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
专列中午到醴陵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万里晴空，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十二辆小车整齐排列在“九所”大院。
第一辆车是前导车，全部是警卫人员，身背无线电发报机。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器材，但仅隔两个山沟就听不见信号，与现在的通信设备更不能相比。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周福明也坐在这辆车上。
第二辆是毛泽东所乘浅灰色“吉姆”车，司机赵毅雍。时年38岁。赵毅雍1957年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驾驶技术精湛。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就是他为老人家开的车。其后毛泽东每次到长沙，都是赵毅雍开车。赵毅雍开车很平稳，张平化曾夸奖道，小车里放一碗水过铁道，赵毅雍都可以一滴水不泼出来。赵毅雍是张平化的专职司机，这次自然“割爱”。第二辆车副驾驶座坐的是中央警卫团毛泽东的卫士王宇清，毛泽东坐在后座，旁边坐的是护士长吴旭君。
据王宇清生前撰文回忆：这次出发之前，汪东兴召集工作人员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布置工作，交代任务。毛主席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用车，能合并坐车的尽量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这次上井冈山，北京随行警卫人员、工作人员都不多，此时分别坐在不同的车上。
第三辆车是一辆黑色“吉姆”车，司机是赵毅雍的弟弟赵林雍。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坐在副驾驶座，汪东兴和张平化坐在后座。赵林雍也是一位技术出众的老司机，1956年底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开车，平日为省委领导谭余葆开专车。1958年毛泽东来长沙，是他开的车。1958年冬天，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到韶山和平江，都是他开车。那几年周总理多次来长沙，赵林雍也常常为总理开车。他回忆，小车快到80码，总理还看表，问能不能再快点。
张平化夫人唐慕兰坐在第四辆车上。
这十二辆车包括两辆工作车(面包车)，一辆专门装毛泽东的书箱、木板和其他生活用品，一辆是通信器材之类。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科长就坐在生活用品工作车上。这辆工作车由接待处张庆祥开。
这十二辆车湖南省委接待处安排了十三位司机，他们是曾正元、刘运泉、赵毅雍、彭仕元、陈心安、凌清刚、张新南、邓运田、雷中玉、李炳容、张庆祥、王成贵、赵林雍。
十二辆车组成的小车队中午十一时许从九所出发，直奔大托铺毛泽东专列停靠处。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湖南省相关领导登上专列。
事后，张平化夫妇曾对老秘书梅永禄谈及：
主席邀请他们夫妇一起坐进专列会议室车厢休息。毛泽东专列会议室，唐慕兰是第一次看见，它和一般单位的小会议室差不多大，一条会议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中间放着烟缸、水瓶，没有鲜花，也没有点心。桌子周边摆满了折叠式木椅。
主席坐了下来，手指身边，唐慕兰挨着张平化坐在主席的右边。专列上的服务员为他们倒了水。
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主席说，1920年11月，他利用一次休假到株洲、醴陵、萍乡进行考察，对这次萍浏醴起义的爆发和失败有了新认识。
萍浏醴起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秋收起义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也是讲造反有理。这个地区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送出不少人才。
张平化心里默默地数着萍浏醴地区的英杰和名人：醴陵有程潜、陈明仁、李明灏、李立三、左权、张子意、宋时轮、杨得志……;李立三、左权、张子意、宋时轮都是渌江书院的学生，大革命时期醴陵农会委员长孙筱山曾经是渌江书院的老师，对他们深有影响。黄埔军校还有一批醴陵的高才生;萍乡有张国焘、何克全(凯丰)……浏阳有胡耀邦、杨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里离这里也不过百里……张平化心服地看着毛泽东，不安地想到自己一直没有从萍浏醴起义的历史角度思考过农民运动，思考过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更没有将这个地区与井冈山根据地在历史渊源上联系起来。他钦佩地望着毛泽东。
