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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新华社的奇特关系：首席记者与大读者
2014-11-07 16:22:47.0 今日修改
李克勤(jixuie)题记：今天(2014-11-07)是新华社成立83周年的日子，作为新华博友我们应该庆贺这一节日。同时，十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成为毛主席，也就是“毛主席”这个称呼开始的时候，正好在新华社成立之时。新华社的老同志对毛主席怀有特别的感情，他们亲切称呼老人家是新华社的“首席记者”、“大读者”。
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这是叶坪当时红中社电台旧址。
1934年10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7年1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这是延安清凉山新华社所在地。
新华社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和毛主席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1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
可见“毛主席”这个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名字，与新华社这个中国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性现代通讯社，在历史渊源上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毛主席后来一直亲自领导着新华社的工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发挥了在新闻事业上的独特优势，在新华社历史上留下一段又一段佳话。
据《解放军报》2010年9月13日报道，1947年3月，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告别居住10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当时，随行毛泽东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军委作战部，一支是新华社。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新华社先后播发了毛泽东起草或修改的《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135旅被歼》、《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等几十篇评论稿件。
由此，毛泽东被新华社的同志亲切地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级别最高的记者”。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另外根据新华社的“社史资料”，1948年3月9日，毛泽东在胡乔木送审的稿件上批示：“请乔木将此件(《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毛泽东对新华社工作指导的细致入微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作为新华社的“首席记者”，1948年秋，毛泽东运用舆论武器发动宣传攻势，吓退傅作义大军，导演了一幕中国现代史上的“空城计”，成为一段佳话。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新闻写作的高峰期。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稿件总数达百篇以上。这些气势磅礴的新闻稿成为当时各解放战场的指导性文件，《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等许多作品迄今广为传颂，堪称新闻经典。
“毛主席亲自撰稿，文笔犀利、痛快淋漓。”新华社老社长朱穆之曾回忆道，“他教我们写稿，我受益不浅。”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华社的工作领导，对新闻工作者的关心爱护，有了新的发展。
1950年4月13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向新闻工作者讲话。图为毛主席讲话。右起：朱德、胡乔木、范长江同志。
1956年4月2日，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出席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代表第一排右起第一人就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同志。
《党史博览》2008年04期登过一篇张辛民的文章《“大读者”和新华社的国际参考报道》，生动地描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两位“大读者”的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列举一段“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三回不同评估，新华社的参考报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我们知道毛主席曾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至少作出过三回不同评估。
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这三回评估，当然不是单单根据参考报道提供的信息作出来的，但是参考报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时刻或缺的。
我们这些人要说比较系统了解世界大事，小时候是从大人们订阅的由新华社办的《参考消息》开始的。《参考消息》是新华社主办的一份独特的报纸，主要摘登外国以及台湾、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通讯社和报刊的文章与消息。《参考消息》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刊。
毛主席从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诞生的1931 年，到他去世的1976年，在长达45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非常重视参考报道。他把参考报道作为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敌情的重要渠道，并以此作为培养与锻炼党内外干部的重要工具。
他对参考报道的许多重要指示及在革命斗争中运用参考材料的高超艺术和典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参考报道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重要的情报来源和决策依据。在延安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多次说，“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抄收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
毛主席1944年10月4日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人员时说：
“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的方面来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这体现了毛主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参考报道数量不断扩大。从1955年3月1日起，在继续出版《参考消息》的同时，创刊《参考资料》。毛主席虽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但对《参考资料》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除秘书从中挑选出重要文章推荐给他阅读外，他坚持亲自阅读这一每天多达15到20多万字的刊物。
他在1959年3月说：
“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是《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
毛主席阅读《参考资料》非常认真仔细。每每遇到重要之处，总是划线或圈点;有疑问处则打问题或写下质疑;有差错还认真地予以修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作眉批旁注，并推荐给其他领导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
在这些批注中，毛主席鲜明的立场观点和对问题的透彻观察，跃然纸上。
以他看过的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参考资料》为例，有20篇文章有他的眉批旁注，文内留下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有长有短的杠杠线线。
这里请注意阿登纳，他是战后西德第一位总理，他那个时候对新中国的看法，已经开始脱离美国主流。
毛主席给予了密切关注。
由此，我们看到毛主席的政治敏感性。
在这么多资料里，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作出判断，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
如今的官员，又有多少愿意这么去花力气呢?
