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严肃认真地讲义和团。一则较久远。二则有些low，它是用来骂人的。
相对而言，改革家、公知、右翼讲的多一点。这些人热衷于开放、与国际接轨、以西方之发达对愚昧腐朽的中华文明进行改造。提及义和团唯一目的是讲它的丑陋。
反之，左翼不愿讲义和团。在现代人眼中义和团是一群小丑，实在不堪，不可能硬拗成伟光正。偶然有人站出来正名，名没正过来，自己却已经被嘲笑成义和团了。
义和团究竟是什么？细节不大清楚。但以下几点基本正确：“愚昧的本土ngo”、“最初是练武的一帮人”、“或多或少也反清”、“有一些宗教色彩”、“基督教在中国沿海传播，与非教民发生了严重冲突，义和团转而反洋”、“清廷最初也要抗击西洋，与义和团相互利用”、“清廷与义和团加一起也干不过洋枪洋炮，最终清廷投降，义和团被卖，被扑杀了”。
知道大概就可以了，我关心的是社会关于义和团的认知。历史往往是当代史，赞也罢，批也罢，客观也罢，主观也罢，至少有一半儿人是拿历史说时下的道理。
我上初中的时候，改革开放还在起步阶段，历史书上关于义和团的描述仍旧是“民间自发的存在缺点的爱国运动”，亦即官方总体上肯定其正义性质。
不久之后，港片进入了大陆。港片中的义和团完全是另外的形象，神神鬼鬼的一群人，金钟罩铁布衫，口口声声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结果是几枪打穿了，作鸟兽散。
“哦？原来是这样……”，港片中的义和团就是个笑话。
后来读了一些历史资料知道：袁世凯是灭义和团的，孙中山是赞义和团的。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是反义和团的。《闯关东》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当时的民间是赞义和团的。蒋介石呢？闻一多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充斥了义和团气息。
汪精卫呢？没查到相关资料。早期的汪精卫可能是赞义和团的，他刺杀过清朝的王爷，还写出过非常慷慨激昂的具有英雄气概的《被逮口占》。四十年代的汪精卫应该是反义和团的，他投靠了日本人了嘛。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教科书赞同义和团的性质，但认为有缺点。
近二三十年的教科书怎么讲，我不知道，也懒得查。也许已经不提了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近四十年中的近三十年，义和团在舆论中在多数人眼中已经臭大街了。
为什么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对同一个事物会有相同或不同复杂认识呢？（如建国初与二十年前）。甚至于同一流派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呢？（如孙中山和蔡元培，或李大钊和陈独秀与CCP49年后的教科书）。甚至于不同流派的不同的人？（如袁世凯和蒋介石）。更甚至于同一人的不同时期？（如姑且假设了汪精卫）。
暂不论为什么。这个结论想必对的：对于历史的认知与时代、环境、群体直接相关，在需要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在痛定思痛痛心疾首不得不学习西方先进体制的时候，对义和团要否定，比如强调民主科学炮舰的袁世凯李大钊闻一多。在面临强敌需要捍卫国家主权的时候，对义和团就会肯定多一些，如孙中山、蒋介石、CCP。
问题来了：既然因时间而不同，因条件而变化。那么，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在经历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之后，中国已经不是动辄挨打的清末了。总体上各方面已经是大国强国了（尽管均值仍然较低）。弱国需要的“捍卫心理”以及“自信崩溃后的匍匐心理”，都渐渐没有基础，这时候如何认识义和团呢？
以港片为标准吗？香港不足为据。
香港本身是殖民地，被英国人制服得服服贴贴。香港作为中间商、渠道、跳板、据点、洗钱处，中西都重视，都花了大本钱，香港的的确确享尽了殖民地红利。香港要依靠西洋在大陆找到优越感，香港怎么可能赞赏义和团呢？港片中的义和团一定是一群小丑。
以“民族主义”为标准吗？权势奴仆扶清灭洋？
随着中国崛起，“民族主义”又“复兴”了。怼天怼地怼空气，怼给中国添堵的主要对手也就罢了。宗教上怼，人种上怼，肤色上怼，经济上也怼。非我族类，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中华，必怼之。似乎这样才爱国。这不仅义和团了，比义和团还义和团。义和团也就怼怼传教士和八国联军这些侵犯者，怼全世界抖威风？