主席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往东连接着株洲、醴陵，连接着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泽东缓缓地说：1927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他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车轮滚滚，窗外无声的风景与车厢内毛泽东有声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1927年“八七会议”和 8月底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布置了铁路起义计划。当晚，从株洲再去安源。工人朋友掩护他在安源张家湾一个矮房子里住了下来。
在离这个小屋不远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毛泽东召集厂秋收起义前夕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潘心源、王新亚、蔡以忱、宁迪卿、杨骏等人，决定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四个团，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他原是平江义勇军队长。
第一团由武汉警卫团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及平江农民武装组成，团长钟文璋，党代表彭商仁;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井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党代表是张明生;第三团由驻铜鼓县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和警卫团各一部组成，团长苏先俊，苏先俊原是浏阳义勇军队长，三团党代表是潘心源。夏斗寅的旧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没有派党代表。
会议上决定了暴动的路线、时间等事宜。师部决定设在第一团所地修水。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向湖南省委写信，汇报了相关情况，6日和潘心源一起前往三团所在地铜鼓县。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直认为，毛泽东就是从安源这次会议参加者王新亚嘴里，第一次知道了井冈山这个可以打游击的地方。会上王新亚介绍了永新和安福宁冈农民自卫军一起攻下永新县城，永新、宁冈自卫军又退往井冈山。井冈山无形中扎进毛泽东的脑海。成为安源会议制定军事行动时考虑有进有退的支点，会议由此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后路”。(2003年7月8日贺敏学外甥邱仙元口述)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专列在历史的回顾(回放)中没有驶向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所在地安源，下午2点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汪东兴先下车，毛泽东没有要他们扶，自己跨下车来。
1965年年醴陵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是老关火车站，通东西线火车;一个是阳三石车站，通南北线火车。阳三石火车站离老关火车站8里地，离今天醴陵火车站5里地。李立三故居就在阳三石车站对面不到200米处。1921年冬，毛泽东第二次去安源，是和李立三一起去的，就是从长沙到达阳三石火车站，再徒步到老关火车站乘车的。毛泽东当年去过李立三老家福建圩吗?
醴陵阳三石火车站，是毛泽东早年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个中转站，也是秋收起义一个重要的纪念地。
1927年9月10日，醴陵党组织为配合秋收起义军的进攻，组织四乡农村同时暴动。9月12日下午，当王新亚率领第二团到达醴陵阳三石火车站时，暴动农民已在站台上高举红旗迎接。然后合力一处，轻取醴陵县城。打了个大胜仗，城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敌人集结兵力反扑，二团撤出醴陵县城……
醴陵、阳三石，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蕴涵着血与火的历史，凝聚着志士理想与信仰的嘱托！
1965年5月21日，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在阳三石站台上来回走动。张平化静静地跟在旁边。湖南省委小车队整齐排列一边，小车从大托铺空车提速，早已提前10分钟到达阳三石车站。工作人员已纷纷上了小车。
毛泽东留念地向福建圩方向又望了望，才朝浅灰色“吉姆”车走去，汪东兴一直恭候在车旁，静静为老人家打开车门后，才走向第三辆黑色“吉姆”，和张平化坐在一起。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车队从醴陵再次出发。
回首文家市
重上上井冈山的车队从醴陵沿着湖南省道行进，路况甚好。毛泽东一路思潮滚滚。司机赵毅雍听见毛泽东在后座对吴旭君讲秋收起义各团的经历，一幅幅腥风血雨的历史画面出现在眼前——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第一团在修水打响第一枪。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就在修水当年的一所学校里。团部旁边是修水县商会，也是第一师师部所在地。