毛主席还一直把《参考资料》作为他增加知识的重要“教材”。1971年到外地巡视途中，他对各地负责人谈话时说：
“我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毛主席其实也是在引导干部要多读书，多了解国际局势。
这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具体做派。
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对各部门负责人讲话时说：“毛主席说，他要学点新知识，主要靠两本《参考资料》。”
一生酷爱读书、知识渊博的毛主席，在阅读《参考资料》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求知好学欲望。由于读得认真仔细，他总是握有丰富的、新鲜的国际知识。
同他交谈过的许多外国名人，对他关于世界局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国际知识，都表示钦佩和惊异。
尼克松、基辛格，以后许多西方政要都曾经为此发出过感叹。
周总理生前曾经说：“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最初就是为“大读者”办的，“大读者”主要就是指毛主席和周总理。因为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人，太需要参考报道了，尤其是在当年处在那种被封锁、被包围的环境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国家封锁、包围中国，参考报道仍然不能取消，而且需要了解的方面、领域比过去更多了。
国际参考报道的读者，也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扩大到全国的高级干部，包括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大约有2000人。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接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一年，毛主席经过反复思考，感到对社会封锁国际时事信息是一种“愚民政策”，会对国家带来危害，因而下决心办《参考消息》，使全国党内外的中层干部和在校大学生都能及时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每天发生的大事，而且消息来源都是外国人自己说的。
从此，参考报道也就有了广大的来自普通干部、知识分子的读者群。
1957年春天，毛主席在包括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接连阐述为什么扩大发行《参考消息》。
他说：
“这是为了锻炼我们。党内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样的。有人说这样会乱，不会乱的。”“就是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长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他关于出版反面材料的“种牛痘”的论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哲理，“种牛痘”似是“放毒”，实为“抗毒”，使读者“产生一种免疫力”。
《参考消息》遵照“种牛痘”的思想办报，刊登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材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的政治风浪中，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出政治上相当强的免疫力，参考报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参考报道对人们开阔眼界、开放思想产生的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众所称道的。
《参考消息》的历史被誉为“领先开放的光荣历史”。
1970年代初，《参考消息》在中国的读者群扩大到党的每个基层支部，包括工厂、农村、连队。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组织起来的群落，都能看到《参考消息》了。
周总理1973年9月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说：“《参考消息》数量很大，不是几十万份，而是几百万份。……毛主席说还太少。照主席的意见发几千万份才好。”
新华社和有关各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参考消息》的订数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已达到870多万份。
《参考消息》的发行份数，远远超出国内任何一家日报，在世界上也属少有。《参考消息》在20多年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大力提倡，起了极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消息》出版发行问题受到毛主席如此重视和关心，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新闻史中独树一帜。
参考链接：
为什么毛主席在西方世界有话语权?
毛主席逝世党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日本政要大平正芳认为毛主席逝世的巨大影响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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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我是21世纪初开始系统研究毛泽东文化的，我的新华博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内容。2010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作了初步概述。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毛泽东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人用理性的方式审慎看待我们对于毛主席的热爱，这是带有必然性的现象。因为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作为一个人，经受了前无古人的质疑、批判，甚至谩骂、诋毁。辩证地看，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毛泽东无疑成了一个标杆——一个经受得起实践检验的人，无疑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个大好人——一个培育好人的好人。
我们不排除有伪装好人的人，混在热爱毛主席的人群中，但这个群体毕竟好人多。这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的。
我在开了微信公众号之后，又写了一些研究毛泽东文化的文章，这里把一些新的想法说法简单介绍如下：
(1)
