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国留学是很多人的梦想，而在一百年前，留洋镀金，更是让年轻人心驰神往。然而，面对出国的诱惑，青年毛泽东却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天赐良机呢?下面，我们就将为您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据史料记载，在1918年的勤工俭学大潮中，正因毛泽东筹款得力，才使很多湘籍学子实现了出国的梦想。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瓒，在给祖父的信中，也曾这样赞到，
“此次长沙同学进京，组织预备班，筹集款项，润之出力最多，也最为同学所佩服。”[《1918年10月16日，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
然而，令同伴们奇怪的是，就在留法预备班开学的那一天，此次筹款最大功臣毛泽东，却没有来上课。起初，别人都以为他病了，于是下课后，就赶紧结队去看他，哪曾想，一进屋见毛泽东正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根本没有病的样子。为此，有人不解地问，“润之，你怎么不去上课呀?”没想到毛泽东却回答说，他不打算出国了。“什么?不想出国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几乎都愣了。
的确，毛泽东的此举，也太出人意料了。毕竟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北京，又为大家鞍前马后，忙的不亦乐乎，如今当这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扬帆出海之时，他却变得踌躇不前，他这又是为个啥呐?
关于毛泽东临时变卦的原因，目前的解释，无非有四种。
比如，萧瑜就讲，
“虽经我们的努力，船费已减至一百大洋，但这对于润之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润之也知道，当时，是无人会借给他这么一大笔钱的。”[《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7页]
萧瑜的这句话，听上去弦外有音，其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说，毛泽东因缺钱，才失去了赴法的机会。那么，果真如此么?
大家知道，三六年，斯诺采访毛泽东时，他曾说过家里的经济状况。据毛泽东讲，父亲当时就已有资本三千多元。这种富裕的程度，在整个韶山，也是数一数二的。与毛家相比，蔡和森家的情况，则要窘迫得多。
萧瑜也承认，“蔡和森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失业在家。他跟母亲和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那时，他们的生活，异常窘困，常常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302页]
有了上述对比，我们不禁想问，既然像蔡和森这样的穷困子弟，都能凑足两张船票(一张是他的，一张是他妹妹蔡畅的)，那么，以毛家的实力，毛泽东又怎会连一百元钱也拿不出呢?显然，萧瑜的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另外，萧瑜还讲，“除了钱的因素，在语言方面，润之也有不小的障碍。比如在学校，他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都弄得不十分清楚。”[《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8页]
萧瑜的这种解释，更是让人可笑，试想一下，毛泽东去的又不是英美，这跟英语的好坏，又有啥关系?至于说到法语，他们这帮人，都是零基础，否则，干嘛非用半年的时间，进行留法前的培训呢?
当然，早有学者意识到了“萧说”的漏洞百出。于是，又有人提出，毛泽东之所以拒绝赴法，是因为他正打算留俄，为此，还列出了言之凿凿的证据。比如，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就曾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去法，想安顿往俄，而叔衡则想留法，我为此劝他，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页]
其实，仔细查下毛泽东讲这段话的时间，你就不难发现，此说，完全是断章取义。
大家知道，1918年夏，苏俄正遭四面围攻，政权危在旦夕，俄共连自身都难保，哪还有闲心去招留学生啊。再说了，那段时期，北洋政府对俄共，也非常敌视，所以想从中国去俄留学，当时连门都没有。
然而，到了1920年春，情况却大有不同：一是，经历一年多的抗战，苏联已打破各国围剿，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而此时的苏共，也有了向中国青年，敞开接收之门的想法;二是，经过五四的洗礼，激进的知识精英，开始大力宣传十月革命，追捧社会主义，这也让年轻人，对俄心驰神往;三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与苏俄政权逐渐冰释前嫌，准备建立领事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月20日，毛泽东才向陶毅提出了上述想法。
由此可见，毛泽东1918年夏的不留法，与1920年春的想留俄，完全是两个时段，两种心境之反映，二者之间，根本就扯不上干系。如果硬将其嫁接在一起，生造出一个留俄说，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有张冠李戴之嫌。
既然金钱说、外语说、留俄说，三种说法皆不成立，那么，毛泽东又为何要弃此良机呢?
