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到高岗事件之前只见过有"路线斗争"，没见过有"反党集团"。从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起才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个"新生事物"。以前的路线斗争都算政见之争，不曾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不曾见按敌我矛盾处理，而且只涉及代表人物，不牵连追随者。代表人物只要承认错误同意改正就能继续任职。"反党集团"则按敌我矛盾处理，沾上了就不得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一牵连一大串。
高岗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高岗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小平。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小平则告发了高岗。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都是中共北方局的老关系，谁敢说邓小平调中央不是刘少奇蓄意布的局？）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
高岗一事开了个先例：反对刘少奇个人就是"反党"，即便大政方针上没有分歧。而主持会议给高岗定性的人正是刘少奇本人。从此中共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一术语，开创了反对某个人就会变成敌我矛盾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仔细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
第二年，1953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
第三年，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四年，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五年，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第六年，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
第七年，1958年，邓小平任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刘伯承挨整，粟裕挨整。
第八年，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整。
注意这个时间关系：刘少奇、邓小平1956年主持一线工作之后，三年内四大野战军的四个军事指挥主官被整倒了三个，平均一年一个。除了林彪因病身免，凡当时在职"做事"的三个名将名帅一个也没跑掉。而所有这些军事指挥员的挨整全部都与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直接有关。算上1953年的高岗事件，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告发高岗的是邓小平--又与刘邓直接有关。高岗也是军事指挥员出身，与彭德怀关系密切。怎么邓小平进中央之前中央从来没那么多事，从来不曾有过"反党集团"？邓小平一进中央，立刻接二连三出事：1952年邓小平进中央，1953年告发高岗，1954年高岗倒台，1956年邓小平当总书记主持一线工作，1957年邓小平主持反右，1958年邓小平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整倒刘伯承、粟裕，1959年刘少奇整倒彭德怀--这是偶然的吗？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玩弄权术、整肃功臣。这种说法无论往好了想还是往坏了想都站不住脚。
往好了想：毛泽东自1956年"八大"起便退居二线，把刘少奇当作接班人培养使用，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一线工作。1961年毛泽东当面告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可见至少到1961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充分信任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威信。既然如此，那一切问题就都按"自己人"的内部问题处理，那么第一，毛泽东即便与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按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组织原则办事："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上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必须保持一致，不能公开暴露分歧。第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反映的情况，除非明显荒谬，身居二线、不直接接触每项具体事物的毛泽东没有理由无端怀疑--假如你是警察局长，你派出巡警巡逻，巡逻中巡警向你报告发现情况，只要报告的情况不是特别荒谬，你信是不信？第三，毛泽东历来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都要勇于斗争。如果自己充分信任的主管干部报告部下有错误观点错误倾向，要求开展这种思想斗争，只要给出的根据充分，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有什么理由反对？毛泽东只能在发现情况明显荒谬时予以干预--实际上毛泽东始终坚持把住了最后一道关：不得混淆敌我，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无论是粟裕、刘伯承还是彭德怀，毛泽东都没有逾越这条底线。（即便是对高岗，毛泽东也依然是这个态度--据《高饶事件始末》，毛泽东并没有打算把高岗一棍子打死，还想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1955年 3月31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讲话时说高岗的问题是"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并未说高岗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反党。）仅仅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些片言只句便说是毛泽东在玩权术整人，那第一是混淆是非：把思想上的是非之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故意歪曲成"整人"。第二是断章取义：毛泽东的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讲的？跟谁讲的？针对什么具体问题讲的？上下文是什么？是基于谁向毛泽东反映的什么样的情况讲的？不说清这些，谁知道毛泽东原话是针对什么性质的情况说的，适用于什么条件？谁知道毛泽东的本意是不是确实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回复某人做某事的要求"与"毛泽东要求做某事"不是一回事。邓小平不是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吗？如果不"完整地、准确地"交代清楚毛泽东说的某句话的实际背景和条件，仅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凭空抽象出毛泽东的某句话就下结论"毛泽东蓄意玩弄权术整人"纯属断章取义，纯属利用断章取义妖魔化毛泽东。第三是故意刁难：一面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一面又指责毛泽东为什么不当神，为什么不能一拍脑袋掐指一算就算出自己信任的主管干部关于某某某出了什么什么问题的汇报全是假的，为什么不能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汇报、坐在二线就对一线的一切未卜先知、洞察一切 --有这么无赖的逻辑吗？
实际上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不论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邓小平整那三个将帅与否都是"阴谋"：按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就是"毛泽东要整人"；否决，就是"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要存心妖魔化毛泽东，怎么着都能说歪了。
