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瓦德西在中国写的报告和日记中，多次谈到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德文原文：kriegerischer Geist，也译战争精神或战斗精神）和义和团运动（也即他所说的“拳民运动”）的关系。例如，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数百年以来，这个民族就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也没有外敌威胁这个国家。1860年英法联军与中国的短暂战局和中国最近与日本的战局，仅发生在有限的区域内，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战局似乎根本就不知晓。这样以来，中国人便逐渐地丧失了一切尚武精神，其结果是，在总的价值体系中，军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现在，在军人中确实已没有任何尚武倾向，而军人缺乏尚武倾向会使民族变得衰弱。”
在瓦德西看来，“中国人普遍胆小怕事，这固然不是一种完美的性格特点”，但是，
“拳民的起义说明，在中国还有许多另一种类型的中国人。许多死刑犯——李鸿章在广州一年内就下令处死了5万人——的行为证明，他们通常都具有毫不畏死的精神。谁表露出了怯懦，谁就会受到他的难友们的唾骂和嘲笑”。
瓦德西在1901年2月3日写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一份报告中，再次明确地谈到了中国的尚武精神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他写道，
“由于自若干世纪以来没有受到外部敌人的严峻威胁，中国人民已变得缺乏尚武精神”，不过，“中国的尚武精神尚未完全丧失殆尽，拳民运动已经提供了证明”，“在山东、直隶两省，就至少有1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
关于义和团武装失败的原因，瓦德西这个联军统帅的观点也颇值得中国人反思，因为他得出的结论是：
“拳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装备很差，大部分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击发式武器”。
这也就是说，在瓦德西的眼中，“拳民运动”的存在，是中国尚存在“尚武精神”的一个证明，而具有“不畏惧死亡的精神”的“拳民”，就是中国尚存的“尚武精神”的承载者。中国民众和军队中“尚武精神”衰弱了，所以中国也衰落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关于义和团失败的原因，八国联军第一任总司令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与瓦德西的观点是一致的。西摩尔曾率领约2000人的联军，1900年6月10日从天津出发，沿津京铁路，经廊坊进攻北京。但是，由于义和团和一些清军部队的英勇抵抗，他率领的联军占领北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西摩尔事后回忆说：
“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是近代枪炮，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没。”（转引自邵鲁文：民族意识觉醒一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载：新华网，2018年11月13日）
但是，瓦德西对中国“拳民”和“拳民运动”的上述评价，并不能掩饰他作为由德国皇帝任命，由英、法、俄、美、日、意、奥匈七个列强国家认同或默认的联军总司令，与中国“拳民”所处的敌对状态，更不意味着他对中国“拳民”存在着丝毫的宽容。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拳民”是中国“尚武精神”的承载者，是他统帅的联军的敌人，他才更加重视“拳民”，更主张要坚决打击和消灭“拳民”。他在1900年10月13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就清楚而明确地表明了他对“拳民”的这种态度。他写道：
“数日以来，关于拳民活动的消息增多。有消息说，在天津－北京－保定及其以南地区，有大批拳民从事破坏捣乱……同时也有消息说，在保定，较强大的中国部队（关于其规模，说法差异很大）与拳民进行了战斗。我已命令联军部队，在其所经过的所有居民地，彻底搜捕拳民，一旦抓到拳民，均可统统枪毙。”
由此可见，大量义和团成员当时受到联军部队的追捕、围剿和屠杀，既是列强在中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决定的，但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对待“拳民”的强硬态度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不过，把“拳民”视为敌人，并未妨碍瓦德西对“拳民”和“仇外运动”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研究。他在1900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其分析和研究的结果。他认为：
“那种把中国国内产生的仇外运动归咎于传教活动的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的仇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认为强行进来的文化不适合中国而逐渐形成的。”
关于中国产生“仇外运动”的具体原因，他还列举了以下五点：
1、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减少了某些职业阶层的谋生能力——人们此时自然会联想到，在欧洲早期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2、“由于不重视铁路沿线涉及到的许多坟墓，伤害到了居民的宗教感情，从而造成了恶性流血事件”；
3、“近年来瓜分中国已成为各国报纸都喜欢讨论的话题，这必然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上等阶层人士的自尊心”；
4、“欧洲的商人竭力地欺骗中国人，以图私利，这种行径长久下去绝不可能使中国人感到高兴”；
5、“个别传教士做事无所顾忌，其他的许多传教士至少是丧失了特别的自尊”。
瓦德西还认为，“拳民”日益增多与战争有直接关系。他在1900年9月29日给德皇的报告中写道：
“我相信，大量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男人，将会进行抢劫……或者将会参加义和团。我深信，此次战争制造的拳民，比在战斗中丧命的拳民更多。”
在谈到中国的抵抗力量时，瓦德西除提到“拳民”之外，还提到了主战派。瓦德西认为，“中国还有主战派”和“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强大势力”。他在1901年3月28日致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中国皇室现在有实现和平的愿望，中国和谈代表在实现和平方面也有诚意，因此，如果列强早提出条件，现在和谈早就结束了。至于中国人是否会长久保持这种诚意，我认为，如果和谈长时间拖延下去，是大有疑问的，因为中国还有主战派，他们正在积极地施展阴谋活动，期盼着列强的分裂。而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使他们再次对此充满了希望。”
瓦德西对中国“拳民”们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毫不畏惧的精神，表露出了发自内心的惊叹。他在其1900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是，本来很怯懦的中国人，在面对死亡时却表现得十分镇定。在不计其数的死刑中，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中国人，在面对死亡时，表露出恐惧或情绪波动的哪怕是一点迹象。”
瓦德西对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中国“拳民”所表现出的这种既惊叹又坚决镇压的态度，虽然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作为入侵联军统帅，瓦德西负有镇压“拳民”的任务，“拳民”是他要消灭的敌人，但作为具有浓厚军国主义传统的普鲁士-德国的一个老职业军人，他又深深懂得具有“尚武精神”的、“面对死亡却表现得十分镇定”的国民，对于一支军队和一个民族的重大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对中国的“拳民”和“拳民运动”毫不畏死的“尚武精神”的惊叹和敬重，绝非是口是心非的奉承，而是其真实态度的自然流露。
与瓦德西对中国“拳民”和“拳民运动”的态度相比，国内外历史界和舆论界那种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一味批评、抹黑、甚至辱骂，则不免显得太过于短视、肤浅和可恶。中国的义和团面对外来侵略者，在实力对比那么悬殊、局势那么险恶的条件下，都敢于亮剑，明知打不过敌人，仍然拔刀而起，挺身而出，凭一腔热血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硬是迫使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却相互矛盾、劳师远征的西方列强国家，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企图，从而为中国免遭被全面肢解的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义和团的某些斗争方式虽然已不可取，但是其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尚武精神”或战斗精神，则是仍应该被国人引以为荣，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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