在“攻打长沙”的口号下，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走过大桥镇，到了江西省修水县与湖南省平江县交界的龙门厂(村名)，这里是两省之间的重要路卡。一团经龙门厂一路披靡60里到达平江县交通要塞长寿街。
长寿街是个镇名，一团竟遭到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的突然袭击。团长钟文璋和三营长等一些军官失踪、跑散，辎重、行李、炊事用具全部丢失。那时，总指挥卢德铭还没有从武汉赶回来。一团余部只好从长寿街退回到龙门厂，在一座祠堂里设了收容所。第二天，总指挥卢德铭率师部和一营从修水赶来。部队在龙门厂进行了整编。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换上镰刀斧头红旗，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一团在龙门厂张家祠堂里整顿了三四天，卢德铭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了会，计划以一、二营反击邱国轩，后因情报弄不准，未能实现。后直接去了文家市。
秋收起义第二团9月10日从安源出发。萍乡没有攻下，改打醴陵，旗开得胜。9月15日，二团乘虚攻占浏阳县城，解放了许多被捕同志，其中包括和毛泽东一同去铜鼓被捕的潘心源。接连攻下两个县城后，王新亚骄傲轻敌，对敌人的再次反扑毫无准备。第二天被敌人增援部队包围，全部打散在浏县城，队伍差不多都打光了。团长王新亚也不知踪影。文家市会合时二团只剩下安源工人爆破队的一些人。
秋收起义第三团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他和潘心源9月6日从安源出发，在浏阳和铜鼓交界遇见张家坊挨户团，潘心源一见敌人盘查，有意将敌人引了过去，他赶快往前走，估计敌人一定会追上来，丢了一些钱在路上，躲在长了树木杂草的水沟里，团丁看到钱，以为是他跑时掉的，就说：“还在前面，快追!快追!”毛泽东摆脱了敌军的追赶，安全脱险。
第二天赶到铜鼓。中秋节(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召集排以上干部，在团部肖家祠堂开了会。肖家祠对面有个湖，也叫“西湖”。决定第二天举行暴动。
9月11日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铜鼓老街商铺门前的洋油灯闪着黯淡的微光。三团从铜鼓大沙洲出发。那时，毛泽东的脚磨烂了，不能行走，三团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三团旗开得胜顺利占领了浏阳白沙镇。
白沙是江西铜鼓县和湖南浏阳县交界的一个重镇，也是当年边界茶油、竹木交易的一个集散中心。白沙镇依傍着浏阳河，商铺林立，白沙桥下一座百年麻衣老庙香火缭绕。
攻克白沙镇是毛泽东第一次率兵打下的第一个胜仗，当晚三团住在白沙镇刘家祠。刘家祠大门旁一副长联古老而朴实：
白沙踞浏东上游 数百年籍占于斯聚族至令为著姓
大围当祠南一面 两三峰秀翘特出钟灵有自借名山
毛泽东在白沙镇填了一首词：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第二天，毛泽东移军攻克了浏阳县东门镇，率团驻扎在东门镇浏阳河两岸涂家祠堂和何家祠堂。东门镇老人涂忠勇的母亲曾亲眼看见来东门巡视的毛泽东，74岁的涂忠勇说：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我母亲肚子里怀有我哥哥，她亲眼看见毛主席带着两个勤务兵来到东门老街，察看地形。母亲说，毛主席好高好高，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很特别。解放后一挂毛主席的像，她就高兴地说起来。她说她一辈子只看见一个有美人痣的男人，古代传说这种人了不得，原来是毛主席。现在东门镇比白沙镇大，解放前是白沙镇比东门大，但东门交通比白沙方便一些，敌人也容易来得快。那天东门镇上到处都是讲平江话的农民起义军，脖子上系着红带子，好热闹。当时他们住在浏阳河两岸的涂家祠堂和何家祠堂、当晚，敌人包抄过来，起义军就退了。(2005年7月 13日东门老人涂忠勇口述)
9月14日，敌人围上来了，为了保存实力，三团只好从浏阳东门镇退到白沙乡上坪宿营。那是毛泽东湖南一师同学陈锡虞的老家，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至今未通汽车。在陈锡虞家毛泽东召开了第三团干部会议。
陈锡虞1930年牺牲，儿、孙都已故去，孙媳何秋香在老屋门前激动地说：
上坪会议就在我家老屋开的，听婆婆(陈锡虞的妻子，1980年去世)说，毛主席在我们家住的那个晚上，开完会和陈锡虞两人一起睡在一张床上。谈了很长时间。陈锡虞参加了秋收起义，留在地方工作，不久担任湘赣省委常委。1930年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在浏阳河白沙岸边，被敌人剁了八块牺牲了。白沙镇的老人都知道，鲜血流了一地。陈锡虞是毛主席一师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他还和蔡畅一起到巴黎勤工俭学。在法国公园里一起照过相，相片浏阳县党史办借去了，有些书上还用过。(2005年7月 12日陈锡虞的孙媳何秋香口述)
上坪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写信呈报湖南省委。同时传信第一团、第二团余部向三团靠拢。9月15日毛泽东率领三团从上坪出发，经浏阳界岭回师铜鼓，在排埠乡永庆村万寿宫驻扎下来，等待第一团。