往坏了想：认定毛泽东是弄权术整人同样说不通：如果毛泽东弄权术整人，那目的只能是为了巩固个人权位。既然为了巩固个人权位，那部下越矛盾重重越好，越四分五裂越好--就象"蒋委员长"驭下，军统、中统、黄埔系、浙江人、政学系、CC、蓝衣社……制造的派系越多越好，矛盾越大越好，部下都成了《红楼梦》里贾探春说的"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自己才能坐收渔翁之利，才能巩固权位。如果毛泽东当真在玩弄权术，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利用彭德怀整倒刘伯承、粟裕，那岂不在消灭派系、让彭德怀一家独大吗？那岂不严重违背权术里"制造派系、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原则了吗？那对巩固自己的权位有什么好处？而且如果真的要整人、巩固军权，那干嘛要整粟裕？没整完元帅，哪轮得着大将？况且粟裕是毛泽东的警卫出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战功赫赫。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那粟裕才是最理想的亲信，利用粟裕制衡老帅才是最合权术逻辑的做法--有几个独裁者会放着"异己"元帅不碰却拿自己嫡系的"御前带刀侍卫"开刀？
（1）．是谁整彭德怀？
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根据如下：
第一，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又正受重用，没有理由反对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本看不出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提出的问题都是具体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负责具体贯彻执行的不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而是主持一线的刘少奇。
第二，对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一切问题必须负责的是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大跃进贯彻执行中的问题，真正戳到疼处的是刘少奇。
第三，历史上彭德怀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关系恶劣。高岗反刘少奇，彭德怀默许。说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满不合逻辑，说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满合乎逻辑。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崇高，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那么多高级将领，说对毛泽东都不敬不可能，但说对刘少奇都不敬则毫不奇怪。
第四，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第五，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见整彭德怀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而且" 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哪些"领导同志"？能向毛泽东"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能"许多人同彭德怀吵"的，除了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还能有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第六，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身为接班人却军中无人，自然有充足的欲望清除军内异己抓到兵权，有充分的利益需要整垮军内不买自己帐的头号人物彭德怀、清洗军中的反对派和不可靠分子。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 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这"许多同志"显然首先要数刘少奇：除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谁会在"毛泽东之后"对彭德怀"有恐慌感"、惟恐"难对付你"、"有此顾虑"？除了刘少奇，谁能让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出"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接班人都怕你，我死之后怎么办"之类话？
第七，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另外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杨尚昆谈庐山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120130.html）
刘少奇这些话充分证明整彭德怀的是他：彭德怀"不算犯错误"还得倒台，可见"反对大跃进"、"右倾"等等根本不是彭德怀倒台的真正原因，只是借口。所谓毛泽东因彭德怀"右倾"、"反毛泽东"要整垮彭德坏之类"理由"也就不攻自破。真正整彭德怀的原因是刘少奇要算高岗的老帐。只有刘少奇最有充分的理由对反对自己的高岗耿耿于怀，对与高岗历史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怀恨在心。整垮彭德怀既符合刘少奇报复心理，又符合刘少奇清除异己掌握军队巩固权位的需要。所以刘少奇才会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相形之下所谓"毛泽东整彭德怀"的"理由"极其苍白无力，根本站不住脚。（1966年 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真正整彭德怀的是谁。）
刘少奇在这里突如其来就给彭德怀新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大帽子--庐山会议决议中没有、他私自强加给彭德怀的吓人的大帽子--整高岗时说高岗"里通外国"，整粟裕时说粟裕"里通外国"，整彭德怀时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时也没有说他"里通外国"，可见爱用"里通外国"这一罪名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毫无证据、舌头一翻就把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铁血军人说成"里通外国"，这不叫整人叫什么？这不叫玩弄权术叫什么？
（2）．谁整刘伯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1月6日登载的文章"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风波中的四大元帅"说："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意思是整刘伯承的是彭德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06/content_10315124.htm）
但这篇文章同时给出了以下事实：
第一，1956年8月25日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直到1956 年11月30日，彭德怀收到邓小平批转的第二封关于"教条主义"的信才开始动作。--如果彭德怀憋着劲要整刘伯承，收到第一封信就可以动手了，为什么彭德怀一开始毫无动作，直到邓小平插手？这里边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背景？
第二，当时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而不是彭德怀。--出了问题是现场总指挥的责任，还是具体执行人的责任？
第三，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而实际结果呢？"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尽管"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还不得不"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这是谁的责任？毛泽东明确指示"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为什么结果恰恰相反？"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是一句无头告示，回避了责任人--既然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说"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那如果是彭德怀强迫刘帅抱病检讨，则根本用不着隐瞒。不肯说责任人名字，自然是因为犯忌讳。但是文章煞费苦心藏着掖着不说又瞒得过谁？谁的"领导小组组长"谁的责任--"县官不如现管"，凭其"现管"的职权难道连保护刘伯承不必亲临现场检讨这样的事都做不了？