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明显加快，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来不及感受就擦肩而过。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吃到许许多多过去恐怕几辈子都不可能看到吃到的东西。这样，我们的感觉就会变得不难么敏感，也就是说我们的感觉就变得迟钝起来。例如，现在就有审美疲劳一说。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探险，要敢于挑战极限，发现那些过去不曾发现的美。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改造社会，减少和消除促使人的敏感性下降的因素。这两方面，我们都要从毛主席那里来悟道。因为，一方面，毛主席继承了马恩列斯的优良传统，对现代社会作了系统性的批评思考，从而构建起以四个现代化为器的现代社会，这种器是有道指引的，是有根基的。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是一位伟大的探险者，我曾经用勇气文化概述之。
(2)
有爱就有恨，这是自然存在的现象。这么多人热爱毛主席，当然会有人恨毛主席，这是必然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人恨，那么说明什么呢?并不是此人多么伟大，而是此人要么没有干什么事情，十份平庸，要么就是十分圆滑。真正有作为的政治家，必然会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会遭人记恨。历史上的法家，就是这样的人。毛主席对法家的评价一直很高，他称秦始皇是法家，称曹操也是法家，这样的人在历史上背了不少骂名。不过，到了新中国就与过去不完全一样了。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形成了一种文化，人们逐渐具有了鉴别真假、美丑的能力，有很多普通人也开始学懂弄通马列主义，这样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仇恨毛主席的人虽然用了种种手段蒙蔽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时期他们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些人的鬼蜮伎俩终究没有得逞。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功能在悄悄发挥作用。今天对此，我们完全想得通，我们在毛泽东文化里会发现很多令人感到神奇的道器变通。
(3)
过去我们在看《参考消息》的时候，也见过一些攻击我们的言论，不过相对来说那些东西还是比较文雅的。毛主席逝世后，尤其是当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的确大开眼界——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用各种各样的龌龊语言，恶毒攻击新中国，其手段之卑劣，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实际上，这些手段，在旧中国早就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比较习惯于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对手，再进一步说，这些也是国内外反动派管用的手法。毛主席当年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应柳亚子先生之邀，书写了一首《沁园春·雪》相赠。山城重庆的民主人士如获至宝，就在报纸上发表，结果国民党反动文人演了一场闹剧。毛主席回到延安以后，针对那些反动文人的言行说一这样的话“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这种说法，不乏幽默感，同时又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还有诗人政治家的恢弘气度。
(4)
一个国家强大了，就可谓国强了。国强，是结果，当然就有器物外显出来，这就是国强之器。由国强之器，再来感悟其国强的内在缘由，这也就是对感悟强国之道的描述。这也就是说，在道器变通体系里，悟道，是由器而道，从物质到精神。道，总是会有载体的。当然，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不能只看器，而要道器结合来看。由于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就先要由器而道——由器而悟道，然后才能在观念上道器结合，形成想法说出来，去描述那个在道指引下——器的形成过程——把过去曾经有过的并且行得通的做法描述清楚。这里就来尝试描述毛主席当年怎样用强国之道，建成新中国国强之器的过程，这里当然还是通过描述毛主席的想法如何想得通，说法如何说得通，做法如何行得通——实际上就是尝试从整体上描述毛主席如何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道器变通的过程。
(5)
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我们中国在其中有着独特的优势。我们的老祖宗总结了中医药这个体系，这是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的秘诀，到了新中国，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以战胜血吸虫以及霍乱、鼠疫、天花等传染病为标志，形成了一整套战役、抗疫、防疫体系，其中深入人心的想法说法做法，经过应对新冠疫情的实践验证，那也是想得通说得通想得通的道器变通。这套体系，是毛泽东文化的内容，唯有在毛主席阳光雨露哺育下才会有，才会存在，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6)
毛主席强国之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道层面融合了中医医道及中华文化之精华，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入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境界——不仅是道器结合，而且有大批深谙此道的人——干部和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用劳动，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后形成战疫、抗疫、防疫的完整系统的体系。这个体系在1950年代后期，毛主席写作两首《七律·送瘟神》的时候，就建成了，也就是说，毛主席强国之道，此时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强之器在中国就有了。这是属于全人类的道器变通杰作。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国强之器，依然在护佑中华，那是我们应对凶恶瘟疫的法宝，是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我们要珍惜这国强之器，为此不能不悟道，不能对毛主席强国之道，有所领悟，深刻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毛主席不在的时候，自主自律，自信自强。只有自主自律，自信自强，才能不受歪嘴和尚念歪经的影响。才能分清敌友，鉴别香花和毒草。毛主席强国之道与国强之器是密不可分，道器结合，方能道器变通。简单说：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思想不健康，必然导致瘟疫流行。毛主席最强的地方，就是让广大干部群众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切身感受到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让全中国思想健康化。
(7)