铜鼓县排埠乡永庆村万寿宫比较大，依山傍水，坐南朝北，分前后两栋，前栋有个戏台。前后栋有个吊楼连接，毛泽东就住在万寿宫后栋左侧第一间房里。白天，秋收起义部队在前栋戏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没有等到一团和二团。17日，毛泽东率领三团重新回浏阳，中午在张坊附近赶上一团，前委委员初次碰面，决定19日三个团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镇，当时只有稀稀落落几十户人家，各路起义部队一下子聚集到这里，小镇异常热闹起来。9月19日晚上，前委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决定起义军命运的会议。会上，以师长余洒度等人为一方，坚决要打长沙;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等人为一方，主张放弃打长沙，迂回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卢德铭的支持，赢得多数成为决定。
9月20日清晨，艰苦转战来到文家市的工农革命军一千多人，聚集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师长余洒度先讲话，他情绪低落地告诉大家，他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操场气氛更加低迷。这时，毛泽东从里仁学校侧门走了出来，他目光坚定，满脸挂着笑，大手一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秋收起义受了点儿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就这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告别了文家市。
三十八年过去了。1965年5月21日，在去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深切地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1965年的文家市，据文家市从事史志工作50多年的蔺万寿回忆：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烧杀，文家市大伤元气。解放十几年恢复有限，1965年镇上只有百十户人家，清贫安详，可以说，没有富贵人家，也没有特困户。只有一条老街通向里仁学校，里仁学校当时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内的操场重新修建，毛泽东等师团级干部住房和展览厅占用了一些面积。
1927年镇上有十几个青年人第二天跟着队伍走了，1930年又走了一批。扬勇上将就是其中的一个。文家市活着归来的也就杨勇上将一个。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文家市时，许多青少年亲耳听了毛主席在操场上讲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个大水缸，我们队伍人虽少，就像一个能打破大水缸的小石子，只要齐心协力，就能在不久的将来打破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给这些青少年们很大的触动。许多少年小小年纪就在家乡秘密参加了共青团，后来都投身到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去。当年跟着秋收起义军走的壮士，他们的直系亲属解放前都被国民党清乡，一户户“斩草除根”了，非常悲惨壮烈。(2004年4月 8日蔺万寿口述)
蔺万寿说，自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至今，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了。新世纪的文家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纪念地和烟花大镇。当年毛泽东讲话的里仁学校已装修一新。秋收起义纪念馆通栏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烁着异彩。纪念馆旁，修建起舒适的招待所。镇上移动、联通电信局、邮局一应俱全，两家中型自选医药店面临闹市。三四条街道长短不一，全镇最富丽堂皇的一栋大楼文家市镇四大家办公楼，绿色玻璃幕墙，豪华壮观。当年亲眼看见起义军的老百姓都不在了，现在的年轻人从父辈那里知道不少当年情景，谈起来无限神往。
现在文家市镇上，杨勇上将的亲侄儿和外甥还健在，他们和杨勇的孩子有密切来往，在镇上过着中等生活，他们盼望有关部门将杨勇的老屋重新盖一盖，能办一个故居纪念馆则更好。
汽渡载车过洣水
1965年5月21日，重上井冈山的车队沿着当年秋收起义行进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车上继续着秋收起义的话题，他告诉吴旭君：
1927年9月20日从文家市出发，22日晚走到萍乡芦溪，师长余洒度要部队在一个山口树林里露营。总指挥卢德铭提出不安全，余洒度不听，三团团长苏先俊附和余洒度。9月23日拂晓，担任后卫的三团突然遭到朱培德部下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卢德铭带参谋胡景玉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卢德铭当时骑着一匹大白马指挥，突然被敌人打了一个冷枪，鲜血直流，胡景玉同时阵亡。陈士榘就在卢德铭身旁，亲眼看见卢德铭血流了一地。他立即赶了过去，难过得流下眼泪，卢德铭牺牲时只有22岁啊!
