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被载入了史册，虽距今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但长征精神已成为了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每当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那些为长征胜利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时候，尤其使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这样一位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特殊贡献，却由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以致于使后来的人们已经对他有所淡忘的人---他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
漫漫长征路，每一步都非常的不易和艰难。阻拦红军前进的最大困难和危险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外，更有来自党和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和分裂。不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战胜内部的分裂，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在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党依靠自身努力成功地解决了左倾错误路线问题，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之后出现了张国焘和党闹分裂的问题，使得刚恢复了元气的党和红军，又经受了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党中央不得不为此做大量争取和挽救的工作。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完全将自己置于中央之上，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不但要自立为王另立中央，还要挟迫一、四方面军南下，到远离中国革命主阵地、荒无人烟且难以生存发展的西南一隅，使得中央所做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张国焘问题成了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难以逾越但必须要逾越的一道坎。能否解决张国焘与党闹分裂的问题，说服和争取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北上，不仅关系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为此煞费了苦心，在作出了最大的让步，用尽了一切办法仍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搁置，单独率军北上。
(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党中央便随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一起告别了瑞金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前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虽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使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损失过半，如果还继续坚持前往湘西，红军必陷蒋介石布置下的口袋，而招致全军覆没。一筹莫展的李德和博古，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在通道转兵，改道去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总算保住了剩下的几万人马这点老本。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回指挥红军的岗位，经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战役战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也重新获得了新生，一举扭转了自长征以来的被动不利局面。1935年6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然而，但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得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无论是从人员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以仅有不到两万人马的中央红军已经远不能与号称十万之众的四方面军相提并论了。实力对比的如此悬殊，使得张国焘这个实力派心理天平顿时失衡，他便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迫使红军长征的责任归罪于中央，以此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依仗着人多势重，拥兵自重，向党讨价还价，实现他个人的主张。尽管整个形势也已完全朝着有利和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只唯实力的张国焘来说却不顾这些事实仍妄自尊大，他完全抛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把红军当成了他向党要权的工具。他装出一幅服从中央的姿态，阳奉阴违耍两面派，内心却在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认为两军的会师带给了他用枪来指挥党的天赐良机，由他取代中央的时机已经到了，接着他便以种种理由开始向党发难。他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表面上他强调要充实和加强中央的领导，实质上是要用四方面军干部取代中央的领导；强调红军要统一指挥，并且收缴了一、三军团与中央联系的密码，实质上是要完全由他来掌握指挥红军。张国焘的行为一时让中央陷入了窘境，找不到更好的应对之策，而操之过急反而又会适得其反，连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在张国焘步步逼宫面前都感到难以招架，甚至提出了要让出自己的职位来成全张国焘的想法，以求得红军免遭分裂。幸亏毛泽东及时进行了制止，才避免了覆水难收局面的出现。毛泽东后来说：如果当时真的将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了张国焘，那他以后成立的第二中央也就合法化了，由此而带来的麻烦真可就大了。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党中央所作的检讨中也承认：“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敷衍了事。
两军会师之前，由于一、四两个方面军分处在两块根据地，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互相也不了解，所以多少有一些陌生感。会合之后，只有相互尊重沟通了解搞好团结，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恰恰相反，张国焘在了解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情况之后，不是在做促进两军团结方面的工作，而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信任的言论，煽动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对中央的不满，挑拨和中央的关系，制造两个方面军的不和，他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先把水搅浑再浑水去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毛泽东深知这个和他一起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且担任大会主席的张国焘的秉性，要张国焘放弃自己的主张，是很难做到的。但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及争取四方面军，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十分忍耐的策略方针来作感化挽救争取的工作。他从全党团结的大局出发，不但要求一方面军要搞好和四方面军的团结，还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尊重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干部。张国焘曾任鄂豫皖和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称呼其为主席。当张国焘向党伸手要权时，中央虽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为了团结和挽救张国焘，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除了没有让出红军总司令和党的总书记两个职位以外，中央也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不仅在政治局增补了四方面军的干部，还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位也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还要求两个方面军都要尊重张总政委。中央作出了如此大的让步，中央领导人又苦口婆心的规劝，不仅未能感动张国焘，让他的个人野心止步，反而使他认为中央是看他人强马壮有求与他，因此更让他欲壑难填进寸得尺，权利欲恶性膨胀，以至于发展到不但巨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中央在说服张国焘北上无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迅速脱离险境，率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毛泽东后来曾感慨地说，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足见斗争的艰难和复杂。然而张国焘却在《我的回忆》中歪曲事实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完全颠倒了事实。