一个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一般是在这个人去世若干年后，才能下结论的。这是常识。因为政界领袖人物在世的时候，常常聚焦于媒体，所以具有得天独厚的影响他人的优势，这个时候的影响力，带有明星的成分。那么考察这类人物的影响力，最好还是待某人去世后，而且一般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他的影响力，才能反映出真实可信的情况来。毛主席逝世整整45年了，现在我们凭感觉就可以下结论，他似乎没有走远，仿佛在就在我们身边。每遇大事发生，尤其是当事关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突发事件出现时，人们就会想起他，关键时候要转危为安依然离不开他的那些想法说法和做法，人们依然坚信他的那“三法”是“三通”的——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实践反复证明，他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探索实践，是超越时空的道器变通。不管是喜欢他的人，还是那些恨他的人，不得不经常谈论他，这就是他独特的影响力。他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有多大?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对历史，对世界的影响，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8)
当毛泽东文化被淡化的时候，人们更加怀念他。人们始终忘不了他。这不得不让人承认，这也是毛泽东文化。如此文化现象，更让恨他的人更加害怕。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在历史大变局里，就这样不断被人的认识理解所深化。人们切实从中得到了精神的升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几十年奇妙的道器变通之变——道与器的变与化。
(9)
毛主席的优势在于，他比蒋介石更懂得群众的力量，他比斯大林更擅长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他坚决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精英治国理念，义无反顾走群众路线。这独特的路线，不仅在军事上起到打败蒋介石的作用，不仅在内政上创造了大庆、大寨这样工业农业旗帜，而且在外交上实现了连一向善于预测的毛主席本人都想不到的那么快突破。也就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也随之国际化了。今天我们还要突出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那就是在此之前，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是联合国的六种正式语文。但是蒋介石的代表一直在那里讲英文，不讲中文。直到新中国的代表名正言顺走上联合国舞台时，联合国的那些中文翻译才有了事干。不过，这也标志着，中文背后的新中国的强大。可以说，是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才奠定了中文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10)
无论是热爱毛泽东的人，还是仇恨他的人，都切身的感受到他没有死，他依然活着，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有意思的是，爱者，因为恨者而更爱;恨者因为爱者更爱，而更怕。这样爱者越来越觉得自己爱的对，从而爱的更深;恨者左右为难，不恨吧，不甘心，恨吧，搞得事与愿违——别人因为自己的恨而更爱。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那些恨毛泽东的人，成了人们更加热爱毛泽东的原因。历史无情地提示这样的问题：你还要恨他吗?你恨他的目的难道是让更多的人更加爱他吗?难道你还不明白毛泽东的本事有多大吗?
参考
我的新华博客获湖北省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回顾
毛主席亲自改定新华社社论：明确上海的历史定位(1949年5月29日)
“五一口号”缘起新华社长带“屁”字诙谐电报(1948)
毛主席为何那么喜欢梅花：读好友桦林雪新诗有感
远望白帆海浪间，碧空如洗彩云闲：和隐形老鸥《远望》
和北岭：夕阳渔歌 和漠漠孤烟《五绝·白云小草》和兰台放歌《蔷薇花》
凡尘迷雾，遮蔽平常路妙笔生辉韵律茶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小时候通过看《参考消息》，了解了世界，了解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尤其是了解了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对中国的偏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都被说成是好的。
我们当年可不是盲目阅读的，是有立场阅读，是有方法阅读的，是有观点也读出观点的。
这就是学习社会的阅读方式。
根本的在于有中国立场，有社会主义立场。
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的开放程度——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新闻上，有如此的开放?
因为毛主席有超越西方国家的思维和思想，所以他比西方国家更有胆量更加开放。
因为毛主席有超越西方国家的新闻开放，所以，他就有了超越西方国家的话语权。
因为毛主席有超越时空的胸怀，气魄，胆识，所以他总是能够抓住时代脉搏，总是能够高瞻远瞩。
在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参考消息》，知道了我们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在国际上的威望——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在职总统、总理、首相，全部发表声明或者谈话，几乎所有在野的政要也用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联合国下半旗致哀!
我们那个时候切实感受到，毛主席是世界级的领袖人物。
毛主席为全体中国人，赢得了近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尊严，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们当时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发自肺腑的，是真心的。
今天依然如此。
这是中国人的尊严需要，是中国的生存需要。
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忽视：毛主席讲的话，西方世界不得不听。
这就是中国话语权的集中体现。
重温这段历史，清晰地说明，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自指导、大力推动新闻宣传工作，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撰写新闻、时评和社论，被之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级别最高的记者”，这无疑为我们的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也引发了我们这些新华网的博友的一些感慨和思考。
我在新华网经过近7年的坚持不懈的写作，有幸在新华网认识了一批版主和博主，其中有一部分曾经有过十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要说的是，今年以来新华网的组织工作有了很大起色，我们也希望这种势头继续发扬光大!
今天借新华社成立83周年这个节日，衷心祝大家身体健康，写作愉快!
祝新华网越办越好!
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中国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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