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待历史时，往往因为角度的不同，所关注的点就会不同。比如说，有的人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到历史的大趋势，而有人在善于从细微之处掌握到事物短期的发展情况，做好具体工作。人的能力不同，眼光不同，在共同的事业中，互补才是最好的搭档。
前不久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段子，很有意思：
没有刘备，张飞就是个卖肉的，关羽是个编筐的。孙悟空没有唐僧就是只猴子，唐僧没了悟空也只是个和尚。
这个段子就说明了在共同的事业中，互补成就对方的道理。
再比如说，有个妇孺皆知的典故“刘邦将将，韩信将兵”。这个典故出自《史记》。就说明了刘邦和韩信在才能方面的差异。
在我们的人民事业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是互相成就的典范。然而，他们与历史上任何“互补的典范”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上所有的互补都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互补才是服从于“人民事业”这个大道的。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人民服务”。换言之，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中国人民和自己的领袖集体的关系也是这样。领袖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而人民群众也始终根据“自己的根本利益”衡量着自己领袖的得失，只要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中国老百姓对于自己的领袖们从来是不迷信，不盲从的；当然，这也是教员教导的结果。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教员多次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
而教员对于中国前途以及国际局势的预言都惊人地准确。比如至今还被有些人诟病的“钢铁产量15年赶超英国”，尽管经过了曲折，最终目标还是实现了。再比如，用几十年到100年经济赶上美国，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说了总能做到，这是咱中国人的鲜明特点。
现在某些人习惯于把新中国建设出现的某些“失误”归咎于某个人，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战略家做出了决策，指出了方向，具体的事情还得要具体的负责同志去做。做具体工作人的品质、才能都决定着具体工作的成败或者说成败的程度。比如守街亭的决策是对的，而马谡因刚愎自用却使街亭失陷了。这样的例子我们的历史上也有不少。
我在《之三》篇中说到了1959年4月18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是他仍然心系农业。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就包产等问题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实际上1959年上半年，他连续撰写了六封《党内通信》，其中第五封是与“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商量农村工作的。这封《党内通信》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明确指出：“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毛泽东要求讲真话，同时指出许多假话都是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导致的。
结果呢，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还是发生了河南省信阳专区的大面积饥荒，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当事干部也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而同时期的东山岛县委书记谷文昌却带领全县人民掀起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造林运动。至1964年造林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绿化，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绿色长城”。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为了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他查风口、探流沙，穿骤雨、蹚急流，用腿脚丈量兰考1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在兰考工作只有470多天，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留下了让兰考人民长久记忆的不朽业绩，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是杨贵带领人民修红旗渠。山西昔阳县大寨陈永贵带领社员治理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自然环境恶劣，到1960年已经开辟出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实现了粮食丰收。
所以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我们不能因为局部的干部错误造成的损失而全面否定正确的路线以及战略决策。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
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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