1935年7月21日中央对两个方面军的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将原一方面军下辖的一、三、五、九军团，改番号为一军、三军、五军、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下辖的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1935年8月3日，中央将一、四两个方面军进行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由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由一、三、四、三十军组成，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党中央和一、三军团紧急北上之后，无法将北上原因等情况告知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和刘伯承等人，这就使得他们的处境一度十分被动和艰难，尽管他们不知道中央北上的真情，但他们坚信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张国焘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以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连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都不知道，分明是不听指挥的逃跑行为为由，不仅在开会时让他们表态发言批判中央，还逼迫他们发表声明断绝与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朱德更是义正严词地回绝张国焘：我是共产党员和红军总司令，中央在两军会师后确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在没有弄清楚中央北上的原因之前，我是不会表态的。至于和毛泽东的关系，连国外都知道中国有一支朱毛红军，朱毛怎能分开呢，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无计可施的张国焘不得不就此收手，在目的没有达到情况下便派人对二人进行监视，限制其行动自由，即便如此两人始终与其分裂行为进行着斗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两军混编后去了左路军的同志与张国焘的斗争给予了赞扬，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为了取代中央，张国焘便不断地在四方面军中散布指责中央的言论，为他之后成立第二中央制造舆论和造势，他甚至认为中央北上一定会被蒋介石消灭，到陕北至多也不过是“剩得几个中央委员”，因此他认为成立新的中央的时候到了，于是加快了成立第二中央的步伐。
10月5日，张国焘认为时机已到，终于撕下伪装，在卓木碉公然成立了非法的第二中央，而且宣布开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的中央委员，并下令通缉，个人野心达到了顶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革命终于有了个落脚点。然而，没有三大主力红军的共同北上，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的。但此时的中央红军早已是人困马乏，加之左倾路线正在陕北根据地搞肃反，扣押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干部，造成了根据地空前的危机。由于中央迫在眉睫的任务除了要粉碎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以外，还要解决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无力顾及解决张国焘的问题了。正在中央对解决张国焘问题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之际，恰在此时有一位从苏联归来的人，给解决张国焘问题带来了希望，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
(二)
张浩，1896年出生，湖北黄岗人。原名林育英，改名林仲丹，化名林春山。李复生等。这个林氏家族可不简单，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张浩（林育英）、林彪（林育蓉）和林育南这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曾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张浩1925年参加和领导了沪西工人举行的“五卅”大罢工。1927年9月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被派到东北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组织了满洲临时省委，并代理书记。同年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由于叛徒告密，在抚顺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1932年获释。1933年至1935年任中国驻职工国际代表团代表。1935年7月下旬，与陈云、吴玉章等同志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之后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指派，同年12月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要旨。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115师，120师，和129师。林彪任115师师长，张浩任129师政委，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的话，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这林家三兄弟给包了。张浩于1942年3月5日在延安病逝，时年四十六岁。
张浩逝世之后，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轮流为他守灵并亲自为他执绋抬棺。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联，还为他提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他的墓地和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隔河相望，毛泽东深情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吧”。足见毛泽东对张浩的尊重！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以前，上海中央局的电台已被破坏，中共中央从此失去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瑞金中央苏区，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在沿途地下党的护送下从上海到达瑞金中央苏区，李德一到苏区就被博古等人捧为太上皇，凌驾于中央之上，正是由于他的瞎指挥，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李德虽列席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但他在会上已没有了昔日的骄横，并且成了会上被批评的对象，被赶下了台。随着军事指挥最高三人团的被解散，李德便被下放到了由林彪任军团长的一军团随军行动。
根据共产国际组织章程规定，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活动必然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尤其是党的领导人的变更，更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然而唯有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指导和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不仅更换了领导人，还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赶下了台，中共的作法显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规程，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成熟的标志。因此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告知共产国际，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的处境，同时也急切盼望尽早恢复同共产国际间的联系，希望得到它们的帮助和支持，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党中央便派陈云秘密离开红军队伍经上海去远东再到莫斯科。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想尽早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5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张浩和陈云、吴玉章一起出席了会议。为了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便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定，决定派一位中国同志回国，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张浩的身上。他化作商人，携带密码，与在苏联受训的赵玉珍踏上了回国的漫漫征途。
