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毛泽东提出了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指明了我军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毛泽东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需要有现代化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我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迫切要求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尽快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普及教育和院校高层次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我军文化素质；重视苏联顾问的作用，提倡虚心向苏军学习，迅速提高我军指战员的现代化军事科学水平。这些措施取得了快速而重大的成效，为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普及教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技术也很吃力。1950年6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为了尽快改变我军官兵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主持总政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详细修改后，于1950年8月1日颁发全军。决定从1951年1月起，在全军开展3年的文化教育，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并规定连队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团以下机关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学校等等。指示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其中“但又是正规的”为毛泽东所加，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全军发起了向文化进军的大战役。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5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军遂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任务，文化教育任务被迫推迟。1951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已形成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态势，国内剿匪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决定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增产节约，转移国家财力与人力去加速建设国防工业，抽出干部来加强特种兵。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1月，林彪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16日，林彪召集各总部和海空军领导干部开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部队精简整编的指示精神。他提出，要抽调大批干部轮流入学，提高文化与军事科学知识，培养大批掌握新技术的人员。征得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同意后，向毛泽东报告，建议改变1952年开始正规军训的计划，决定全军先进行一年多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的教育。林彪的建议显然是在局势改变的条件下重提毛泽东曾强调过的任务。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建议。1951年12月9日，总政治部向军委写了《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及发展文艺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1951年11月29日，军委发出《关于1952年军队军事训练的指示》，指示中决定：1952年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等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训练任务。时间比重为：文化学习百分之五十，军事训练百分之三十，政治学习百分之二十。指示中确定：所有正规学校均按学员文化程度重新编队，凡具有高小毕业者，一律按原定计划学习与毕业，其余则首先将文化提高到高小毕业程度，再继续军事学习。指示要求：大办文化学校，以便文化低的干部和优秀战士有更充分的机会学习文化，同时又为正规军事学校培养了学生。指示还要求：在以文化学习为主的训练中，注意进行军容风纪教育，注意军人生活的养成。为了贯彻军委的上述指示，总政治部于12月5日发出了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大纲。
1952年8月14日，罗荣桓就全军文化教育工作的情况，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全军文化学习运动，已成为高潮。截至7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万人投入文化学习，其中有干部六十万。已开办速成中学55所，速成小学222所。今年八九月间，绝大多数部队将结束速成识字阶段，转入语文课本教学和算术教学。部队经过速成识字教学，文盲迅速消除，面貌正在改变，好学上进成为风气，通俗读物供不应求。指战员眼界在扩大，思想在开展，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信念在加强，学习军事技术更加便利。罗荣桓建议：“国内部队，除个别担负特殊任务者外，应把文化教育当做整个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加强具体指导。在文化教育中应开展立功创模运动。”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亲自作了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
在毛泽东等军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全军文化教育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到了1953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80%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部队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通过军队院校教育培养较高层次的军队人才
毛泽东特别重视军事院校在教育训练中的地位。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毛泽东指出，建国初期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迅速地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要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有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在这方面，军校负有伟大的责任。毛泽东把军事学院的建立同我军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历史性转变联系起来，认为军事学院诞生本身就是这种转变的伟大标志。军队院校，是达到统一全军思想的基地，是全军军事建设的模型。干部是军队的骨干，院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说，院校塑造出什么样的干部，也就决定军队将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军事院校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全军的模范和领导者。在院校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要求院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培养现代化正规化军队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50年代初提出了按高、中、初三级构架军事院校体系的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