卢德铭是四川省宜宾县人。1924年19岁时由孙中山特批读黄埔军校二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留校。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历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北伐著有战功。汪精卫“分共” 时，任武汉警卫团团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未果，转赴修水参加秋收起义，任总指挥。
卢德铭的牺牲和芦溪之败，给秋收起义队伍很大打击。秋收起义半个月，一团、二团两个团长下落不明，总指挥阵亡，三团团长苏先俊和师长余洒度垂头丧气。秋雨茫茫，人心惶惶，开小差的天天都有。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纷纷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
有一天，毛泽东走到一个连队，有个战士不认识他，要他挑担子，他和蔼地说：“我给你们挑担子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认识毛泽东的同志说：“这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战士们都感到惊奇。毫不拘束地围在他身边，毛泽东天天和战士们走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思想，寻找凝聚这支队伍的办法。秋收起义的队伍艰难地向罗霄山脉中部前进。
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话题说到这儿，司机赵毅雍禀告前面是攸县县境。醴陵距攸县60公里，1965年5月21日下午3点多钟，重上井冈山的车队进入了攸县。
攸县是个古城，有条古老的洣水河，小车队要向井冈山进发，必须在攸县过洣水河，1965年洣水河上还没有建桥，攸县过河都用汽渡。毛泽东和他乘坐的小车也是用汽渡运载过洣水河的，当年这可是颇费周折的一级警卫大事。
时任攸县公安局副局长徐利生今已77岁，强健如昔，他激情地讲述：
1965年5月初，高文礼副厅长带了几个人到攸县来，当时县公安局局长调到浏阳，由他负责局里工作。高文礼作为省公安厅副厅长和警卫专家，越过地区公安部门，直接到攸县，这是第一次。高文礼告诉徐利生，过个时期可能要搞一次军事演习，希望县里事先组织力量，把沿线洣水河工作搞好。要事先把从醴陵边界到茶陵边界沿路的“五类分子”和公路捣乱分子控制起来。时间未定。你们务必提前把工作做好。
第二天上午，他立即在公安局把股长、所长召集起来，传达了高厅长的意见。抽了二十几人分四个小组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组专门负责洣水河渡口，两只船对开，一只船两个人;一个组负责船老板、县情;一个组负责新市到县城沿途;一个组负责皇图岭到县城沿途的安全。这样醴陵到茶陵攸县路段全部做了准备。又布置基层沿线治安员召开会议，摸一摸“五类分子”表现，对亡命分子提前控制，沿线小学生放学路过的地方要与老师联系好，沿线的牛要圈养在山上，不要滞留在公路上影响“军事演习”。
过了几天，高文礼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汇报了这些情况。高文礼说：你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好。一个礼拜全部落实。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是毛主席要路过攸县。5月20日晚上，高文礼又打来电话，说明天家里同志都不要动，要服从命令。
5月21日，全体人员在公安局严阵待命。11点钟，高厅长派来了几个科长，沿路从皇图岭起，找治安员了解情况。高文礼的车子直接开到局里和他讲了真话，说：“告诉你，我们很幸福，毛主席要路过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把洣水河搞好，千万不能阻车。”
吃过午饭后，28个干警全部上岗，重点放在渡口.攸县渡口又叫谭家码头，当时去了十几人，每个船上也派了几个人。
下午4点钟的样子，十几辆车子过来了。看不出来毛主席在哪一辆车上。车子外表没有什么区别。我坐在渡船的前头，渡船每次运送两辆小车。前导车和一辆小车先过去了，我看见省里张平化书记从过去的一辆小车里走了出来，往这边岸上望。第三辆、第四辆小车上了渡船，船行到一半，突然第三辆小车的窗帘被一只手掀开了，一张人民熟悉和向往的脸出现了，“毛主席!” 毛主席眼睛看着河水，嘴巴动了动，不知在说什么。(2005年7月19日徐利生口述)
洣水河由井冈山山泉汇集，上游经炎陵、茶陵，穿过攸县，流向株洲进入湘江。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多次经过这条洣水河。1927年12月毛泽东在茶陵听说陈浩率领第一团大队人马沿洣水往湖口方向去了，那不是要离开井冈山逃跑吗?毛泽东当即找船利用洣水河在湖口追上大队人马。洣水河，流载着井冈山根据地太多记忆，今天，毛泽东又来到了洣水河边!
