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因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察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众愤慨，从而引发全岛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运动，史称“二二八”事件或“二二八”起义。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不断歪曲历史事实，图谋将“二二八”与“台独”建立所谓“历史联结”，挑拨矛盾、制造对立，借以谋取政治利益。现在，让我们走进历史，彻底戳穿“台独”谎言，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是官逼民反，不是省籍矛盾冲突
台湾同胞欢庆台湾回归祖国。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饱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台湾同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怀抱，“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台北乃至整个台湾都沉浸在重归祖国母亲怀抱的无比喜悦之中，人们纷纷议论，如何在祖国怀抱里当家做主，建设新台湾。
然而，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引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在政治上，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人事上，排斥台湾本地人，随意安插自己的亲信，台湾同胞希望在光复后实现当家做主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在经济上，推行统制经济，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给台湾同胞的群体利益带来很大损害。同时，台币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工厂大部分停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台湾大量物资被运往大陆，商人又囤积居奇，大量走私，号称米仓的台湾竟发生了米荒，甚至多处发生了抢米风潮，引起粮食的恐慌，台湾人民苦不堪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是对他们最大的讽刺。这些同样风行于台湾，弄得全岛上下民怨沸腾。台湾百姓有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回忆：“然而，没有几天，人们就发现下榻在头等旅馆的那些军官们经常挽着他们的接收夫人，在火车站广场上散步，国军们乘车不买票，买东西不给钱，也渐渐多了。更令人不满的是那些接收大员仗势欺人、中饱私囊的劣行。火车站里的那几个接收大员，不懂业务，整天东游西逛，工资却比台湾职工高出许多。”
报刊上不断揭露各式各样的贪污舞弊等不法行为，使台湾同胞对国民党当局深恶痛绝。据史料记载，台北县长陆桂祥被指控贪污旧台币5亿元，但在调查过程中，一场“怪火”将账簿单据烧的一干二净，不见下文。随后，台湾几起重大贪污案被媒体揭露后，民众反响极大，最后大都不了了之。参与“二二八”事件调查的人员也坦言：“日人统治台湾时，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律，均为台人所称道......而我来台工作人员，亦不幸有少数害群之马，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信仰即失，一旦有事，自易发生反动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处理大纲深刻指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对于一年余来之腐败政治的不满同时爆发的结果。”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是导致矛盾激发的根本原因。
1947年2月28日，愤怒台北民众烧毁台北烟草专卖局。
“二二八”事件前夕，台湾的官民矛盾已到了爆炸的临界点。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偶发的缉私血案恰好充当了导火索，台湾社会积蓄已久的矛盾于是剧烈爆发出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致骚乱蔓延全岛。3月8日，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实施武力镇压，酿成台湾以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悲剧。
1947年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这些都充分说明“二二八”事件与省籍矛盾无关。事件初期，局面混乱、鱼龙混杂，不仅政府机关受到冲击，许多普通民众也惨遭不幸，这些受害的普通民众，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自台湾戒严以来，本省人在事件中受到的伤害，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高度聚焦，外省人所遭遇的不幸，则长期湮没不彰。
事件中，岛内本省同胞与外省民众在危难关头相互保护，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台独”势力将此事件渲染为省籍矛盾激化产生的分裂运动，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谎言。当时，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遇到危险，该校学生曾重郎和几位同学商量，决定把辛志平校长一家三口转至位于新竹中学校内的学生宿舍进行保护。等到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后，辛志平一家又保护了曾重郎等人。
争取民主自治，从来与“台独”无关
“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民的民主自治诉求，是基于肯定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的，而“台独”则是要割断这一血脉联系，这是民主自治与“台独”的本质区别。“台独”势力把事件歪曲为“台独起点”，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1947年3月，台湾省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民所争取者，仅为地方自治”，“并不是民族的离心运动，更不是台民想脱离祖国。同时，台民更不是反对外省人，反之甚盼外省人给予帮助，甚盼能与外省人合作”。李伟光还强调，即使身处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之下，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亦没有丝毫减弱。同年4月，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联合印发《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发刊词强调，“我们确信，台胞以血泪写成的这一部有史以来空前的史诗，它将会结成一颗美满的果实，它不但不能与祖国划成一道深深的鸿沟，相反的，它将因此而更能加深认识，辨别是非，进一步的和全国同胞接近亲密。反过来说，也就是不但不能离心，而将更加趋上向心！”
1987年2月，部分亲历“二二八”起义的台盟盟员在台盟总部机关合影。