对于这一点，目前的一些学者，更倾向萧三的解释。萧三说，“润之之所以帮别人实现了留法计划，可自己却不愿去欧洲，是他觉得，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研究，需要做。因此，他认为把时间花在国内，会比出国留洋更为有益。”[《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85页]
不过，萧三的这种国情说，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有人就讲，如果仅为研究国情，毛泽东毕业后，留长沙就能干这件事，干嘛还要千里迢迢来北京，整天为赴法费尽心机呐?
还有，如毛泽东早有此心，即使不便对别人讲，至少跟蔡和森，总该漏点口风吧?他干嘛非等预备班开学那天，才告知大家这个消息。
其实，只要查查毛泽东出发前，进京后，所讲的那些话，平心而论，最初的一段时间，他还是一心想要赴法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突然，让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呢?
关于这一点，翻翻他的自传，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比如，毛泽东曾讲，“九月的时候，他恳求请老师杨昌济，帮他找份工作，杨昌济就把他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与李大钊见面后，他决定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并答应，每月可给他八块大洋的薪水。”[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应当说，这份差事的出现，让毛泽东很是犯难。首先，这不是份临时工，可先干上一俩月，等预备班一开学，就拍屁股走人。其次，该工作还要坐班，所以，一旦接受了它，就再没机会，天天按时学法语，经常到工厂去实习，说得直白一点，选择了这个职位，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出国的机会。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去北大上班。
听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读书那个年代，出国镀金，是件多么令人惊羡之事，难道就为个图书管理员，他连这样的天赐良机，也不要了吗?
其实，仔细梳理一下这件事，你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当时的这个决定，绝非是心血来潮，而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首先，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只能念三流大学，所以，单以师资实力而论，这些学校与北大相比，也是略逊一筹。另外上班前，毛泽东就和李大钊商量好，他可多在周末晚间值班，以换取一些时间，去课堂上旁听。既然两头，都是边工作，边学习，与其赴法勤工俭学，还不如留在北大，继续深造。
其次，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以劳工身份赴法，所以，勤工时间长，俭学时间短。而留北大做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本身，就可享受读书的快乐。想当初，在湖南省图书馆，一天两饼子充饥，毛泽东都乐不思蜀，如今月月有工钱，每天还能在最高学府博览群书，这等美差面前，出国又算得了什么!
另外，大家知道，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是由蔡和森、萧瑜、毛泽东三驾马车领导，如果他们三人都去赴法留学，国内新民学会的发展，必将受到极大阻碍，所以，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如果能以北大为中心，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多招募一些会员，就能使新民学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再有，早在一师时，毛泽东就曾将陈独秀、胡适二人奉为楷模，如今能与偶像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指导，这个梦寐以求的良机，毛泽东自然也不愿错过。
当然，能在李大钊手下当差，也让毛泽东深感欣慰，毕竟，有这位名师言传身教，谆谆教诲，这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成长上的幸遇。
分析到这儿，也许有人又说了，出国镀金，至少能弄张洋文凭回来，北大再好，毛泽东也只是旁听生，最后连张毕业证都混不上，二者相较，哪个更有利呢，他就不在乎那张文凭吗?
再有，他进入了北大，有了心之所属的工作，那么，他在这里的境遇，真会如其所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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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在1918年的勤工俭学大潮中，正因毛泽东筹款得力，才使很多湘籍学子实现了出国的梦想。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瓒，在给祖父的信中，也曾这样赞到，
“此次长沙同学进京，组织预备班，筹集款项，润之出力最多，也最为同学所佩服。”[《1918年10月16日，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
然而，令同伴们奇怪的是，就在留法预备班开学的那一天，此次筹款最大功臣毛泽东，却没有来上课。起初，别人都以为他病了，于是下课后，就赶紧结队去看他，哪曾想，一进屋见毛泽东正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根本没有病的样子。为此，有人不解地问，“润之，你怎么不去上课呀?”没想到毛泽东却回答说，他不打算出国了。“什么?不想出国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几乎都愣了。
的确，毛泽东的此举，也太出人意料了。毕竟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北京，又为大家鞍前马后，忙的不亦乐乎，如今当这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扬帆出海之时，他却变得踌躇不前，他这又是为个啥呐?
关于毛泽东临时变卦的原因，目前的解释，无非有四种。
比如，萧瑜就讲，
“虽经我们的努力，船费已减至一百大洋，但这对于润之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润之也知道，当时，是无人会借给他这么一大笔钱的。”[《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7页]
萧瑜的这句话，听上去弦外有音，其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说，毛泽东因缺钱，才失去了赴法的机会。那么，果真如此么?