以“改革开放”为标准吗？看似正点，其实也不妥。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贬抑的低姿态，总认为自己是错的，要以对方为蓝本来改。总认为自己闭锁了，所以要开放。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强大发达如美国、日本、欧洲，它们怎么不讲改革开放？或者，假如中国发展到了欧美日一样的程度，是否也不讲改革开放了？或者，美国的武器、空间站、芯片，对中国开放吗？或者，中国抗击新冠的效力全宇宙首屈一指，它国怎么不改革制度学习中国呢？再或者，大烟馆、lgbt、枪支、种族主义…是否也要“改革开放”进来？这不是玩笑，这些玩意儿在某些群体和媒体上正如火如荼呢。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时代性很强的局部手段，它是有效的，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不过同时也是有限的和残缺不全的。在某个阶段采用，千秋万代则不可能的。它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两个手段。说的俗气一点，二十四字价值观中的12个概念，哪个不重要啊？
在我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结合时代和世界大势，重建中国的自主性、主体性、主动性更重要。确立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我为主构建新体系新秩序更重要。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他人为标准，这样就会陷入被动。芯片、伦理、时尚、期刊、大片、话语权…都很被动。你不是标准，你以外部为标准，你以“傅满洲眼”为美，所以你被动。
这与对义和团的评价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对义和团的评价本就是因境况而不同的。建国初教科书的总体肯定以及二十年前的冷嘲热讽，都是境况决定的。
这个时代以及今后怎么评价义和团？原本我也懒得评价。义和团好也罢，坏也罢。正义也罢，邪恶也罢。勇敢也罢，愚昧也罢，它本身不是重量级的运动。它昙花一现。它只是一个愚昧落后国家在面临强大敌人军事和经济入侵时本能的、杂乱无章的、激烈又徒劳抵抗行动而已。它的愚昧落后固然不值得称道，但它该死吗？它活该倒霉吗？
落后就要挨打，只是客观结果。但不能说这就是道义。学校里的霸凌那也是强大打弱小。中国政府扶贫几千万人，如果采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为什么要去扶呢？任其自生自灭算了。或者更赤裸裸一些，把他们变成印第安人算了。多样性也不意味着消灭呀。
义和团本身不是重要运动，但这个运动折射出的问题以及后人以此展开的争论倒是一些关键分叉的关键。因此，它才值得一评。我的观点大致如下：
一个群体遭遇强敌入侵时任何反抗都正当。尽管其可能愚昧到不堪一击。
散兵游勇和匹夫之勇基本是无效的，武器不行，组织和目标就要高度协同。团结更多的人。土共在这方面超级强。
诸侯、藩镇、军阀，无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尽管每一个都可能很强，整体上可能是一盘散沙。当年哪个军阀不比M同学强大？对外依然。
生产力和战斗力要不断升级。这是更轻松的方法，是决定性因素。三颗高爆弹可摧毁一平方公里的所有目标，头铁没用。
制度体系要更新换代，清王朝的确腐朽。无论什么政策，三十年都要调整，不信你就看看人口政策。王朝，三百年不变就会被推翻。制度，一千年也要更新换代。只目标未必是某个外国。综合历史、现实、它国，有效就拿过来。改革开放偏颇它国了，也要调整。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外国实际上也是很糟的。南美、非洲、西亚、南亚、中美洲、东欧，其改革了开放了大撒把了，很糟。欧洲、美国、日本很强，问题也不少，有些还是死结。中国，生产力一度落后了，但沉淀在文化基因中的某些优势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代需要新的综合。历史也罢，它国也罢，都是素材。而不是必须固执的迷信。中国历史有个特点，即包容性。包容不是大杂烩，须以恰当的情绪，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将古今中外拿来熔炼，制作出各种具备新风格的产品来，这产品，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制度上的，乃至文化文明上的。
不破不立，立的前提是必须破除过去的一些迷信。
【文/决战，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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