作为“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当时的《自由报》总编辑蔡子民回忆：“起义期间，我一直在台北，国民党开始镇压后约一个半月，我辗转台湾各地，从没看到‘台独’标语，也没有听到‘台独’言论。现在的‘台独’分子说什么‘二二八’的政治诉求是‘台独’，这是为其‘台独’主张贴金的无稽之谈。”蔡子民坚定地说道：“‘二二八’起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是爱国爱乡，要求民主自治的起义行动，而绝不是要自决、独立。历史绝不容许歪曲！”当时，美国在台机构介入“二二八”事件，曾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组组长王添灯列为试探对象。被美方问及对台湾“独立”的意见时，王添灯当场表示：“我是中国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你们对我谈这样的问题，未免太失礼！你们找错了对象。”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干部应尽量撤走”的指示，参加“二二八”起义的部分中共党员如谢雪红、杨克煌等陆续撤离台湾，辗转抵达香港。1947年8月25日，谢雪红在新加坡爱国华侨陈嘉庚主办的《南侨日报》发表《台湾事变女英雄谢雪红告同胞书》。她表示：“台湾这次的起义，完全是和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路线相符合的”。“亲爱的同胞们！我抱着恋恋不舍的情绪，离开我们美丽的台湾了”“到上海以后，我拜访过许多民主人士，目睹祖国人民在抬头着，到处发现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拼命的斗争，这使我更加确信人民的胜利，已经迫在最近的目前了”。呼吁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联合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团结奋斗。
1947年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
1947年8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开始筹备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得到了台湾省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大公报》记者李纯青，北平的曾明如、台湾省旅平同乡会会长梁永禄，日本东京的台籍政治活动家杨春松等人的支持和协助。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帮助、支持和指导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并对外公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发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等一系列文件。“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反对美军在台湾建设军事基地，日人退出台湾去!”“中国之领土及领海不许任何外国军队之驻扎”，反对任何形式的“托管”，反对“台湾独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无不体现着谢雪红等台盟领导人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决心。台盟成立之后，几乎每年举办纪念“二二八”的活动，坚决反对“台独”是其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
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2月，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当局专制腐败统治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当时祖国大陆人民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遥相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洪流。
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社论《台湾自治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给予了强力声援。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3月20日，恰好是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选择这个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日子，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名义刊载了《台湾自治运动》全文。文章指出：“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在岛内，台湾地下党组织积极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台湾同胞反暴政抗争活动。在台中，谢雪红等带领群众进行示威游行，组建“二七部队”，与张志忠在嘉义地区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相配合，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斗。
1947年暑假，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于北投草山合影留念。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非常关心岛内乡亲们的斗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公费生通过出壁报、开座谈会、写文章等形式进行声援。在李伟光的建议下，杜长庚、江浓等大陆公费生组成“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巡回演讲团”到台湾各地演讲，杜长庚任团长，实际由江浓指挥，成员有刘守文、刘碧堂、胡连城、陈泽灸、许梦雄（徐萌山）、郑鸿池（郑坚）等。他们利用暑假在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嘉义、斗六、台南等地开展了演讲会，向台湾青年朋友介绍大陆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情况，说明国民党在大陆发动内战，在台湾镇压人民，而台湾人民的民主运动同大陆人民的民主运动是密切相联的。当时台湾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苏武牧羊》等爱国歌曲，都是受大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据郑坚回忆“我在彰化老家孔子庙演讲时，表弟张有义（张克辉）去听了。后来他下决心回大陆求学，是听了公费生演讲启发的！”
1947年3月，华北、东北6个台胞团体联合发表《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其中就呼吁：“我们以血泪呼吁，我们以十二分恳挚的热诚，要求全国同胞来对手无寸铁的台胞加以后援！”大陆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上海听闻“二二八”事件后，悲愤之余，于1947年3月8日创作了一首饱含对台湾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的名篇《表现》。诗中写道：“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呀，独裁者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诗歌深情地表现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炽热的爱，也表现了台湾同胞对于国民党政权从希望到幻灭、从喜悦到痛苦，并奋起反抗的过程。表达了臧克家先生对台湾同胞要求民主自治的正义行动的热情理解、深切同情和坚定支持。当时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则在《学联告台湾同学书》中明言“全中国人民正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战斗”，鼓舞台湾青年“为着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透过历史的尘封，我们清楚地看到，“二二八”事件绝不是“省籍冲突”，更不是“台独”起源，其实质是一场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了解那个时代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读懂那一代台湾人的爱国爱乡情怀，戳穿“台独”谎言，才是两岸同胞对“二二八”事件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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