大家知道，三六年，斯诺采访毛泽东时，他曾说过家里的经济状况。据毛泽东讲，父亲当时就已有资本三千多元。这种富裕的程度，在整个韶山，也是数一数二的。与毛家相比，蔡和森家的情况，则要窘迫得多。
萧瑜也承认，“蔡和森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失业在家。他跟母亲和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那时，他们的生活，异常窘困，常常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302页]
有了上述对比，我们不禁想问，既然像蔡和森这样的穷困子弟，都能凑足两张船票(一张是他的，一张是他妹妹蔡畅的)，那么，以毛家的实力，毛泽东又怎会连一百元钱也拿不出呢?显然，萧瑜的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另外，萧瑜还讲，“除了钱的因素，在语言方面，润之也有不小的障碍。比如在学校，他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都弄得不十分清楚。”[《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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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早有学者意识到了“萧说”的漏洞百出。于是，又有人提出，毛泽东之所以拒绝赴法，是因为他正打算留俄，为此，还列出了言之凿凿的证据。比如，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就曾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去法，想安顿往俄，而叔衡则想留法，我为此劝他，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页]
其实，仔细查下毛泽东讲这段话的时间，你就不难发现，此说，完全是断章取义。
大家知道，1918年夏，苏俄正遭四面围攻，政权危在旦夕，俄共连自身都难保，哪还有闲心去招留学生啊。再说了，那段时期，北洋政府对俄共，也非常敌视，所以想从中国去俄留学，当时连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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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毛泽东1918年夏的不留法，与1920年春的想留俄，完全是两个时段，两种心境之反映，二者之间，根本就扯不上干系。如果硬将其嫁接在一起，生造出一个留俄说，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有张冠李戴之嫌。
既然金钱说、外语说、留俄说，三种说法皆不成立，那么，毛泽东又为何要弃此良机呢?
对于这一点，目前的一些学者，更倾向萧三的解释。萧三说，“润之之所以帮别人实现了留法计划，可自己却不愿去欧洲，是他觉得，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研究，需要做。因此，他认为把时间花在国内，会比出国留洋更为有益。”[《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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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毛泽东早有此心，即使不便对别人讲，至少跟蔡和森，总该漏点口风吧?他干嘛非等预备班开学那天，才告知大家这个消息。
其实，只要查查毛泽东出发前，进京后，所讲的那些话，平心而论，最初的一段时间，他还是一心想要赴法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突然，让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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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仔细梳理一下这件事，你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当时的这个决定，绝非是心血来潮，而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首先，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只能念三流大学，所以，单以师资实力而论，这些学校与北大相比，也是略逊一筹。另外上班前，毛泽东就和李大钊商量好，他可多在周末晚间值班，以换取一些时间，去课堂上旁听。既然两头，都是边工作，边学习，与其赴法勤工俭学，还不如留在北大，继续深造。
其次，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以劳工身份赴法，所以，勤工时间长，俭学时间短。而留北大做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本身，就可享受读书的快乐。想当初，在湖南省图书馆，一天两饼子充饥，毛泽东都乐不思蜀，如今月月有工钱，每天还能在最高学府博览群书，这等美差面前，出国又算得了什么!
另外，大家知道，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是由蔡和森、萧瑜、毛泽东三驾马车领导，如果他们三人都去赴法留学，国内新民学会的发展，必将受到极大阻碍，所以，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如果能以北大为中心，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多招募一些会员，就能使新民学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再有，早在一师时，毛泽东就曾将陈独秀、胡适二人奉为楷模，如今能与偶像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指导，这个梦寐以求的良机，毛泽东自然也不愿错过。
当然，能在李大钊手下当差，也让毛泽东深感欣慰，毕竟，有这位名师言传身教，谆谆教诲，这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成长上的幸遇。
分析到这儿，也许有人又说了，出国镀金，至少能弄张洋文凭回来，北大再好，毛泽东也只是旁听生，最后连张毕业证都混不上，二者相较，哪个更有利呢，他就不在乎那张文凭吗?
再有，他进入了北大，有了心之所属的工作，那么，他在这里的境遇，真会如其所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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