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千人大会”的思考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其它因素，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这种情况及其严重后果直到1960年的夏天才完全反映到中央高层。就在这个时候，天灾也来了，昔日的老大哥也翻脸了，一下子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困难境地。
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巨大的压力和深深的自责，使他到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地步。中央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不得不建议他“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毛泽东不是那种在挫折与困难前面低头的人。他的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大风大浪，遭受过那么多的逆境困苦，哪一次他屈服过?这一次也一样，他很快振作起来，反思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摸清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符合实际的调整政策。
和在战争年代一样，毛泽东再一次在困境面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韧劲。
诗言志。就像在战争年代时一样，越是斗争复杂尖锐，毛泽东诗兴越浓。1961年他写了两首诗词。一首写于年9月：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另一首写于12月：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些写于困境中的诗词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面对严峻挑战所特有的越是困难斗志越强的性格特点和他战胜困难的强大的自信心。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这些举措的效果，随时准备加以调整。在60年冬十二条指示下达后，农村情况就有了起色;《农业六十条》试行后明显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61年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有所增加，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稳步上升，农民的生活也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
毛泽东很快恢复了自信。他在61年8-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
应该说，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高层集体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在8-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担任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今后是进，退就退到庐山，就是退到这里为止，这次会议以后是如何进的问题”，“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他强调:“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这代表着参会的中共高层干部的基本共识。
为了达到“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的目的，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全党的思想统一。因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召开包括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史学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为了准备七千人大会，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再次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之前，毛泽东又一连跑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多地，进一步实地考察，并且催促各省委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件事落实到位。在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已经是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了。他在会议上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了毛泽东此时的精神状态，他说：“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刘少奇之前因病在广东疗养了一个多月，在会上解释道：“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
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这是中共执政后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大会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中央委托刘少奇作的报告。经过大会反复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统一思想的要求。报告指出：“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可是，刘少奇在作口头补充报告时却没有坚持这个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更要紧的是，他完全没有提及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为了克服困难所采取的种种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形势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不论及这个扭转形势的关键因素，就不可能让大会真正树立走出困境，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决心。因此，正如不少文章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面事情的发展表明，对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导致一系列重大分歧的起因。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认为大局已定，只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形势的好转指日可待。于是他离开北京去各地巡视考察，而把中央的日常工作按照既定的一线、二线的安排交由刘少奇主持。
可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七千人大会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思想的目标。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不统一发生在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在他寄予信任和厚望的接班人身上。
七千人大会结束没几天，在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再次强调：“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在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异议，周恩来认为还是应该坚持“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判断;彭真也提出刘少奇的看法与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不合，但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这个判断不符合实际”。
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后自然十分不满。本来，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树立信心，全力以赴去克服困难，现在最高领导层就出现对形势基本判断的分歧，这接下去的仗怎么打?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找来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谈话，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再次说到：“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
在正式会议上，毛泽东说得还比较婉转，但在私下谈话时，他就说得相当直接和严厉了。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种毫不掩饰表示不满的话反映了他对自己一直在扶持并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的极大的失望。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在62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并且略带解释地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毛泽东接着插话：“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 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
客观地说，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1962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绝不是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由于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具有长周期特点的农业更是如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商业以及城市供应，政策效应会有一个滞后，因此，眼前的情况确实是十分严峻的。一些西楼会议参会者所写的回忆录，都反映会议的气氛非常凝重，刘少奇声称到了“非常时期”，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可事后再来看，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没有错，62年的年底就实现全国范围农业产量回升，63年夏，各项建设事业均呈现出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从62年到66年，连年增产，粮食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棉花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从七千人大会到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还不到三年，而不是“什么五年、八年”。然而，在当时，能看清楚整个大局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容易的。就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伟人就是伟人，他就是比一般人，包括许多很聪明的人看得更远更透。
严重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党内高层出现的这种分歧是对一个革命者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的考验。经历了革命战争那么多的坎坷和挫折，毛泽东对革命危急关头丧失信心，背弃信仰的人和事见得太多太多，他同样不能容忍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场新的战争中自己的领导团队里出现这种情况。在61年8-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把眼前的困难联系到历史上的长征: “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剩得一万多人了，吹牛皮还说有四万人，人是少了，但强了，精了，以后几年发展到120万人，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问题要认识一致，现在认识比较清楚了，一定能够搞得好，认识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
毛泽东认为，对形势的不同判断会导致路线的分歧。历史上不乏在革命低谷时看不到胜利希望而背弃革命路线的事例。毛泽东在1962年8月9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说：“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当时最高领导层中相当多的人都抱有“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的想法，一贯以谨慎务实著称的陈云就提出“分田单干”的主张，他先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等人交换了看法，只有周恩来表示不赞成。陈云面陈毛泽东后，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认为，困难时期，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是必要的，“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可以，但是革命的根本方向不能变。农村集体化是毛泽东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变革，并且在52年至56年的推进中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生产增加与社会进步的，是毛泽东引以为最值得高兴的事，所以，尽管他力主改变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绝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集体化的成果。这是毛泽东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他把这种“退却”视为一种背弃革命的行为，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由于看到“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毛泽东的心情已经从年初对战胜困难的满满信心变为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出现路线分歧的深深担忧，其中也包括对“我死了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泽东向全党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集中批评了 “黑暗风”和“单干风”，也就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和是否要坚持集体化方向这两个关键问题，并且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刘少奇在会上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也批判了“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的错误态度。
有不少文章讲到，毛泽东在这场分歧中始终坚持捍卫三面红旗。这是不是他固执己见，不愿修正错误呢?从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事情来看，不是这样，他不仅一再地作自我批评，一再地主动承担责任，而且在党内多数人尚未觉悟的情况下，首先起来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比如，改变人民公社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把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是毛泽东花了一年多功夫，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对干部苦口婆心说服教育的结果。又如，下决心把高指标压下来，毛泽东也做了许多工作。对于曾经的高指标所带来的损失，毛泽东一直以切肤之痛记为教训，在这之后的年代里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1964年5月经济形势刚好转，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马上制止：“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必须留有余地。”1965年6月，在听取三线建设汇报时，他也认为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这就是后来成为国家经济工作基本方针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那么，毛泽东要捍卫的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做出了回答。他1964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上特地加上了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坚持超越式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毛泽东所要坚持的“大跃进”的核心思想，它是与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的依附式的发展模式根本对立的发展思想。毛泽东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企图保持霸主地位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是不会甘心让中国以及任何发展中国家赶上和超过他们的，不能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支持这种超越式的发展模式。61至62年围绕着两弹一星工程是坚持下去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就是这场分歧的一个集中缩影。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巨响，震撼了全世界，也对毛泽东上述那段话给出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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