毛主席痴痴地望着河水，我忘记了一切，痴痴地望着主席，直至船老板激动地喊了出来“毛主席”，我才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赶紧到船老板跟前，要他保密。当天这支船上有四个人看见了毛主席。(2005年7月19日徐利生口述)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老人家路过攸县的消息传开了，攸县县委领导有点儿责怪徐利生，怎么不给他们派点儿任务，一个个都懊悔不已。徐利生说，毛主席路过这里，他也是当天才知道的。必须保密。
1965年5月21日下午四时零五分，毛泽东从攸县谭家码头渡过洣水河。
两年后，在毛泽东乘坐汽渡的地方，中央拨款修建了攸县洣水大桥。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洣水河汽渡上掀开窗帘，想看什么呢?真的在汽渡上说了话吗?
司机赵毅雍曾向人说过此事。毛主席当时在汽渡上告诉车上护士长，谭震林就是攸县人，谭震林的老家就在洣水河边。毛泽东是想看一眼战友的老家吗?
谭震林的侄儿(四弟幼子)谭建仁说：三伯谭震林就是在洣水河边长大的。我家祖籍是茶陵，明朝时候迁到攸县泽田，今天叫皇图岭乡。清朝时迁到攸县珍珠巷。我的爷爷(谭震林父亲)谭肇乾有8个儿子，谭震林行三，派名衍远，我父亲谭乐春行四，派名衍泰，同父同母兄弟中两人最要好。珍珠巷解放后又叫谭家码头，我们家离毛主席1965年过汽渡的地方不到50米。5月21日那天，我们都不知道毛主席来这里过洣水河，三伯谭震林也不知道。解放后，三伯八次回攸县视察。1965年5月，他就在攸县蹲点搞“四清”，5月21日那天，三伯还在攸县乡下和公社大队干部讲话，县志里写了这个事。要是三伯知道毛主席从谭家码头过洣水河就好了，他一定会回老家在河边等候毛主席，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跟着见见老人家。(2005年7月19日谭震林的侄儿谭建仁口述)
夜宿茶陵县委办公室
攸县离茶陵很近，只有38公里。1965年5月21日下午5点钟左右，重上井冈山车队进入茶陵。当年茶陵县城不大，两条主要街道南北交错，路面不宽、洁净，汽车较少。车队悄无声息地开进茶陵县委大院。
那天，县委各单位大多数干部都在下面，有的搞调查，有的搞“四清”。1965年县委县政府都在一座楼里办公。当天只有县委副书记李颖在家主持工作。毛泽东来茶陵休息的房子，汪东兴、华国锋走后不久就腾了出来，对同志们解释是准备办什么展览。房间早早地按照汪东兴交代做了简单布置，将一楼中部两间房打通了一个门，外间房放了一个方木桌，四把凳子，里面房放有一张桌子，一张木床架子，严格按吩咐没有准备床板，但准备了一床新被套。县里焦急地等了好多天，一直没有见具体通知。那时候一个干部当几个人用，办公不是光坐在办公室里，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汪东兴等人也没有说谁来，具体什么时候来。县里领导不少人都下基层去了。
据当时负责接待的县委副书记李颖回忆，5月21上午9时，湖南省委办公厅给他打电话，说：“平化同志今天到你们那里去，前边来了两位同志，他们到了，提出什么要求，请你按他们的要求办。当时，李颖心里纳闷儿，平化同志往常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他也不便多问，放下电话，交代厨房准备一桌饭菜等待客人。过了12点不见平化同志来，只好先吃饭，但不敢离开。
直到下午一时许，来了两辆嘎斯六九车，是湖南省委办公厅和湖南省公安厅两位处长。他们告诉李颖，今晚有位中央首长要来这里住下，要做几件准备工作：一是将汪东兴副部长原来选择的房间打扫干净;二是安排20多人的食宿;三是住房中的机关工作人员暂时离开，并做好院内安全保卫工作。由于汪部长等人前来察看过，两位处长可能是按汪部长的意见，检查了常委办公楼一楼右边中间做中央首长的住房，他们把窗帘取下，换上他们自带的黑色窗帘。 准备就绪之后，两位处长把我拉到值班室轻声地说：“今晚是毛主席来住，只你一个人知道，要绝对保密。主席的床铺、伙食都不要你们管，只安排好随同来的其他首长和工作人员的伙食就行。” 同时，还交代除李颖和几个负责茶水的干部外，其他人不得进入办公楼。然后两位处长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办公楼里。
下午5点过后，来了两部中巴车，按预先安排，停在左边过道上，一部装有床铺、炊具与蔬菜，一部是记者、摄影师与通信器材。李颖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帮助他们卸下行装。没多久，有人告诉李颖，快去门口，首长来了。 这时李颖虽知道是毛主席来，他也在 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上远距离见过毛主席，心情仍然非常激动紧张。刚走到门口，只见毛主席在一位女服务员(医护人员吴旭君)照护下，从银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中走出来。高大魁伟的身材，亲切的面容，顿时使李颖眼睛模糊，一下惊呆了，近在咫尺，李颖不知所措，心里在喊：啊!毛主席! 这时平化同志从紧随在后的轿车里走出来，快步超过到主席跟前，把李颖介绍给毛主席，李颖身高一米七三，他感到主席个子真高，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主动伸出手。李颖一时激动得连话都不会讲了，立即趋前两步，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当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别的话就忘记说了。