1950年3月10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军委机关及军事院校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一）继续加强空、海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坦克装甲兵工兵司令部；（二）加强航空、海军、防空、测绘、机要学校，筹建正规的炮兵、工兵学校；（三）筹建陆军大学，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训练中心，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请刘伯承主持。这个报告被批准并陆续组织实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其中包括：创办1所全军性综合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为军事学院）；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高级步兵学校、初级步兵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各军兵种新建一批专业学校等。据此方案，全军除首先改建了一批学校外，1951年1月，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2年6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调整全军军事院校的命令。命令规定，全军编总高级步兵学校1所，高级步兵学校2所，步兵学校9所；高级炮兵学校1所，高射炮兵学校1所，地面炮兵学校6所，军械学校3所（炮兵军械学校2所，步兵军械学校1所），炮兵摩托学校1所；战车学校2所；高级工兵学校、工兵学校各1所；高级通信学校、通信工程学校、通信学校、雷达专修学校各1所；化学兵学校1所；防空学校、城防高射炮学校各1所；测绘学校、俄文学校和后勤系统的财务、军需、运输、油料、兽医学校各1所，协和医学院1所，医科大学6所（同年11月，改设军医大学7所），卫生干部学校（11月改为军医中学）15所。此外，空军在原有10所航校的基础上，增建航空学校、干部学校各2所；海军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增建海军预科学校、政治干部学校和后勤学校各1所。各大军区各增建1所政治干部学校。至年底，全军共有文化学校99所。1952年7月，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在北京成立，李聚奎任院长。1953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
毛泽东亲自给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颁布训词。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说：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予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强调：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根据1953年军委高干会议明确规定的“训练干部是全军中心工作的中心”、“今后培养干部的方法，主要靠学校”的精神，自1954年起，按各军、兵种的需要，除个别学校有所减少外，各军、兵种专业学校陆续有所增加，至1956年，全军院校总数达到171所（不含文化学校）。即：有指挥院校56所，政治院校6所，技术院校31所，航空学校11所，医务院校11所，预备学校56所。其中属于总直72所，海军16所，空军33所，炮兵18所，装甲兵7所，工程兵6所，铁道兵1所，通信兵9所，防化部2所，公安军6所。逐步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高中初相衔接的院校体系。这种体系，比较符合科学合理地培训军队各级干部的要求，对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号召全军虚心向苏联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为帮助训练，开始聘请一些苏联顾问。此后，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空军、海军。中央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也陆续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聘请苏联顾问，开始并没有计划，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同苏联方面商定。苏军在华的顾问，每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个别年份略多一些。他们主要分布在机关院校。苏军顾问的任期一般为一年至两年，个别短则几个月，长则四五年。他们集中在空军、海军，总部及陆军部队相对少一些。当时，中苏经过协商，决定在总参谋部设总军事顾问，在各军种、兵种、大军区分别设首席军事顾问。
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非常重视我军与苏联顾问的关系，因为这是学习苏军、迅速提高我军指战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的现代化军事科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他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但在高、中级干部中出现了一些阻力：主要有两种情绪。一是认为过去没有苏联军队那一套也打了胜仗，解放了全国大陆；二是认为苏联军事理论不适合中国情况，不如学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有人成段成段引用毛泽东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作为不愿学的论据：“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因此，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上也不时出现一些矛盾和不融洽的现象。
1952年7月，总干部部苏联顾问卡苏林对中方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在10月20日指示：在11月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中，各有顾问、专家的单位，要检查与顾问专家的关系。1952年11月4日杨成武向毛泽东并军委总参谋部呈送了关于同华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团进行交谈的情况给的报告，并请示苏联顾问可否参加部队党委会议。毛泽东批示：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此件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总干部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2月8日召开干部座谈会，全面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会后，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向彭德怀并毛泽东报告说，苏联顾问在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很好，可以作为今后改进工作的方向。报告还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工作态度上相互之间都是诚恳的，如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提出商量或予以解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工作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12月14日，毛泽东就萧克关于军训部与苏联顾问合作的报告批示：“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12月28日毛泽东又在总干部部的报告批示：“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随后，各军事单位对与苏联顾问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普遍检讨。
1952年12月31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提交了一份综合报告。报告说，从已报来的材料看，各单位和顾问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遇事均同顾问商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思想上对“争取顾问帮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认识不深刻，行动上对顾问有不够尊重的表现。各单位提出的今后改进意见主要有: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首长及部门的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向顾问征求意见等。毛泽东批示：“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作出了“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的指示。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表示：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特别强调：“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讲解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4条具体要求。彭德怀强调：现代化军队的建设工作，对我们说来完全是生疏的工作，虽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但要把苏联的先进经验变为自己的东西，使自己真正掌握起来，还要经过实践的过程。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下级干部，正在实际活动中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已有成效。各级领导必须切实地到下面去亲自检查，把下面的创造性经验加以总结，使学到的苏联先进经验经过实践加以发展，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后，苏联顾问普遍反映关系改善，比较满意。苏联方面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大量军事专家和顾问，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迅速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科技人才和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指挥员，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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