他们由外蒙入境，风餐露宿，忍饥受饿，历时一个多月，穿过了茫茫无际的沙漠，同年12月终于来到了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瓦窑堡。张浩的归来，带回了共产国际根据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情况汇报，给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指示，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使得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精神，在12月25日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三)
张浩已按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要求圆满完成了他回国的历史使命。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张浩来完成。要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和目标，完成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唯张浩莫属了。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张闻天提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到政治局工作。
但是对于张浩来说，他从莫斯科出发时，张国焘并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未赋予他来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对张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从党的利益出发，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然的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解决直止目前这一令中共中央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给张国焘发了封电报，告知他共产国际已派代表张浩回来，了解和解决“过去党内的争论”，并称张浩此行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希望主力红军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毛泽东仍在规劝张国焘，希望他能够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同时又告知张国焘,他与中央的争论共产国际要来裁决了。毛泽东在投石探路，他要打探一下张国焘的底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张国焘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他与中央拉锯式的舌战，终于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他希望张浩能支持他。经过反复考虑后，张国焘便采取了先入为主的办法，他首先以个人名义给张浩发去了第一份电报，电报中张国焘除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以外，还冠冕堂皇的称自己为党中央，并表示“党中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的这封来电，让毛泽东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契机，也看到了张国焘“急谋党内统一”想尽早了结与中央的争论，以及由于受到朱德、刘伯承的抗争和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日渐觉醒的压力，急切的盼望共产国际来帮他一把的心理。接着他又给张浩发去了一封挑拨性的电报：“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分明是在拉拢打探和挑拨张浩和中央的关系。在张国焘看来，争取张浩的支持是他和中央抗衡的唯一筹码了。
在分析掌握了张国焘的这种心里后，1月16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商定，让张浩正式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去了第一份电报。张浩在电文中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并准备将我所知向兄转达。同时还要告知中共瓦窑堡会议的相关内容。张浩的这个电报，虽没有否定张国焘的所为，但也多少让张国焘嗅到了一点他不愿嗅到的味道。张国焘知道张浩现在陕北，对他与中央的争论一定有更详细和深刻的了解，张浩能否支持他，对他来说也还是个未知数，这使得张国焘开始感到了有些茫然。
为尽快解决张国焘问题，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决定：除责令张国焘尽快北上、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外，还在党内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将张国焘问题告知了全党，以教育党员，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干部。
1月24日，张浩又给张国焘发电：“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的这个电报，明确地否定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和前一封电报相比态度已经明朗，口气也更严厉。既明确的肯定了中央的路线，又告知张国焘，他与中央的争论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看到了这个电报，张国焘开始震惊了，这无疑是对他的当头一棒，他希望共产国际能支持他的想法将化为泡影。与此同时，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也在始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着斗争，四方面军中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张国焘的行为产生了不满和怀疑。
经过两个回合之后，张国焘的防线已经开始松动。接着张浩又接连致电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南下的错误，要求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中央会合，同时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等，以争取和团结绝大多数四方面军的干部。后来，张国焘在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指出党内团结的步骤。”张浩还针对张国焘为自己错误辩解，开脱罪责的情况，严肃地批评张国焘：“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他还针对张国焘所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严正指出：“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要接受历史教训，进行检查。”并电示张国焘，必须要保全曾中生、廖承志等同志的生命。这些电报由于出自张浩之手，且措辞严厉，使得张国焘只得不情愿的去执行，而没有讨价还价的的空间，否则他将背上“违抗共产国际”的罪名，一意孤行，成为孤家寡人，被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所抛弃。加之由于张国焘南下的错误，使得四方面军经过百丈战斗等，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同意中央北上的路线。1936年6月6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成立了西南局。6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同意率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7月2日，由湖南桑植出发进行长征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了解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分歧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一致认为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两军会师后，在干孜召开了两个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任弼时在会上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也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还在二、四两个方面军未会师之前四方面军为迎接二、六军团召开的的动员欢迎会上徐向前也说过：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在大多数同志的抗争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为了配合党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还做了大量团结帮助说服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7月10日，任弼时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