主席已是72岁高龄，从长沙到茶陵，在汽车里颠簸了一天，走路仍是昂首阔步，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一点儿疲劳的样子，老人家在张平化的陪同下，走进县委办公楼的走廊，有人说，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毛泽东正准备坐下，另外一位同志说，到里面屋里休息吧!主席便跟着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看看四周说，天色还早呀，走吧!张平化立即接话：“天色不早了，今天不走了，就歇在这里。”主席没有作声。张平化和陪同进屋的几位同志站了一会儿后说：“主席，您休息吧。”大家退出了房间。
为了准备毛泽东住宿，遵照先遣人员的安排，在房间里特地安排了一张方桌，毛泽东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个木板床，可以折叠，床铺比较宽，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
这栋楼就住了主席和他的保健医生、护士及贴身警卫人员。这些警卫人员都是便衣，张平化、公安厅长李强及主席秘书等工作人员住在另一栋平房里。县委院内负责保卫的是省公安厅的武装保卫人员，院子外是县公安局和武装部的武装警卫人员。
主席的伙食是跟他一起来的厨师在小厨房做的，主席吃得很简朴，没有要茶陵为他准备什么菜，只要了两条一斤多重的活鱼。随行人员的伙食则在县委机关食堂，也是 一般的菜。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有位同志没有吃饭就找县里要两根又长又直的楠竹，林业局同志很快送到。后来才知道这楠竹用作架设电台的天线。他们下午六时开晚餐，接着就开始紧张的工作。(2003年7月6日原茶陵县宣传部长尹施瑛口述)
吃完饭后，毛泽东和张平化等人在县委大院走了走。茶陵县委大院比较大，寂静无哗。
那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麦香轻扬，星光灿烂。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轻吟“秋风淅沥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说这是明初名士解缙夜泊茶陵的名句。解缙是江西吉水人，朱元璋对他的才识很尊重。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讲：我们也是夜宿茶陵，不过不思故乡思井冈。
茶陵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茶陵、炎陵、莲花、永新、宁冈、遂川)之一，毛泽东自然浮想联翩。
在茶陵县委大院，毛主席对张平化说：“想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那晚散步回来，毛主席笑着对张平化说：《茶陵方志》，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这使张平化想到1959年在庐山上听说毛泽东一到180别墅(美庐别墅)，就向当地要《庐山志》看的事情，“下车伊始问志书”，感到自己的失职。当即找到李颖。李颖火速通知县档案馆副馆长谭金姑，取来了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版、民国22年重印的《茶陵州志》。1927年时《茶陵州志》尚未重印，明清版本少，自然很难找到。
据茶陵县党史办李回苟说，毛主席在茶陵这个晚上，看《茶陵州志》的时间就长了。老人家孜孜不倦一直读到凌晨以后。有的说凌晨三点，有的说凌晨五点。
5月21日同一天，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陪同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第一次到大寨视察。参观狼窝掌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介绍大寨发扬集体经济优势，治理狼窝掌的经验。周总理紧紧地握住陈永贵的手说：“毛主席要我代表他问候你，问候大寨人!要我们的干部向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
5月21日同一天，刘少奇在北京市一O一中学，一所重点学校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的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可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刘少奇正在全力推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宣传和试点，将它作为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巨头在1965年5月21日同一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风采，似乎也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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