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令所有与会者震惊的风波：毛泽东与他多年的老友、负有盛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辩论是由讨论周恩来总理作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而起的。梁漱溟主要的意见是，中共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而取得政权的，但胜利后却“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他还以引用他人的话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些话引起毛泽东很大的反感，给予激烈的反驳，而梁漱溟则不服，互相之间言语都很重。梁漱溟以看你“有没有雅量”来刺激毛泽东，但毛泽东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表现“雅量”，他认为这里没有妥协的余地。
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火呢?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侮的悲惨状态，然而当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遍地废墟的国家。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世界的潮流，使中华民族能够挺起胸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所看到的苏联经济的发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俄国在十月革命时也很穷，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但革命胜利后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一回国就对高层干部说：“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苏联那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这个思想就凝聚成“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经济发展的目标：“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来掠取资源和资金;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严苛的经济封锁，除了苏联以外，不可能得到什么外援。作为一个农业国，主要的渠道只有来自农业的积累。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
摆在毛泽东面前有个抉择问题：如果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得不较多地取于农业和农民;如果单纯考虑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可以为执政党和他本人赢得“仁政”的美誉，但就要减少急需的资金。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毛泽东只能采取前一种政策，他不能耽搁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梁漱溟的那种言论散布出去，就会挑拨农民与共产党的关系，引起他们的不满，从而危及国家工业化的大政方针，所以毛泽东必须奋起为这个政策辩护。实际上，不光是农民，其他各阶层人民，包括工人，都在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而节衣缩食，过着紧日子。
毛泽东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然而，应该指出，毛泽东在关注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决不忽视人民群众眼前的切身利益。早在1934年，毛泽东以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第一把手的身份第一次被百姓称呼为“毛主席”的时候，他就大声疾呼：“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由此，毛泽东批评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办法，主张“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他说：“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毛泽东要求各级政府做到：“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在这场争辩的背后，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速度。可能有人会想，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放慢一点步子，也许会过得舒服些。可是，慢了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真理。一个后起的国家，如果不立下赶超的志向，那么就会永远落在别人后面而改变不了受人制约的局面。毛泽东说得很对：“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事实已经证明，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些西方列强决不会愿意让后起国家赶上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遏制，唯恐失去自己世界霸权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这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一个几乎没有基础条件的新生国家，最初打基础的工作必定是极其艰苦的，它没有高楼建起之后的辉煌，却要克服加倍的艰难、付出加倍的代价。这个重担历史地落在那一代中国人的身上，他们只有勇敢地承担起来，没有别的选择。
历史走到今天，回过头去看，今天中国的腾飞，离不开那个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就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只能发展成外国加工厂那样的受制于人的畸形经济。今天国家的安全，也离不开那个时代铸造的国防利器。如果当时因为艰难困苦就放弃努力，今天的中国甚至连核试验的权利也不会有。中国将永无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可能而时时处于其它核大国威胁的阴影之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0月毛泽东过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3亿元。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从1953年到1976年，工业年均增长11.1%。
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国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低薪制，生活用品凭票供应等等，可以说是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正如有人所说： “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换来了“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 “饮水不忘掘井人”，只看见后来的辉煌而忘却打基础时的艰辛，甚至对那个时代冷嘲热讽，吹毛求疵，百般挑剔，实在是一种可耻的忘本;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最后补充一点，尽管争辩异常激烈，但事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毛泽东的争辩是在维护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是为了争个人面子跟哪个人过不去。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自我反省道：“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其实，从这些话来看，仅仅着眼于个人的情感，他还是没有理解一个大国领袖、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一切为了国家前途考虑的宏大志愿与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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