工作分歧产生矛盾是正常现象。夫妻都免不了拌嘴吵架。盲目学外国、搞教条主义确实有历史教训。如果说对此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人"，那就等于说夫妻之间不能吵嘴，否则就是要闹离婚。毛泽东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就是为了弄清是非，以利工作，本来就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把刘伯承打倒。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整人"，是挑拨离间；把彭德怀与其他将帅之间的工作分歧上纲上线火上加油，是挑拨离间；无限夸大这种工作分歧，罗织罪名向毛泽东诬告刘伯承、粟裕，更是挑拨离间--孙子兵法中的"反间"计。别忘了孙子兵法的结论："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毛泽东本来就没打算打倒刘伯承，邓小平所谓"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之说从何说起？如果真要保护，那为什么凭"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这个"现管"的实权连保护刘伯承免于抱病出席会议检查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人身保护都不肯做？
第四，从文章的描述看，"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领导下的"反教条主义"跟"文化大革命"颇为相似："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如果去掉"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这个标题，说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也照样贴切。可见"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丑恶情况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创，早在8年前在邓小平这个"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反教条主义"时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算在毛泽东头上。（也可以看出是谁一贯整人。）
第五，文章只描述彭德怀如何如何"过激"、如何如何"极端"，却没有说明彭德怀这些言行是工作分歧的结果，还是别人挑拨离间的结果--如果"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等顶头上司带头上纲上线、挑拨离间，那矛盾激化是谁的责任？
第六，彭徳怀疾恶如仇，做事认真，工作中不免得罪人。但彭德怀没有个人野心，说彭德怀整刘伯承找不到个人动机。但有些人则不然：本来平级，资历又浅得多，突然成了同僚的上级，不把昔日平起平坐的搭档整垮怎么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怎么能坐稳权位？--皇子即位，头一件事就是防范自己的兄弟：本来平起平坐，现在突然高人一等，不防范给个下马威可能吗？利用彭德怀与其他将帅之间的工作分歧挑拨离间，制造出个"彭德怀整刘伯承"的表面现象，在军内制造纠纷、孤立彭德怀，为一年后打倒彭德怀打下伏笔、扫清障碍、预做准备--这样看才更合逻辑。彭德怀驰骋疆场杀伐决断，君子坦荡荡，哪想得到自己早被一要报高岗一箭之仇二要清洗军中异己的野心家盯上了？
第七，刘少奇把彭德怀跟高岗算成一个"反党集团"。如今谁都平反，唯独高岗不平反--这说明给彭德怀平反是假的，是反毛的需要：以为可以把整彭德怀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所以给彭德怀平反，否则照样不平反--属于同一个"反党集团"的高岗不就坚决不平反吗？给高岗平反，整高岗的刘少奇的帐怎么算？告发高岗的人的帐怎么算？平反不平反的着眼点是妖魔化毛泽东：给彭德怀平反是认为这有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不给高岗平反是认为这不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为转移--"饿死三千万"的省委书记能平反，不利于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的高岗却不能平反，"饿死百姓事小，不利刘邓事大"。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3）．谁整粟裕？
1958年粟裕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向党要权"、"告洋状"。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邓小平通知粟裕：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不必到部队去跑了--明令粟裕从此不得接触部队。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是这样形容的："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这显然是在将帅之间挑拨离间。整彭德怀时如此挑拨粟裕，当初整粟裕时还不知怎么挑拨的彭德怀呢。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粟裕光明磊落不上当，既是幸，也是不幸。幸：没有被利用当枪使。不幸：不为所用，平反自然遥遥无期。）
究竟谁整粟裕？为什么？
如果说是毛泽东整粟裕，那么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粟裕就该平反了。如果说是跟粟裕"搞不好关系"的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整粟裕，但陈毅1972年去世，聂荣臻1992年去世，彭德怀1959年以后就不管事。也就是说，最迟到1992年就不应该有人阻挠为粟裕平反。事实是粟裕迄今没有正式平反。在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o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传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什么人做梗，连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杨尚昆都"只能先办成这样"？）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文章《追忆粟裕同志》，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跟当初给处分、专门下文件、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的严厉处理相比，跟粟裕的平反要求"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相比，这一切羞羞答答只能算是变相平反，不是正式平反--给其他人的平反都没有这样躲躲闪闪的。关键还是"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1958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粟裕挨整是他当年的"政绩"。
更重要的是，粟裕的彻底平反涉及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
网友"云淡水暖"的文章《淮海战役究竟是谁指挥的？》（见附录一）说明解放军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员是粟裕。自从粟裕蒙冤，军史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笼而统之地改为"华东野战军"、" 华野首长"如何如何，根本不提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被从历史上抹去。而解放军三大战役中最大的淮海战役的军事指挥员也从粟裕变成了"前敌总书记邓小平"。
如果给粟裕彻底平反，就势必承认他的历史功绩，就势必承认他是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员，就势必推翻邓小平的一个结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究竟是谁冒功，要把指挥淮海战役的功劳归于自己？
有关资料"云淡水暖"的文章里说了不少，网上可查的更多，不赘述。但是从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这同一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不妥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不妥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就能指挥解放军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队80万人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得如此轻松，如此愉快，既不用亲临前线也不用担惊受怕，既没有绞尽脑汁也没有呕心沥血，这是不是也太神了？
