅行采访。他从张掖到酒泉，再到嘉峪关，最终抵达敦煌。后返回张掖，在武威考察采访十余天，经古浪、永登于3月11日返回兰州。
返回兰州后，范长江用一个多月时间，到4月17日集中时间写完长篇通讯《祁连山南的旅行》和专稿《伟大的青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3月26日写于兰州、4月4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弱水三千之河西》(3月31日写于兰州，4月9—12日在天津《大公报》连载)等系列文章。1936年4月26日，范长江从兰州搭乘羊皮筏子沿黄河东流，经过靖远进入宁夏中卫境内旅行采访，6月抵达绥远省包头市，实地采访绥远抗战。
当时，对人迹罕至的西北，国人知之甚少。在沼泽密布的川西山地和甘南林区，在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区，在黄沙狂吹、石大如斗的西北大漠，那里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更是无人知晓。范长江西北行系列，震撼了世界，后来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引发了读者的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7版，一时风行全国。
范长江在《大公报》上连载的通讯，不仅使全国民众进一步了解西北风情民情，开发西北、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必要，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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