当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曾担心张国焘耍花招拉拢、控制二方面军，形成二、四方面军联合对抗中央路线的局面。任弼时的这封电报，打消了中央的疑虑和担心，让党中央非常高兴和放心，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任弼时还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7月27日，经党中央批准，撤销西南局，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工作。
(四)
在看到了张国焘已改弦更张的情况下，1936年8月，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又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说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将亲自前往接应。9月27日，朱德、贺龙、任弼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张闻天、张浩、毛泽东，表示完全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二、四方面军将立即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对此十分高兴，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同志，电报中说“我们正动员全体红军和苏区人们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中央令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三百多华里，占领了战略重镇会宁。
10月7日，十五军团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县城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四方面军总部在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18日，二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一方面军二师会合。21日，贺龙、任弼时率二方面军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一方面军左权、聂荣臻会合。23日，贺龙、任弼时率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隆德县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一、二、四这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静宁、会宁实现了大会师，艰苦卓绝的长征也终于胜利结束了。为统一领导，党中央随即撤销了西北局。中共中央在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中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在争取和说服张国焘的过程中，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作了大量工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为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党立了大功。然而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使他英年早逝，以致在后来被人们逐渐淡忘，然而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的历史贡献和功绩将功不可没。试想如果没有张浩来说服张国焘，张国焘同中央闹分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三大主力红军不能会师，全国红军不能统一指挥，不仅长征最后的结果将很难预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也都很难预料了。
在协助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之后，张浩又根据中央指示继续作与四方面军有关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认可，也为之后统领四方面军奠定了基础。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西路军在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未果的情况下，转头孤军深入河西走廊，试图打通与取得经新疆进而到苏联的通道，但遭国民党地方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重创，损失惨重，中央组成了援西军，接应西路军，张浩还出任了援西军政委，但由于西路军失败了，援西军也没有成行。
张国焘另立中央，他的言行蒙蔽和欺骗了许多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中央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批判，时为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张浩立即组织部队对决定进行学习，并注意在受张国焘影响较大的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中清除张国焘的影响。批判张国焘无可厚非，但凯丰在1937年2月27日发表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的文章，以3万余字的篇幅，列出了13个问题，文中不恰当的写道：“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也就是一竹篙扫落全船上的人，凯丰还到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部队开展了“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引起了四方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以至发生了1937年4月3日许世友等30多人密谋逃离延安的事件，后经毛泽东出面纠正，不久延安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便停止了。这场运动不但在四方面军的许多中下级干部中、甚至在部分高级干部中，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央的决策还心存疑虑，抱有一些偏见和看法，甚至还不信任。然而中央在处理与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所有问题上，始终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这样就避免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不致于造成四方面军与中央的直接对抗，就就使得不仅张国焘、而且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比较能够接受，而且没有条件可讲，这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抗战全民爆发，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红军随之改编成了八路军三个师，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30日，由原四方面军主力改编成的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的率领下，由陕西富平庄里镇出发，东渡黄河，奉命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在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由于身体原因，1938年1月张浩即离开部队回到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带病继续工作，直到去世。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文/邵建忠，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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