粟裕的平反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历史的事实和指挥淮海战役的战功，更涉及了当前的权力。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发表于1989年11月20日--"89风波"刚过，是最需要把握兵权、控制军心的时候，最怕的是军心不稳、军队不服。要巩固军心，最有效的办法是证明自己战功赫赫，战无不胜，用有目共睹的战功说话。
关联阅读（一）：
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风波中的四大元帅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
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冒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军队里叫得很响。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明确提出： “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伯承的苏联顾问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刘伯承很重视这些情况，专门到战役系党支部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1956年，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
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南京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4个系，其中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学员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秦基伟、廖汉生、温玉成、李作鹏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因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引起他开始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彭德怀的讲话留下历史遗憾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这篇讲话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篇讲话，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这篇讲话，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同时，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彭德怀的话是发自内心，也是有所指。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能幸免。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3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作了检讨发言。 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他说：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四年后彭德怀意识到错批刘伯承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反教条主义”以后，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并且继续挨不完的批判，作不完的检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影响了他军事教育才能的充分发挥。随后钟期光也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苏联治疗，回国后叶剑英把他要到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也是降了级。全军许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诬为“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好同志后来含冤死去。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员，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批判后而被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使我军在建国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挫折在随即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当权之后，更是恶性发展，在“突出政治”的冲击和“文革”浩劫的扫荡下，多数院校被砍，军事训练名存实亡，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基本停顿，造成了无法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本来，刘伯承对彭德怀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泽东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但彭德怀1957 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伯承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如此重大问题，事先事后均未与刘伯承通气，急速报告毛泽东，不料又被林彪等人所利用，参与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军性的“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迫使重病在身的刘伯承进京检讨。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总结发言是彭德怀宣读的。他的这篇发言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为当年蒙冤戴上“教条主义”帽子的同志摘帽，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1980年初秋的一天，新上任的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来到邓小平的家，就总参的工作向邓小平汇报，并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他们都有些为难。邓小平听后当即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坦然地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 邓小平的这番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为在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将帅恢复名誉，终于排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1986 年10 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邓小平至为悲痛，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0 月16日，在刘伯承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尹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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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谈庐山会议
作者：苏维民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 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 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 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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